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四千多万女性消失了。

　　在正常状态下，人类的出生性别比(注：出生性别比=男婴出生数/同期女婴出生数×100)在105-107范围内。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20.5，其中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的出生性别比分别高达143.2、156.4、141.8、132.8——而与这畸形的出生性别比相伴的，是同样失衡的婴孩死亡率性别比：在正常状态下，0岁婴儿和1-4岁孩童的死亡率性别(注：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男婴死亡数/同期女婴死亡数×100，1-4岁孩童死亡率同理)比分别为120-130和100-120，在我国，这个数字是80和84。

　　畸形的出生性别比数字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以性别选择为目的的流产、遗弃女婴、对女婴出生的瞒报。其中，性别选择性流产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而导致婴孩死亡率性别比畸形的直接原因，则是男婴与女婴在获得营养和医疗上的不平等：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获得更好的营养、更及时的医疗救治。

　　——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则是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与性别不平等。

　　流产、到遗弃与死亡、到医疗和营养上的忽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一串数字，都是带血的。然而在这血淋淋的数字面前，当我们谈起这些“消失的女性”，关注点又是什么?

　　光棍危机：“大事不好男人娶不上老婆啦”

　　“农村男孩结婚有多难难?(微博 @新浪河南，这个微博热门话题的标签为#寡妇都很抢手#)

　　“中国光棍危机2020年或全面爆发：单身男性上千万”(搜狐新闻)

　　“我国性别比例失衡全球最严重 存3000万剩男风险”(南方都市报)

　　“光棍”危机大于“剩女”问题 大大增加社会不稳定风险 (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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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标题和报道角度屡见不鲜。在这套话语逻辑里，性别比畸形之所以是问题， 是因为有一部分男性娶妻难，导致“剩男”“光棍”的大量存在，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在这套话语逻辑里，女性的存在仅仅是工具性的——她的身体之所以被需要，在于男性有对于性与婚姻的需求，在于国家有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的需要。

　　然而， 出生与死亡性别比失衡值得关注，不是因为在平衡状态下男人都能娶上老婆社会不出乱子，而是因为女性同样是人——她的生命与康乐同样该被捍卫。换言之，就算没有“剩男”危机“光棍”风险，性别比畸形本身与这畸形中折射的结构性性别不平等与对女性的戕害本身就值得高度重视与反思。

　　可是，那些“消失的女性”，对她们作为人的命运与权利本身的关注，在如今的话语讨论中，再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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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买卖：嫁给大山的女人感动中国；越南新娘逃跑老乡受骗可怜

　　性别比失衡往往伴生着人口买卖——一部分男性于当地娶不到老婆，就只能去外地、或是外国(例如越南)买。2014年曾有过一条热点新闻“邯郸百名越南老婆集体失踪”，报道的副标题是“家人怀疑遭遇骗局警方立案侦查”——通读全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本地媳妇太贵了、只能去娶越南媳妇、倒霉老乡遭遇骗局”。

　　彼时初读之下，简直难以置信：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居然能够彻底无视其中“买卖人口”的元素。更让人震惊的是郜艳敏的遭遇——以她为原型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竟能从拐卖人口的黑血里硬是扒拉出了点“感动”，将一个女性被拐卖的遭遇，变成了“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故事。而最可怕的是，郜艳敏的遭遇并不是孤例，这种从脓疮里找情怀的做法也不是个案，央视节目《等着我》里，倪萍为“儿子寻母”极尽煽情，却完全忽略了所寻找的母亲，正是被拐卖的女性。

　　“本地媳妇太贵，越南媳妇便宜”，在这样的叙述里，女性的身体成为了明码标价的货物。而在这些对买卖妇女的报道叙述里，我们看到的是“本国姑娘不够分，不买娶不上老婆可如何是好”，是“母亲如何被娶进门的不要紧，要紧的是儿子需要你”，是“被拐女贡献乡村教育，感动中国”，在这样的思路里，女性的存在同样是工具性的：她能被用来生育、能被用来生产(比如教书)，却唯独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

　　遗弃女婴：万里寻亲“我的中国根”

　　与性别比失衡、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遗弃女婴。女婴遭弃的新闻，年年都有、屡见不鲜。这些女孩被遗弃在厕所、商场、菜地、火车站……其中活下来的一部分中，有些会被跨国收养。这部分女孩长大后，有些会来中国“寻亲”。2012年“耶鲁女孩”去武汉寻找生身父母，曾有44个家庭前去相认，最终皆未果——“寻亲”与否乃是个人选择，外人无法评判。然而，在对这样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选择的关注点与视角却值得商榷。

　　近期一条新闻，报道一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女孩，回南京寻亲。全篇新闻的落脚点，在女孩不忘“中国根”，文章写得“温情脉脉”，对女孩父母在第一胎生下女儿后，为生男孩而遗弃第二胎女婴的行为，以及这背后折射的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与不平等，一笔带过。

　　正如前文所说，根据2005年数据，我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第二胎、第三胎时达到峰值。实际上，从1982年到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第一胎时，其实皆趋于正常水平，在第二胎后，则稳步升高。这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某种近似于“不生出男孩不罢休”的执念。

　　与“一定要生男孩” 紧密关联的是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观念：儿子常常被视为年老后唯一的保障和依靠。而“养儿防老”的根源，则是父权制下的婚姻与家庭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被遗弃的第二胎女婴、从畸高的第二/三胎出生性别比、从“不生男孩不罢休”的执念中，我们该看到的，是诸多需要考量的现实决策性问题：是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是女性的财产与继承权的保障与实践，甚至是全面开放二胎后，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是严谨审慎地直面问题，而不是用虚假的“温情”掩盖问题，不是用面目可疑的感动，将鲜血包裹成鲜花。

　　女性消失了——这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因为她们的消失，对一部分男性与社会本身产生了负面影响，才成为问题。(文/周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