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算是一部回忆录，先是在广受读书人好评的《万象》杂志连载，赞之誉之者有之，訾之骂之者复有之。陈巨来擅篆，铁线功夫精到，依此加入上海中国画院者仅二三子；文章也老到，白描功夫了得，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陈巨来写此书时，尚身处坎坷逆境，全凭记忆，没有资料参考，所作断断续续，真假虚实难免有误，这是肯定的。很大程度上，陈巨来视写作为一种郁闷中的排遣，虽然再三托人保存，期待今后出版，其实心里无底，并不清楚今后能否真的问世。能留下这么一部“新儒林”的当代掌故，恰如无心栽柳，不料却养成一片绿荫，后人徜徉其中，感受清风徐来，心旷神怡。放眼四望也难免有病树枯草，或拔除，或重栽，或不屑一顾均可，又何忍再予苛责。

▲陈巨来擅篆，文章也老到，《安持人物琐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程潜是陈巨来的靠山，也是他的贵人

《安持人物琐忆》中有一篇《记程潜与杨虎》，记述陈巨来与国民党军人程潜、杨虎之间的关系，兼及同属印人的王福庵。拍品市场上程氏函札二通亦与陈巨来有关。将陈巨来回忆与程氏函札对照阅读，以小见之，可以观察陈巨来回忆的可靠性有几何，以及一个军中儒将对篆刻艺术的痴迷程度；放大而言，可以观照那时文化人与军阀政客的交往生态。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老同盟会员，曾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反清革命。民国后，程潜仍数度出任要职，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辕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授一级陆军上将。1949年8月在长沙同陈明仁率部起义。

戎马倥偬之余，程潜喜与文人墨客交往，多才多艺，擅诗，能弈，写的“瘦金体”别具一格，尤喜收藏名家印章。他与陈巨来交往，当然都与篆刻有关，留存的信函内容也大抵如此。蒋介石上台后，程潜曾下野赋闲，在上海法租界思南路当寓公，业余喜爱临摹《石门颂》，买各种石章，请王福庵、邓粪翁、陈半丁、齐白石等人篆刻。陈巨来在《记程潜与杨虎》中说，当年他名气不如这些人，但其润例却在他们之上，每字要价三元，王、邓、陈二元一字，赵叔孺最高，为五元一字。

其时，陈巨来与画家陶冷月关系莫逆，陶用印均出他之手。陶的连襟系程潜部属，因而陶与程潜关系非同一般。通过陶的关系，陈巨来得以结识程潜，陶介绍他至程府治印，每字也是三元。去多了以后，两人很谈得拢，陈巨来说是“似有夙缘”，陈巨来尊称程潜为“老伯”，程潜则客气地称呼他为“巨来兄”。陈巨来其时不过30来岁，程潜却极为欣赏他的篆刻，认为其前途无量，有青出于蓝之势，竟连自己收藏的王福庵等名家刻章，也磨去请他重刻。

▲陈巨来自刻的扇骨

1936年程潜去南京任军委会参谋总长，程潜的老部下杨虎在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那一年，陈巨来辞去上海警察局职务后，仅靠刻印为生，亟思谋一新工作。程潜是陈巨来的靠山，也是他的贵人，陈巨来有困难，程潜便以权谋私，介绍他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少校秘书，相当于吃空饷，算是给陈巨来一点报答。尽管如此，杨虎仅将陈巨来录为上尉书记，后在程潜压力下，才不得不升其为少校秘书。

陈巨来当闲差，拿钱不管事，时间余裕，则为程潜刻几方石章。一方面是陈巨来的作品颇得程潜的喜好，另一方面是陈巨来有意逢迎，经常为其义务劳动。有次程潜竟送来74方印章让陈巨来篆刻，陈叫苦不迭。陈巨来回忆，在司令部上班，不是与办公室同事聊天，便是为程潜刻印：“程公一共命余作印达200方以上，每星期必有一二函，均属刻印文语也，二年之间积函100封左右，在66年余全部呈于画院了。”

程潜喜欢传统篆刻艺术，最为推崇赵之谦。1936年5月16日，程潜在致陈巨来的一封信中写道：“此等文学艺术（指篆刻），近来虽受欧化影响，不为社会所注意，潜相信此等文化永古不磨。”他曾不惜重金搜集赵叔孺的印章，有次从古董商手里购得一方，再三把玩后，断定“似非伪作”，并写信告诉陈巨来，视如拱璧。

当时印坛执牛耳者，为赵叔孺和齐白石两人，前者印风渊雅合度、精谨超逸，后者则大刀阔斧、纵横开阖，为民国印坛并峙双峰。陈巨来系赵之弟子，亦以工细精到而著誉印坛，被赵誉为“元朱文为近代第一”。程潜与齐白石虽为湖南老乡，却抑齐扬赵。赵叔孺时居沪上，程潜在陈巨来陪伴下去拜访过他。程潜见赵，并不摆官架子，反而如学生见老师，侧身半坐，十分恭敬。

▲陈巨来画松，吴湖帆补石，谢稚柳题记。

程潜对于陈巨来勉励有加，常鼓励说：“欲成大器，当自刻苦精心得来，非偶然也。”每见陈氏佳作，喜不自胜，说：“日加精进，足堪庆贺。”

程潜对于印章材质尤为考究，刻印多用上等青田、鸡血甚至田黄，尤喜用青田石篆印。有一种上品青田石，质地莹润，俗称灯光冻。有次他请陈巨来刻黄山谷句“一日思亲十二时，一日思君十二时”，要求“此石必求佳者，现已无田黄，只好用最佳之灯光冻如何”？

在程潜写给陈巨来的函中多有提及“鸡血潜处亦有上品”，“近得青田甚多，品质均系上等五彩青田，其质尚佳，将来可改为数对”云云，说明他藏有不少优质石材。他也曾请陈巨来帮忙购买青田石。不过陈巨来在《记程潜与杨虎》文中说：“惜其究为武人，所藏均新石，少不了上掮客的当。”

王福庵在印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前述陈巨来入幕杨虎麾下，以程潜当时的权势和关系网，介绍一个工作岗位绝无问题。陈巨来在《记梁众异（鸿志）》一文里说，其时王福庵恰好辞去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技师一职，陈巨来愿意顶替，毕竟专业对口。程潜以为一句话可以搞定，不料文官处长不听招呼，认为陈巨来太年轻，需要历练，只能给一个技佐职位，每月薪水180元。陈巨来对待遇满意，但王福庵是技师，他做技佐，怕被人看轻，最后婉拒了。

王福庵名禔，号福庵，浙江杭县人。王福庵之篆刻初师浙派各家，能得其神韵，后兼及皖派、新浙派，所刻均古茂醇厚，少年得志，25岁参与创设西泠印社。王福庵是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稻粱谋，先后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伪维新政府担任篆印工作。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洋政府印铸局任职，以“铁线篆”名震京华，被视为吴昌硕、赵叔孺之后印坛扛鼎人物。但他到上海后，陈巨来并不买账，所以陈订的润例超过他。

▲王福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扶植北洋遗老王克敏在华北成立了伪政府，同为北洋旧人的梁鸿志也下水，而且野心更大，在华中地区另立伪政府，取“中华民国政府”之名，以自抬身价。在机构设置上，也效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一应俱全，梁鸿志自任主席。

在北洋时期，王福庵就结识了段祺瑞的亲信梁鸿志。这时，梁邀他篆刻伪政府的官印，准备伪政府成立时启用。王福庵接命后，共刻了十余方大印，计有中华民国政府之印、行政院印、立法院印、行政院秘书厅之印、行政院考试局之印、行政院侨务局之印、行政院铨叙局之印、行政院典礼局之印、行政院印铸局之印等，一并交给梁鸿志复命。梁对所刻样式和规格均表满意。

可是，这批印章并未启用，日军觉得梁鸿志即使欺世盗名也不够资格，于是才有了后来汪伪政府的粉墨登场。相应的，王福庵所篆刻的印章，如“中华民国政府之印”也被作废。

梁鸿志退而求其次，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维新政府不设主席，只设行政、立法两院以及各部、局等，梁任行政院长，仍需要官印发文。于是梁鸿志从旧刻中捡出“行政院”“立法院”两印充数，其余请王福庵再刻。

陈巨来在《记梁众异（鸿志）》一文中说，王福庵之所以再出山，是以为可以担任维新政府印铸局局长一职，但梁鸿志只知道派任务，并没有如王福庵所愿，王福庵一气之下，撒手不干了，隐居于上海四明村鬻印为生。此乃陈巨来的猜测。不管怎样，王福庵倒是脱离了这一污浊之地，而陈巨来不怕一身膻，接替这项烂尾工程，担任了维新政府印铸局科长。“当时即以王福庵所篆印样全部交余带回，命招刻字工人开隽了（全为木质），一共数十方之多。”梁鸿志对陈巨来说，“你做过杨虎、程潜二人秘书，140元是不够的”，给予陈巨来每月320元的高薪。陈巨来以为，这与送过图章给他有关。

抗战胜利后，陈巨来说是为了避免给王福庵留下后患，让人捏住其汉奸把柄，将王福庵的篆印稿全部付丙，而王福庵不知也。他似乎做了件厚道之事。

▲王福庵的 《官印留稿》意义非凡

王福庵也是有心之人，他任职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时，精心留存了国民政府全套官印样稿，抗战胜利后，他将之精装成册，名为《官印留稿》。从“中华民国之印”到各院各部乃至下属各县之印，煌煌十大函，60册，计3000多印。王福庵在该稿序言中说，当时每印仅拓两份，一份归档保存，一份归经篆技师收藏，经历各种战乱后，印章或许已散失不少，这部印稿因此意义非凡，“幸毋轻视之也”。可惜，这部印稿迄今未见面世。

庆幸的是，国共双方均未追究陈巨来和王福庵的汉奸之罪，毕竟只是技师而已。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市长还专程来四明村看望王福庵，请他再次出山，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王福庵大为感动，却因年老体衰，怕有辱使命，遂推荐其弟子顿立夫接受这一重任。历届政府官印均委以王福庵，从这一角度看，王福庵在印人和印史上的地位，不但绝无仅有，而且非同一般。

陈巨来、王福庵还得到过政府的奖励。陈巨来刻了一方章托人呈送给毛主席，中央办公厅回函予以鼓励；王福庵一次性捐出所篆印章306方，上海文管会也给了他1000元奖金。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期间，王福庵与陈巨来双双入选专职画师。可惜没等到画院正式成立王福庵于1960年病逝，不然他与陈巨来必是新社会印坛之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