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以房养老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顾名思义，以房养老是将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每月领取不菲的养老金，终老时房子归保险公司处置。

　　这一国际通行的辅助性养老方式始终没有走出专家热、公众冷的困局。

　　即使如此，为了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式以房养老还是在一年前破冰。

　　一年后，答卷相当难看。

　　媒体报道，2014年7月1日起，中国保监会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今年4月份，第一款“保险版”以房养老产品推出。然而截至目前，仅有十余户居民愿意成为“吃螃蟹”的人。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5.5%，并以每年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加速，未富先老等问题日渐凸显。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催化下，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在中国全面解体。养老问题逐步被当成社会问题——化解的重心逐步转向社会，构建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体系也成为政府主要使命。

　　平心而论，让老人安享晚年、老有所依，也是现代政府服务民生的题中之义。

　　但由于老龄化浪潮快速袭来、养老体系相对滞后以及养老金总体不足且保值增值乏力等因素，中国当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除了面临并轨难题，还处于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水平，人人尽享体面而尊严的老年生活仍是一个遥远的奢望。

　　因此，在相当长历史时间内，政府托底之下，还当依赖家庭、社区、社会的力量共同给力。以房养老本应顺利推进，却为何步履维艰?

　　从操作层面看，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包括：都市房价这些年一直在上升通道狂奔,抵押后上涨收益怎么算?谁说了算? 其次,这项涉及保险、银行、房产评估第三方机构的业务并未实现“无缝对接”,产生纠纷怎么办?再次,如果70年产权到期后，抵押房屋要有偿续期，那么续期费用算谁的?最后,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养老机构养老床位365万张，平均每50个老人不到一张床。养老从业人员更是不足百万。卖掉房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咋办?

　　其实,中国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问题,只要能在技术层面解决均不可怕。

　　制约以房养老顺利推动的关键敌人却在萧墙之内。

　　媒体披露，上海民政部门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0%的老人拟将房产留给子孙，愿意倒按揭的不到10%。而此前由华中师范大学发起的一项调研显示，近99%的子女反对父母以房养老。前者意味着老人即使面临着自身巨大的养老难题，仍愿意为子孙活着，牺牲自己可能的幸福和尊严，让后代能有更多的物质保障，活得更宽裕轻松。这是最后的奉献，几千年都在重复，这是传统社会里最被人称道的爱。后者却只能说明即使养儿防老在现实社会的基石已经动摇，常回家看看都已经写入法律的背景下，很多子女一边无力赡养乃至不愿赡养老人，一边却惦记着老人本可以用于改善老年生活的家产，理直气壮地变相占有剥夺，不惜以亲情相胁迫，演绎着养老防儿的现实悲剧。

　　养老是社会问题，但首先是个人问题。

　　除了呼吁政府进一步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更期待中国的老人能够独立，以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名义，利用自己平生累积的财产，为自己拥有一份更舒适安逸的黄昏而努力。孝顺不就是充分尊重老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主选择吗?

　　而子女正常情况下，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自己美好生活，无论从父母那里继承遗产多么合理合法，都应该首先立足于自强自立的前提下去奋斗，万不可将自己舒适的日子建立对老人们的攫取和剥夺上。

　　我国目前养老保障主渠道有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以及个人自愿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以房养老仅仅是一项有益补充而已。

　　面对试点的巨大阻力，其大力倡导者、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甚至提议：“可先从失独和丁克家庭做起。”

　　其中深意令人百感交集。

　　以房养老，不仅测试着当下养老制度、金融体系、房产制度的成色，更是世道人心、伦理底线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