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与农村老人危机

　　2012年7月和2014年5月,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分别在江汉平原的沙洋和应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驻村调研。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为了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在调研中,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个案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村庄精英、老年人以及部分中青年人。访谈内容涉及家庭经济、代际关系、养老状况、婚丧嫁娶、村庄风土人情、村庄经济、村庄文化等与老人危机和代际关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方面,以期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当地老人危机这一普遍现象。笔者认为,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及其秩序化,是形塑当地老人危机的根源。

　　交换型代际关系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而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费孝通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亲子关系的内容是不同的。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反馈模式”,表现为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又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并以此类推。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游抚育丙代的“接力模式”。因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重视抚育与赡养的平衡,并且,“赡养”这一环节中国人更为重视,也更能体现中国人代际关系的特点。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正是缺少了“赡养”这一环节,子女较少反哺父母。费老所讲的“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是一种理想型,或者说更适用于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巨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代际关系,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父子关系和婆媳关系这两个维度。在现实中,考虑到婆婆和媳妇作为女性所固有的外来人身份,他们对于家庭内部的权力与利益的感知最为敏锐。　因此,代际关系变迁的剧烈性和典型性尤其表现在婆媳关系这一层面,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更是“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最大推动力。因此,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核心,也是代际关系的焦点。因而,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历史上婆媳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以此来理解当地代际关系的变迁,并阐明“交换型代际关系”形成的历史脉络。

　　❶代际关系中婆媳关系的变迁

　　从江汉平原的具体情况来看,本文粗略地将其婆媳关系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婆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婆婆强势,媳妇弱势。婆婆在婆媳关系中拥有话语权,媳妇不敢顶撞婆婆,婆婆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那个时候婆媳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很少,如果发生,村庄舆论肯定是谴责“媳妇不会做媳妇”,而不会说“婆婆不会做婆婆”。婆婆在婆媳关系中占据强势地位也表明了在当时的代际关系中父代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慈子孝”是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父母对子代有养育之恩,子代会自觉履行好赡养老人的义务,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良好。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时期(20　世纪50　年代——20　世纪80　年代左右),婆媳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正面摩擦,但总的说来在婆媳关系中还是婆婆强势。这个阶段是婆媳关系开始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原来的“婆婆厉害”开始逐渐转变为“媳妇厉害”,但家庭的话语权仍然在婆婆一边。建国以后,随着新政权对传统的族权、夫权的打击和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话语的提倡,原有的家庭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这个阶段,婆媳之间开始发生正面争吵,并且导致了婆婆或媳妇自杀的现象,但是村庄舆论还是会站在婆婆那一边。因而,若是婆媳之间发生争吵,或者是引起更大的悲剧,村庄舆论肯定会谴责媳妇不会做人。因而,可以看出,虽然在这一时期代际关系中老人的权威受到一定的挑战,但由于集体经济本身的特点、村庄舆论的压力、以及传统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观念继续深入人心,因而,在代际关系中父代仍然享有一定的权威。因此,子代仍然会较好地履行对父代的养老义务,老年人的养老基本不成问题。

　　◆第三阶段,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媳妇开始在婆媳关系中处于上风。P　村的一位村民说,“那个时候(80　年代),媳妇自己去做,不用婆婆说。婆媳矛盾比较少,婆婆还是让着媳妇一点”。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婆媳关系中媳妇逐渐变得强势,婆婆逐渐变得弱势。从这一阶段开始,媳妇逐渐在家庭中掌握话语权,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代际关系中父代的权威进一步衰弱,子代逐渐掌握家庭大权。因而,父代要看子代的“脸色”过日子,父代的养老开始出现危机。

　　◆第四阶段,即2000　年以后一直至今,是“一切依着媳妇”的阶段。这一时期,“婆婆总是依着媳妇,对媳妇比对自己亲女儿还好”。这一时期,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稳定,代际关系的权力重心已完全下移,代际关系的原则开始发生变化。赡养老人不再被子代看成是应尽的义务,而是一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行为。因而,老年危机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交换型代际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凸显。并且,乡村基层组织在退出家庭经济领域的同时也退出了对农民家庭事务的干涉,而传统的道德力量已被削弱,家规族训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基本消失,风俗和惯习的影响越来越小,当代代际关系的核心维系力量就只有法律。然而,在当地,老人在面临养老危机时诉诸法律的情况很少。一方面,这是由于老人始终对子代有一种亲情,因而不愿和子代对簿公堂;另一方面,即使诉诸法律,其效果也微乎其微,并且还有可能使老人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悲惨。因此,在现阶段,老人的养老状况就只有靠子代“讲心”,而“讲心”往往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靠不住的,如此,当地农村出现了普遍的“老人危机”。

　　❷婆媳关系让代际关系的交换更突出

　　按照王跃生的划分,代际关系不仅包括“家内代际关系”,还包括“家际代际关系”。所谓家内代际关系是指由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的成员组成一个生活单位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代际关系;而家际代际关系是指具有亲子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并不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单位内生活,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前者主要是指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分别作为一个核心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

　　王跃生进而指出,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包括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而“交换”就主要是发生于“家际代际关系”中,即发生于成年的子代家庭与壮年的父代家庭之间。并且,在现阶段,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中,代际之间的“交换”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不是基于传统的养育之恩,而是要看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有没有尽力为子代家庭付出,如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做一些家务等。并且,随着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媳妇在家庭中逐渐掌握最大的话语权,也即对父代的赡养程度如何,关键要看媳妇的态度。而媳妇本是一个外来人,她与公婆之间不存在生养之恩,因而她会更为看重父代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是否对自己的小家庭有足够的付出与投入。因此,媳妇的加入以及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代际关系中的交换意义更为凸显。

　　然而,必须指出,　本文所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并不必然是一种对等的、公平的交换。　这里的“交换”在于强调现阶段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简单地基于生养之恩。也即,代际关系中的价值理性逐渐衰弱,而工具理性逐渐增强。换言之,父代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为子代付出,如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做家务等,是子代以后赡养父代的基本条件。但是,父代为子代的付出,只是换来了子代将来赡养老人的可能性。也即,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为子代付出了,子代才“有可能”会赡养父代,但不是“必然”会赡养父代;但如果父代不为子代付出,那么子代以后就“肯定”不会赡养老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的交换是不对等的。

　　老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

　　本文将老人危机归结为交换型代际关系下的中年人压力向老年人转移的后果,从而既纳入了市场化的力量,同时也纳入了村庄与家庭这些社会因素作为市场力量进入路径的“扳道器”。　文章主要从代际关系的两个维度来分析其对老人危机的影响:第一,代际伦理的角度:赡养原则的变化;第二,代际权力的角度: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其中,赡养原则的变化是老人危机的直接原因,而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则是赡养原则变化背后的真正动力。

　　❶赡养原则的变化:由“孝道”到“交换”

　　传统社会,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基于生养之恩,是无条件的。在“抚育—赡养”之间不存在其它条件,父代生养子代,子代赡养父代,这在传统社会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或秩序。传统社会里这种无条件的养老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在传统社会里深得农民的认同。不孝的子代,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在村庄舆论的压力下难以继续在村庄中生活下去。

　　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巨变,代际关系的变化是其中之一。代际关系本身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交换”逐渐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不再是无条件的,不再是基于传统的养育之恩,而是看父代与子代之间是否存在“交换关系”。这里的交换是发生于青年的子代家庭与壮年的父代家庭之间,即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是否积极地为子代家庭做贡献,如协助子代买房、帮助子代照顾孙子(女)、帮助子代料理家务等。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是否有这些贡献与投入,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然而,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父代对子代家庭的付出,只是换来子代将来赡养自己的可能性,而并非是必然性。然而,父代家庭必须要为子代付出,有了这些付出,父代对于子代才会有期待,对于未来的老年生活才有期待。

　　此外,在交换型代际关系下,子代赡养父母不仅是有条件的,并且这些条件是由子代制定的。子代能够为赡养父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本身就体现了代际权力重心的变迁。

　　❷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从父到子,从男到女

　　在传统社会里,代际关系中父代掌握绝对的权威,子代必须服从父代。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代际关系本身已发生巨变,代际权力的主体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代际权力从父代下移至子代;第二,代际权力从男性转移至女性,　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凸显。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在家庭中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凸显。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有效结合起来,共同应对整个家庭的生产与生活。然而,父代在家务农,基本维持家庭生活的自给自足,其收入很难货币化;而子代外出务工,其收入虽然也不多,但是是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在整个大家庭中,子代的经济优势逐渐凸显出来。随着经济优势而来的是子代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由此,在代际关系中,子代逐渐掌握主动权。

　　一旦子代在代际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对老人的赡养就不再如传统社会一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而会由子代加入对自身有利的各种限制条件。正如前文所述,子代依据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积极地为子代小家庭付出,来决定是否赡养老人。在江汉平原的P　村,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子代的中年人与作为父代的老年人之间之前的代际交换不明显,另一方面是由于村庄激烈的向外竞争,因而,在子代掌握代际关系主动权的前提下,老人危机成为当地的一种普遍现象。

　　◆其次,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是代际权力重心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媳妇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源于主流话语对“男女平等”的提倡,另一方面源于媳妇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凸显。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核心,而在现阶段,婆媳关系中媳妇占据主导权,因而,媳妇的态度与表现将决定着代际关系是否和谐。媳妇是家庭中的外来人,她与公婆之间不存在生养之恩,因而,媳妇会更加看重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时为青年子代家庭的投入与贡献。换言之,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交换”意义更加得以凸显。

　　综上可知,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尤其是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在当地的代际关系中更为注重“交换”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老人危机。

　　老人危机还将持续多久?

　　江汉平原P　村的老人危机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还有愈益扩散的趋势。笔者认为,老人危机不是简单地源于贫困,也不是源于养老资源的匮乏,而应该从村庄社会本身的性质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本文通过建构“交换型代际关系”这一分析框架,来理解和分析当地的老人危机。文章认为,交换型代际关系是时代变迁的产物,村庄弱社会关联以及村庄激烈的向外竞争,共同构成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由这一新型代际关系所衍生出来的赡养原则的变化以及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是当地农村老人危机的根源。

　　本文所指的老人危机,主要是指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这一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在壮年时期,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因而为子代家庭的投入和贡献都很少,因而在交换型代际关系的背景下普遍面临养老的困境。

　　然而,当地的老人危机还将持续多久?是否会一直延续下去?老人危机是当地代际关系转型期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型代际关系”会也有可能逐渐演变为平等的“交换型代际关系”,这种现象将可能出现在现在的中年父代与青年子代之间。现在的中年人在交换型代际关系的背景下,一方面会更加积极地为子代家庭付出,以获得子代将来赡养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出于对当前一代老人危机的感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老人生活的预期,他们也会理性地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如储蓄或购买各种养老保险,以防将来万一子代不孝,自己还有退路可走。　因而,笔者认为,等到现在的中年人年老后,他们面临养老危机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少。

　　作者:李永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