《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页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原标题：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吴仁宝

　　2013年3月18日，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因肺癌逝世，享年85岁。这位“天下第一村”的领导者、全中国最有名的“农民”的葬礼上，国家最高层次的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使他身后拥有一份与一个村党委书记不太相符的哀荣。

　　在他的领导下，华西村由一个贫穷的小村子成为一个富甲一方、名为乡村的“城市”。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华西村所有企业的实际董事长，他还是政府官员序列中的一员。自1957年，吴仁宝成为华西村书记后，他还当过江阴县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常委等。吴仁宝执掌华西村几十年来，在亦官亦商的模式下开辟了华西村政经一体式的金光大道。

　　原来党也会犯错误

　　吴仁宝1928年出生，从小给别人放牛做长工，一贫如洗。新中国成立后，吴仁宝热烈拥护当时的每一项政策，大跃进、放卫星、刮五风，紧跟党走。1958年，浮夸风，他虚报了亩产3700斤，当得知别人报了1万斤时，当即怒指对方做假。但吴仁宝后来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1994年，吴仁宝接受采访时说道，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公开承认了施政上的一些错误，强调要实事求是。这次大会让吴仁宝意识到，原来党也会犯错误，也会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从此对党的农村政策服从但不盲从。

　　一开始，当吴仁宝感觉上面传达下来的政策不切实际时，就立刻硬顶回去，最后被上级恶评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险些被革职。但吴仁宝很快就调整了对策，上面不管什么政策，当领导面一定会坚决答应，做到“口头落实”，背后不一定执行，靠这种灵活方式维护村里利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吴仁宝已经是村支部书记和江阴县委书记一肩挑了，他真的带领群众“白天干了不算，晚上还要干，晚上干了不算，第二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吴仁宝自己也下地干活，而且干得比一般农户还要多，因此获得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中写道：“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看到这篇报道，81岁的江阴老乡、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写了很长一首赞美诗，其中提到“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但学大寨的现实是，华西被称作是“做煞大队”，邻村的姑娘流传“嫁女不嫁华西郎”乡谚。全村人拼死干活，农业总产值也只有24万元。于是1969年吴仁宝私下里抽调20个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三年后产值就抵上了种粮收入。这一时期，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吴仁宝本能的经济理性仍让他冒险把小五金厂偷偷开了下去。四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到了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乡村中已经是富甲一方了，当时中国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百万级的购买力对一般人简直是天文数字。

　　吴仁宝这么做的后果是一边受表扬，一边挨批判。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

　　视“南巡”为商机

　　华西村人杨永昌回忆，吴仁宝“每天坚持阅读报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收看新闻联播，及时了解中央政策和经济情况，心里清楚得很”。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的吴仁宝已经比很多同时代人要成熟得多。中央推行分田承包政策，吴仁宝并没有立即采纳，而是到河北、河南多地考察，回来后，只甩了一句话：“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在主旋律的共鸣中奏出独唱调并非易事，压力之大，恐怕只有吴仁宝自己知道，为了给自己寻找政策的合法性，吴仁宝从中央政策中愣是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样一句话为自己辩护。

　　华西村不分田，而是集资创办了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到1984年，单这一个厂就净赚了2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坊间最流行的话。吴仁宝根据多年的政治经验，立刻嗅出经济政策调整的商机。

　　吴仁宝把全村的干部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目的是讨论他对于宏观经济即将上行的判断，当天会议后下达了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工业原材料的指令。为此，吴仁宝率人四处奔波高息借贷，另外又利用华西村先进的名声到处要指标、跑铝锭。大儿子吴协东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这次精准的商业预判，为华西村实现了早期的原始积累，也为吴仁宝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解读中央的宏观政策为华西村的微观经济服务，吴仁宝一直是这么做的，也一直没有失过手。2007年底，国内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中央新闻中，关于经济着陆的讨论越来越多。吴仁宝也感觉身边的物价上涨得很快，2008年初，他召集村里的干部和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讨论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最后吴仁宝提出，生产性企业立即削减库存产品，同时停止购进原料，必须先有订单后生产。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多扩张太快的企业都遭受重击，华西村的企业却安然无恙。这一役，再一次使吴仁宝成为全村人佩服、倚靠的对象。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如同在经济上收放自如一样，吴仁宝在华西村的高度权威也一点不妨碍他在对外交往上谦逊亲和。

　　一度与华西村同样富裕且出名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二省并称是“北大南华”，大邱庄的禹作敏出名后逐渐态度骄横，排场很大。据说，吴仁宝还专程派人劝过禹作敏，但没起作用。禹作敏最后因妨碍公务、窝藏、行贿等罪名锒铛入狱。

　　1994年，吴仁宝还带着富了的华西村人专程到昔日最耀眼的村庄大寨考察，贴心地为大寨人送去了羊毛背心，吴仁宝亲自为大寨的老支委梁便良扣上羊毛衫的扣子。在与大寨铁姑娘郭凤莲会面后，吴仁宝公布了他带来的对口支援项目。在虎头山陈永贵的墓碑前吴仁宝三鞠躬，并在发言中使用“共同富裕”的政治术语来解释这次考察行动。

　　吴仁宝还特别在乎强化“中央——村”这样的呼应关系，中央有“一国两制”，华西村就有“一村两制”(集体制、个人制);中央有“三个代表”，吴仁宝就亲自为华西村艺术团编了三部表现“三个代表”的戏剧;吴仁宝指定华西村大楼设计高度为328米，因为当时北京最高建筑就是328米，这样华西村就可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了。

　　吴仁宝的四个儿子也使用伟大领袖名字中的单字命名以示纪念，分别叫东、德、平、恩。吴仁宝因为幼时家教很严，所以对自己孩子也很严格，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挨打。

　　现在除孙女吴芳2012年当选江阴市副市长外，大部分吴家人都被吴仁宝召回村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占据了华西村党委将近一半的书记、副书记职位，在这个党、村、企合一的村庄，实际上把握着整个华西村的经济命脉。

　　吴仁宝每天晚上十一点上床睡觉，凌晨三四点起床，梳洗完毕后就开始看报看电视新闻，看到感兴趣的内容会随时召开干部会议。吴仁宝在村里没有办公室，很多会议都是在他家的客厅里开起来的。

　　在去世前，八十多岁的吴仁宝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为一拨拨游客演讲，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等，听他作报告是到华西村旅游的必看节目。虽然吴仁宝讲的方言必须依靠孙媳的“翻译”，但每当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用生活的俏皮词汇宣讲华西村是如何紧跟中央、走向胜利的故事时，听报告的人们总是会发出会心的大笑。

　　吴仁宝最后嘱咐“仪式从简”，“应该是考虑到党中央正提倡节俭”，因此追悼会村里只放了一排花圈，而不是事先计划的一片花的海洋，这大概是吴仁宝一生中最后一次敏锐地把握中央精神吧。

　　(参考资料：吴晓波：《激荡三十年》;冯治：《吴仁宝吐露心曲 为什么要干到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