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路上，总有路人多瞄卿静文几眼——这个模样乖巧，妆容得体的年轻女孩儿，走起路来显得有些生硬。实际上，右腿高位截肢，左腿重度伤病，现在这般已经是她最好的状态了。2018年伊始，卿静文报考了驾校，3月24日，她第一次驾车练习，每个环节都很顺利，女孩儿喜出望外，“活着真好。”

　　满足和幸福，就像她当初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领取第一份工资，以及登顶黄山一样。

　　这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失去右腿的女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战病痛、斗心魔，终于成长为完整的生命，活成普通人的模样。

　　总之，生活告诉卿静文，从灾难中幸运活下来，就意味着无数幸福的可能。

　　十年前

　　她像废墟里的一道光

　　她的坚强与善良，在那时就如同废墟里的一道光亮，感染着他人。2008年6月，卿静文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2008年5月12日14时，德阳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教学楼里，一楼走廊尽头的阶梯教室偶有器皿碰撞声传出，17岁的卿静文所在高一2班的化学课正如常进行。

　　14时28分，头顶的楼板突然发出轰隆声，卿静文感觉“像楼上的人在拖桌椅板凳”。但转瞬，室内尘土飞扬。化学老师跌跌撞撞冲到门口，惊恐着回头，想喊的“跑”字还没传出，已经被淹没在塌楼声、惊呼声中。

　　短短数秒，卿静文回过神时，支离破碎的钢筋水泥已把她困牢，蜷缩的身体被挤压得无法动弹。地震了，这是女孩儿过去只在课本中看过的词。

　　挣扎着，她试图把深埋的头从令人窒息的废墟中抬起来，“可能是余震，有一刻突然感觉压在肩背上的东西轻了，我就使劲动，把头望起来。”睁开双眼，却看不清四周，“黑压压的，只听得到周围全是人在哭，在喊。”

　　“感觉有人压在我腿上，还有人在背后，在肩膀上面……”动弹不得的空间里，她察觉到另外四个人的存在。楼板塌了后，他们从楼上掉下。

　　不知过了多久，接连不断的余震震开一道缝隙，一缕光线照进卿静文被困的废墟，她终于看清周围的人，也明白最初的哭天喊地怎么就慢慢销声匿迹了，“我的左手，只能摸到一只没有温度的手，靠在右腿上的同学没有呼吸了，左上方的人，脸色酱紫……”

　　“我居然一点也不害怕。”停顿片刻，卿静文双手捧着玻璃杯，眼神凝视，好像望见了十年前。没有眼泪，没有恐惧，救援人员发现被困的卿静文时，她只是一脸木讷与茫然，“可能已经懵了吧。”一切发生得太快，卿静文甚至来不及感受疼痛——埋在废墟中的两条腿都压着断裂的预制板，后来才知道，右腿已经被砸得胫骨断裂，脚掌甚至折断向后，“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痛。”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废墟中的灵魂翻腾着天马行空的美好。彼时，电影《长江七号》上映不久，卿静文想起了影片中的“小七”，一个拥有起死回生特异功能的精灵。“当时我就想，‘小七’不是能把所有东西都修复成新的么，也许它能到我们学校，把一切都变回原样。”

　　17岁少女满怀希望地支撑着自己，也感染着他人。救援队和医疗队在实施救援的过程中，曾听到废墟底下传出手机铃声，也听到卿静文把鼓励的话讲给周围的同学听，她甚至对探头进废墟救援的人说：“叔叔，这里太危险，你们快出去吧。”

　　他们把卿静文叫做“手机女孩”，她的坚强与善良，在那时就如同废墟里的一道光亮。2008年6月，卿静文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十年间她在截肢磨难中成长

　　自卑开始笼罩，卿静文快放弃自己时，遇难同学妈妈电话中叫她“好好活着”的话，给了她重生的力量。

　　埋了80多个小时后，卿静文终于被救脱身。被抬上担架时，医护人员让提供父母的联系方式，她却执拗地给了一个堂姐的电话。“当时想，自己已经被救起来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通知父母的话还要让他们担心。”彼时，卿静文的父母卿立齐和魏凤平在沿海城市务工。

　　5月15日清晨，医护人员拨通她堂姐的电话那刻，魏凤平恰好在旁边。早在前一夜，她已经跑遍德阳市大大小小所有医院，试图找到女儿。父母冲到身边时，卿静文只听得他们都在哭，而不能立刻见光的她则眼蒙着黑布。

　　“妈妈，我好幸运哦，他们都不在了，就我活着。”卿静文握着妈妈的手，说了第一句话。魏凤平无法回应，眼泪更加止不住。

　　很快，医生来了，不一会儿，卿静文清清楚楚只听到妈妈的嚎啕大哭——夫妻俩求着医生，不要截肢，救救女儿的腿。卿静文依然呆呆躺着，没有眼泪，“不能理解，截肢是什么意思。”

　　5月15日当天，医生给她做了高位截肢手术，卿静文没了右腿。第二天，她才有机会看清自己的裤腿，原来这就是截肢，这时医生又来了，“另外一条腿受伤情况很严重，还得截!”

　　“哇……”卿静文哭得嘶声力竭，这是地震发生后，她第一次用眼泪宣泄情绪。父母拽着医生，苦苦哀求，请保住女儿仅有的一条腿。在医生的建议下，卿静文转院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保腿的治疗。回忆起来，她觉得那是比在废墟下还要深刻的日子——为了保住左腿，除了频繁的手术外，随时要清理创口的烂肉，那种蚀骨的疼痛，终日折磨着她。

　　对抗疼痛成了生活最主要的事情，卿静文无暇审视变化的身体，无暇思考未来，直到6月下旬的某天。长达一个多月不能坐立的她竟能勉强坐立起来，卿立齐乐坏了，提出下楼转转。坐在轮椅上，卿静文被父亲推到了楼下的绿化带，但还没来得及感知阳光的温暖，心却陡然跌落到冰点——她这才发现周围人都好好的，只有自己是异类，没了腿的“怪物”。

　　自卑开始笼罩卿静文，她沮丧，气馁，应付康复治疗，甚至把妈妈递过来的义肢狠狠摔在地上，“根本不相信，靠假肢能重新走路。”

　　直到一天，卿静文的电话响了。“你是小军(化名)的同学吗?”电话那头，一个陌生中年女人的声音，有些疲惫和胆怯。高中一年级，小军的座位在卿静文前面。“我是他的妈妈，我看他的电话里，存着你的号码，所以试一试。”女人愈渐悲伤，“你和小军关系很好吧，你活着就好，要好好活着……”她听得清对方的哽咽。

　　地震时，小军没能躲过致命的那块楼板，妈妈只在废墟里刨出了他的手机。“她把手机通讯录上的每个电话都打了，想知道我们还在不在，鼓励我们好好活。”

　　卿静文想起了更多。困在废墟中时，曾有个好朋友的妈妈来看自己，说着同样的话，“坚持，好好活着。”那是一个绝望的母亲，刚刚失去了女儿。“高中入学第一天我俩就认识了，也认识了她的妈妈，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常常被误认为是双胞胎……”

　　十年间，熬过1次截肢，13次左腿手术，还有从未间断的康复训练，人在磨难中成长，心在痛苦中坚硬。坐在成都街头的一家西餐厅，过往的点滴，在她手中的刀叉间来来回回，似乎已经没有细节，却能重新激起心中涟漪，抑或悲切。

　　十年后她活出了幸福的模样

　　撕下亲手贴在身上的“怪物”标签，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把自己丢进平常人的生活，是卿静文努力了近10年的结果，她成功撕下亲手贴在身上的“怪物”标签。

　　曾有一人问她，“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用着假肢，你会看她吗?”“嗯……会，”“为什么呢?”“因为好奇吧，”“看吧，那不就得了，别人看你，可能也只是好奇，没有歧视。”终于，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她意识到，弄清活着的意义，有的痛也就熬过来了。

　　2010年，卿静文选择保送四川大学，入学前的一个月，她第一次主动拿起义肢。那是另一种疼痛，绕着医院住院楼走一圈，她需要2个小时，衣服里里外外全部湿透。她迫切希望在大学的校园里，能够撒开父母的双手，让他们卸下疲惫。

　　“学校和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十年间，卿静文淡忘了伤痛，铭记着帮助，用她认可方式回馈社会的关注——她从不拒绝站上讲台的邀请，把地震中的经历无数次复述。

　　2010年在香港，她正赶往一场分享会现场，半路遇上交通管制。“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个女孩儿跳楼自杀了。”卿静文露出少有的感慨，“生命不应该这么脆弱的。如果我的经历能够唤起人对生命的重视，很愿意分享。”

　　一方面，卿静文不断把听众带回过去，把曾经的悲痛反复咀嚼;另一方面，她铆足劲把生活推向平平凡凡，甚至有意疏远曾经的同学，也尽量不回到那个顷刻埋葬了无数同学的老地方。

　　直到2013年，她在地震后第一次回到曾经的高中学校，去看望永远留在那儿的同学。心中五味杂陈，翻腾得最厉害的还是感念自己活着，“比起躺在那里的他们，自己有幸能经历疼痛，也能感知幸福。”

　　从那一年起，卿静文定下生活的挑战目标，从出游开始。2014年她去了九寨沟，靠假肢和重伤的左腿，竟然成功出行。她终于重新触摸到，正常人的生活，“哪怕我残疾了，原来也是可以这样活着。”2016年卿静文甚至登顶了黄山。

　　2015年毕业后，卿静文在成都找到工作，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拿到第一份工资时，女孩儿毕生难忘，“我也能靠自己养活自己了。”于她而言，这一刻彻底甩掉自卑的包袱。后来，她也换工作，寻找着最合适的平台，但从不考虑换城市。这是当初选择大学时，她已经做好的规划。在她看来，这是与父母最好的距离。

　　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在地震中经历过生死，这个向往自由的90后女孩儿才对父母格外依恋，但可以肯定的是，地震让她重新认识了生命，和生命中的人。

　　“妈，我觉得好幸福。”某天，一家三口正在沙发上看电视，卿静文突然冒出一句。郑重其事的模样让妈妈傻了眼，“什么啊?”“女儿是说，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幸福，我也觉得很幸福。”爸爸卿立齐立刻接上话，笑得格外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