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薛仙舟、郑振铎、刘大白。

赵景深先生在《文人印象》一书中写道：“民十六（指1927年——引者注）我住在被称为拉丁区的天通庵路……”这里的“拉丁区”究竟是什么概念呢？

“拉丁区”原是指位于法国巴黎五区和六区之间的学府区，因在中世纪以拉丁语教学而得名，它不是单指某一条街道，而是指学府林立、博物馆和图书馆荟萃的区域。上海究竟有没有过“拉丁区”？我查了有关史料，似无官方定义。不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通庵路、宝山路、横浜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江湾路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带，倒确实出现过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公学分院和上海法学院等学府，还有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开明书店等机构，这大概就是赵景深所称“拉丁区”的由来。

当年不少复旦教授住在“拉丁区”

当年，不少复旦教授住在这一地区。如自1913年起受聘复旦的薛仙舟先生，就曾住在天通庵路。一位到过薛家的学生回忆：“先生居天通庵附近一农村中，家中藏书甚富，而窗明几净，诚一尘不染，入其室，即有清新澹静之感。”薛仙舟是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曾兼任银行总经理。他为人低调，在天通庵路居住时，出入常乘电车，“且向例坐三等车中，同座者不知其为大学教授兼银行总经理者也”。（雪生《薛师仙舟二三事》）新闻系教授谢六逸先生也在此地定居，他先后住过永兴路永兴坊和横浜路大陆里，后因嫌屋小，迁入江湾路林肯坊，“单只房屋顶费就去了一千元左右”。（周乐山《抗日战争逸话》）谢六逸1926年到复旦中国文学科任教，1929年创办新闻系，任新闻系主任，他是抗战前执教复旦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化学系主任林继庸、政治系主任温崇信教授“均未兼任他校教职，住司高脱路（指施高塔路——引者注）底，在天通庵附近”。（刘振《江湾校园十忆》）他俩曾兼任复旦军训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是复旦学生军的领导者。复旦学生义勇军曾在“一·二八”抗战中参与作战，林继庸更以研制炸弹欲炸沉日舰“出云号”而名震四方。

在这一带居住的，还有一些复旦兼任教授。1928年，旅欧回沪的郑振铎先生到复旦任教。作为商务版《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长期住在商务印书馆附近，据周予同先生回忆，郑振铎早年住在永兴坊。“他和我还有谢六逸先生住在一幢房子的楼上，叶圣陶先生、顾颉刚先生和王伯祥先生另住在后面一幢。中、下午散工，我们六人每每从宝山路漫步回家。在回家的路途上，世事的评斥，学术的争论，时常可以搞得面红耳赤，好像永不知疲劳和休息似的。”（周予同《〈汤祷篇〉序》）后来，郑振铎、叶圣陶和周予同等分别迁出永兴坊，并先后兼任复旦教授，郑振铎教中国文学史，叶圣陶教历代文选，周予同教通史。其他寓居这里的还有：教诗学的傅东华住施高塔路四达里；教国际政治的樊仲云住施高塔路恒盛里……

这些教授为什么不住在复旦？这是因为当年复旦房舍有限，没有独立的教师宿舍楼。1922年，复旦在江湾立校，因资金不足，只建造了三幢房屋：作为行政楼兼图书馆的奕柱堂（今复旦校史馆）、作为教室的简公堂（原复旦200号）和第一学生宿舍（位于今相辉堂原址）。复旦教授都不住校。一位老校友回忆：“下午下课之后，校内没有任何师长，一切的校规和秩序，完全是靠学生自己守法和自尊的精神维持。”（张仁家《江湾校园话旧》）因不设教师宿舍，让爱校如家的李登辉老校长颇感不便——他家原住在北四川路，天天上班，要从天通庵车站乘淞沪列车到江湾镇，然后再坐独轮车到校，非常辛苦。后来，他在江湾镇附近（约在今纪念路到汶水东路之间）建造了一幢小楼，才解了路远颠簸之困。

教授们能在外兼课，天通庵车站功不可没

复旦校内有教师宿舍，大概始于1926年。这一年，复旦实验中学（简称“实中”）在简公堂北侧（今复旦300号的位置）建造了一幢校舍，除用作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外，有几个房间专供实中教师居住，在实中兼任教师的刘大白、徐蔚南、胡寄南、王世颖和程沧波等教授都住在那里。诗人刘大白是复旦校歌的词作者，时任中国文学科教授，兼任实中主任。据散文家徐蔚南先生回忆：“刘先生和我在复旦同事的时候，我的房间正在他的房间的后面。我自己的房间，除了写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刘先生的房间里厮混。”（徐蔚南《〈白屋文话〉序》）同一年，复旦子彬院（今复旦600号）落成，子彬院四楼的几个房间也曾住过复旦职员。庶务主任齐云的女儿齐钖宝记述道：“当子彬院落成后，李校长为慰勉他在建设校舍中的辛勤和成绩，特地拨出子彬院楼上一间可以俯瞰全校园的房间，让我爸爸居住。”（齐钖宝《从欢乐中浮起的一缕哀思》）1928年，复旦女生宿舍“东宫”落成，住在老校门旁平房里的女学生迁往“东宫”，这些平房也有若干职员居住。

上述校舍房间，并非专门的教师宿舍楼，也不能满足所有教授住宿，大部分教授都在校外租房。而赵景深所称的“拉丁区”，“距商务、开明极近，附近住了很多文人”，加上这里又是交通枢纽（电车、汽车直通租界，天通庵车站可连接淞沪铁路和沪宁铁路），出行便利，是教授们租房的首选。难怪当年住在这里的不少教授能在江湾的复旦、持志、立达和真如的暨南等校分别兼课，天通庵车站功不可没。

不过，即便如此，教授们来回奔波，毕竟不像今日那么便捷顺畅，“终日手挟大皮包，仆仆于汽车电车中，备极劳顿”。（刘振《江湾校园十忆》）多年以后，有人问赵景深：你既当总编辑，又当作家，名也有了，钱也有了，而且看稿写稿都忙不过来，还老远地跑到复旦来教书干什么？赵景深回答：“唉，你们年轻人不懂那时候的事……我那时在复旦，一周不过上一二节课，能拿多少钱？我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教授这个头衔。有了教授头衔，社会地位就不同了。所以再忙也得来上课。”（吴中杰《应世尚需演戏才》）赵景深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天通庵车站成为中日军队激战之地。在日军的炮火下，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相继被焚，附近不少教授寓所也遭毁坏。谢六逸这样描述他的劫后寓所：“进了门只见地板上有大大小小的窟窿，靠外面的墙上有一个大洞……我走上三楼的书室，所有的书架都倾倒在地板上，垃圾灰尘和大小书籍混合在一起。学校里的讲稿之类分散各处。”（谢六逸《在夹板中的随笔》）林继庸的寓所也被毁，他在匆忙撤离寓所时，“已身无长物”，后来“上课时内御长袍，外罩西装大衣，盖所有各物，已毁于劫火中矣”。（刘振《江湾校园十忆》）

“一·二八”后，不少复旦教授被迫撤离原寓所，各奔东西，有的迁往租界，有的暂栖郊外。据说，因在淞沪抗战中的传奇经历，为避敌寇耳目，林继庸和夫人一度避居偏僻的燕园……至此，复旦教授的“拉丁区”时代终于结束。

作者：张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