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张芳曼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注长征，显然是受了斯诺的影响。“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那时，索尔兹伯里就决心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

　　直到1984年，时年76岁高龄的索尔兹伯里才完成了属于他的长征——历时两个多月，跨越7个省，行程约1.2万公里。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在很短时间里就拥有了众多读者，并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翻译出版，三年后，在中国也有了中译本。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这是索尔兹伯里在书中对长征的概括。

　　这些并非夸大之词——在漫漫征途中，红军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了近百条江河，攀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征服了人类的生存极限。长征，放在人类历史的哪个时段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所燃起的一个民族的梦想，更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有关长征的叙述是无数人反复书写后“层累的堆积”，但不可否认的是，斯诺与索尔兹伯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关于长征史诗的丰富细节，赋予了长征更多的国际坐标，使它在更为广阔的对比中获得了认同。

　　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之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这本书中显示了一名优秀记者所具备的综合素质。为了呈现这些“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调动了所能调动的所有资源，事先做足了功课，不仅查阅了大量与长征有关的资料，咨询了胡华、王愿坚等相关专家，还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进行了扎实而全面的采访，比如陈丕显、伍修权、王炳南、刘英等。重走长征路时，他怀揣着心脏起搏器，携手也已古稀之年的妻子夏洛特和74岁的好友、“中国通”谢伟思，在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和外交部资深译员张援远的陪伴下，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每到一处他便与当地干部、学者，尤其是革命纪念馆或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座谈。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访问了当时为红军配过伤药、缝制过衣帽、运送过伤员、做过饭、摆过渡的诸多老人，详细了解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白天采访、考察，晚上则立刻用便携式打字机整理采访素材，索尔兹伯里的“拼命”给随行的中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人们记忆的种种偏差，即使是关于一些重要事件的讲述也存在着多种版本。索尔兹伯里坚持一个事件一定要有三个以上的资料来源才会在书中采用，这也是他的书被认为具有更多参考价值的原因。

　　索尔兹伯里说，自己是带着问题走过万水千山的。他和所有的外国朋友一样，想搞明白红军为什么可以数次置之死地而后生，长征又是怎样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天下。

　　1934年10月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红军从瑞金开拔时。这一行动极为机密，除了最高决策者之外，许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他们在进行一场战略转移，而最高领导人对于红军的未来也没有明确方向。书中记载，毛泽东当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前进。担架主体由两根坚韧的空心竹竿组成，中间是绳网，十分轻便，像水手的吊床一样可以上下左右摇晃。毛泽东的身体非常消瘦，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决不会因为睡觉而掉到外面，因此也不用把自己绑在担架上……

　　在他的笔下，红军行走的雪山与草地人迹罕至，是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土地。“没有人来这里探察，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也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即便是英国专家经营的中国邮政系统也不能到达这片区域，红军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向草地挺进的时候就已经走出了地图的范围，雪山翻了一座又一座，似乎没有尽头……”索尔兹伯里并没有回避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那虽然是个美丽的月夜，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长征极有可能前功尽弃……最终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终于分道扬镳……

　　虽然索尔兹伯里更关注细节，更擅长复原每一个事件发生发展的关键点，但当你读完所有的章节，就会明白，他想要传达的是：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程，也不是一场场简单的战役，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伟大远征。在他看似客观的陈述中，我们每个读者都会明白，经历了遵义会议、红一方面军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决北上、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等重大事件之后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形成共识，只有尊重中国的国情、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长征的壮怀激烈，不仅仅是因为感天泣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更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熔炉，是残酷的思想交锋的前沿，是不断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走向空前团结的历史必然。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有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对未来的憧憬，有了核心的领导层和核心的战斗力，那种战友情超越了原来的血缘关系和简单的地域关联，转化成坚不可摧的凝聚力。

　　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个外国记者，通过自己的采访、写作与思考，水到渠成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便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长征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的数年间，看起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翻云覆雨，而共产党人再未缺席，不但成为重要的角逐力量，而且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长征犹如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完美地连结了起来。直到今天《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依然是研究长征的专家学者经常提到的一本经典。这正印证了当年作者的判断，他说：“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