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以竹为生: 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

　　1950年初，春节前夕，石定亮——未来的马村公社党委书记——从石堰来到夹江。他曾经是一名抄纸工，但现在赋闲在家。当时石定亮的父亲让他等仗打完了再出来，可是石定亮想要进城买些肉过年。到了夹江后，一个北方口音的士兵将他拦住了：“别动，再动我就开枪了。背后扛的啥?”石定亮双膝跪地，取下背上的布鞋，捧到士兵面前。和许多乡民一样，石定亮脚上穿着草鞋，进城才换上布鞋。士兵说：“我还以为是把枪呢，对不住，对不住!”石定亮没进城就战战兢兢地折回家了，心里一阵纳闷，这没见过的士兵是什么人呢，怎么不打他，不抓他去当兵，还给他一个乡巴佬道歉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家机构迁往南京，通货膨胀日趋严重，造纸业也随之陷入低谷。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近四川时，商人吓坏了，纷纷转入地下，商业活动逐渐销声匿迹。1949年底，十个造纸工有九个待业在家。1949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遭遇抵抗，轻松占领夹江。夹江县的收成向来不好，新政府一上台立即向槽户发放100吨救济粮、100万元贷款以及苏打、漂白粉和竹料等援助物资。要知道，当时不管是政府还是军队都严重缺粮，政府在四川其他地区推行的也是严苛的征收政策。造纸工能获得优待完全是因为当时人民政府对纸张的需求像粮食一样急迫。东部沿海的多数造纸厂皆因战争而毁，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切断了中国所有的纸张进口来源。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大量纸张向民众来宣传其执政目标，动员民众参加政治运动。正如四川造纸业代表团在重庆会议上听到的那样：“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纸张是必要的战争武器之一。我们需以最大的热情与毅力来完成这一最有历史性、战争性、国际性光荣的生产任务。”在四川，这项“光荣的生产任务”几乎不可避免地全落到了槽户的身上。在川西地区，现代纸厂的产量只占总产量的9%，而夹江纸坊的产量占总产量的86%，剩下的5%来自四川乡村手工纸坊。接下来的数年时间，机器纸厂的产量都不达标，但手工纸坊总是能轻松超额完成。机器纸厂甚至使用手工制作的纸浆。乡村手工纸坊打好浆后，垒成砖头的形状晾干，再运到城里，因为机器纸厂的纸浆储备量赶不上机器造纸的速度。

　　夹江地区的造纸工和许多其他农村人口一样，也受到来自国家权力和20世纪科学知识的双重洗礼。社会主义中国热衷于在列举和分类中生成它设定的描述对象：农民、工人、地主。国家在夹江县推行政策针对的是个体，连每个人摄入多少热量都要接受管理。同时，个人也按职业和阶级划分成不同类别。之前由个人或家庭策划的事宜现在都由国家接管，比如市场营销和工作任务调度。先前“埋藏”在造纸匠手中的知识，如今国家指派的专家以“公众利益”的名义要求获得。在很多方面，这是20世纪技术官僚精英将知识和权力聚集在自己手中的常见情形，或者是发生在急剧现代化国家里的故事。不过，从当事人的实际感受而言，生活水平的真正改善，却并不是发生在革命、土改和合作化时期，而是发生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50年代除了政治运动，社会关系基本上保持不变;性别和辈分规范上的变化也很缓慢。最重要的是，日常工作也没有改变，睁着眼睛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作坊上班，工序也和先前一样。

　　当然，记忆会根据当下重构，90年代末的访谈对象也可能淡化了变革的剧烈程度。但是，他们都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个行进在现代化路途上的国家确有荒谬之处：一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持这样的观点，社会生活最终取决于对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创造和提取，它施加了强大的控制力，却让工作的实际情况全然不发生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大刀阔斧转变工作体验，却常常保留资本主义结构或旧式组织结构，或照搬资本主义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系统性的：迈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和帕维尔·克罗托夫(Pavel Krotov)认为，由于供应不稳，生产设备不均且陈旧，工人不得不靠自己来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国家规划部门不得不放权，让工人对生产拥有更强的控制力。他们还指出，为了顺利完成计划，管理人员只能放宽配额要求，让权给工人以完成计划。

　　夹江造纸坊停滞不前的原因有多个，每一个本身都足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最明显的莫过于国家对手工作坊投资的不重视。政府要求作坊“自力更生”，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改造自己。夹江县和其他地区发明的廉价、实用、符合本地水土的技术本可以转变地方造纸业。实际上，它们也的确改变了这一产业，不过整整晚了30年才派上用场，改革开放后的家庭造纸作坊兴高采烈地使用钢制高压蒸锅、机器打浆设备以及其他在“样板作坊”中发展和改进的各种技术。在集体化阶段，造纸工虽然了解这些技术却无法应用，因为所需的材料他们没有。手工造纸所用工具几乎一律用石头、木头和竹子做成;就连刀和斧头都短缺。就算农村合作组能有高压蒸锅和打浆机，这也需要烧碱、煤、柴油等材料，这些都是供应缺乏的配给物资。

　　中国的发展策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但它最终还是将中国变为一个工业大国，所以对其指责太过略失公允。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受限诸多，又想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将重工业和国防业的发展置于手工匠人和农民之先，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在做出不发展夹江造纸业的决定时，钢铁短缺、材料不足都不是主要的因素;起更大作用的似乎是一种僵化的逻辑——它将技术发展水平与一定类型的所有权，将所有权类型与地位和权利资格连在一起。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手工业很快让位于机械化工业，手工匠人也将演变成工人。造纸人和国家规划者都将这理解为，这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机械化都可以让集体作坊升级为国营所有权，它们的工人能被包括进新兴的城市供给体系当中。造纸工认为机械化就像一个魔法棒，让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工人。工业局的干部也从权利资格的角度来考虑机械化，因而这会潜在地推高而不是降低生产成本。在工业局的文件中反复出现的担心之一便是，机械化的苗头会让大家蜂拥进入造纸业。1958年之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工业厅进退维谷。一方面上级要求将落后的手工生产转变为现代工业，一方面又不能让手工匠人进入国有部门。工业厅希望夹江县能实现“民主化”“合理化”“企业化”，在国家不插手的情况下，手工业合作社能自力更生。这是一个自发的“自我泰罗制化”过程(即科学管理——译者注)。造纸合作社增大职业分化，加强劳动纪律，免去松弛时间，最后慢慢重组劳动过程，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重组之后，机械化自然会出现，就像最后的奖励。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造纸工一方面热切地想要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却不愿意不断进行自我剥削和去技能化来推助工业化。最后，造纸业还在原地踏步，仍然是手工集体化形式，造纸工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也是沿用以前的工艺。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大范围去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