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吃瓜群众”服务

　　

　　2019年1月，海口，同行在为吴明珠院士(中)祝寿。受访人供图

　　今年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记忆。她已认不出人了，但那些有关种瓜的记忆还在，在她的大脑中顽强地与阿尔兹海默症抗争。

　　前些年，每到瓜熟蒂落季节，她会给老同事挨个打电话，要去瓜地看看。最近几年，她的记忆力更糟了，明明不到瓜果授粉的季节，她会念叨着要去地里授粉。有时，她会把儿子误认为同事，询问瓜田里的进展。

　　“她对瓜特别痴迷，一辈子都放不下瓜。”西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杨鼎新说，“全国各地搞瓜的人都服吴明珠，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人品。”他发现，吴明珠连女儿都忘记了，却能丝毫不差说出自己选育过的那些瓜的名字。

　　现今的“吃瓜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买到新疆甜瓜，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在重庆度过晚年的失忆老人有关。吴明珠是中国在西瓜和甜瓜育种领域唯一的院士。她年轻时从北京跑去新疆种瓜，这个举动后来改写了中国的西甜瓜产业：她开创了新疆的西甜瓜育种事业，主持选育了30个品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培育的西甜瓜品种以及同行用这些品种培育的“子子孙孙”，种植面积覆盖新疆主要商品瓜产区的80%。她打破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魔咒，让新疆甜瓜的种植区域拓展到东部沿海地区。

　　她甚至确立了多数人对“哈密瓜”的印象。据她的同事廖新福介绍，南方人普遍印象里，新疆哈密瓜以黄皮红肉为标志，其实哈密瓜有青皮和白皮，果肉有绿色也有白色。黄皮红肉，是“皇后”及其后代的主要特点。

　　“皇后”系列指的是吴明珠培育出的最成功的甜瓜品种。这个系列有很强的适应性，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疆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远销海内外。

　　更重要的是，“皇后”系列成了新疆甜瓜育种最为重要的亲本源头——植物杂交所选用的个体，人们仍在不断孕育“皇后”的后代。

　　吴明珠是1949年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果蔬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所学校20世纪50年代的毕业生里，她是成就突出的“三剑客”之一，另外两位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蚕业科学界唯一的院士向仲怀。吴明珠与袁隆平同一年级，日后这两位高材生都下了一辈子地，一个瓜农，一个稻农，分别影响了中国的瓜田和稻田。

　　大学入学学籍表的照片上，吴明珠笑脸盈盈，一头短发。入学前她是长卷发，同学们觉得她漂亮，喊她校花。她把头发剪掉，不想做“校花”。

　　当她大学毕业，西南农学院一度希望她留校工作。但她婉拒，理由是——“我家三代人都是教师，我从小生在学校，长在学校，没有出过学校大门。我多么向往，也需要到基层，到农村，到边疆，到广阔的天地去锻炼!”

　　临毕业时，她曾看到学兄学姐去新疆后寄回的书信，其中提到新疆是瓜果之乡，园艺人才匮乏。去新疆的念头，像瓜籽一样种在她的心里。

　　毕业后她先是去了原西南农林局，后来又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恰逢新疆的领导到北京要人才，她又主动争取去新疆。对她而言，在大机关聆听“首长的教诲”，吸引力远不如在生产一线学以致用。

　　1955年11月，25岁的吴明珠如愿以偿，搭乘大卡车去了新疆。

　　她最终来到了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担任县农技站副站长，开始搜集瓜种资源。鄯善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东侧，西接火焰山，夏季最高气温接近50℃。

　　她的学生、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冯炯鑫说，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甜瓜虽然品质好、糖分高，但易生病、产量低，大都只在本地的地摊市场里自销。在瓜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吐鲁番盆地，每家每户都种瓜，但大多依靠着民间代代相传的种植技术任由瓜自然生长，不成体系。有时候，农户们在地里看到一个瓜，就捡回家种，致使品种混杂，种出来的性状不一致，一些瓜种处于濒危境地。吴明珠在那里搜集和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资源。

　　“她在新疆，特别是吐鲁番，影响特别大。在农村大部分人都知道她。”冯炯鑫说。

　　来到鄯善后，吴明珠绕着火焰山脚下的村落，挨家挨户查看瓜地。

　　第一次在鄯善农家住，老乡端上一盆手抓羊肉，这个生于武汉的南方姑娘爱吃鱼虾，吃不惯羊肉，吃了一口就跑到门外吐了。晚上睡在毡子铺的热炕上，被虱子咬得浑身发痒，她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天长日久，她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觉得新疆的羊肉比什么都好吃，身边虱子再多，倒头就能呼呼大睡。

　　听说几百里外的底坎儿乡有一种神奇的甜瓜，她和一位同事每人带上一块馕、一壶水就出发，穿过火焰山，穿过戈壁滩。到了晚上，为了避开狼群，他们借了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他们整整走了3天，才找到一个神奇的甜瓜。

　　多数时候，她像这样靠着两条腿去走访农户——戈壁滩中午地表高达80℃，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子。

　　晚上整理资料时，蜡烛在高温下发软，无法直立。她捣鼓出土方法，从坎儿井里打来清水，淹没下半截蜡烛，给蜡烛降温。

　　在新疆的前几年，吴明珠燃烧了无数根蜡烛，走了300多个村落，整理出地方品种44个。

　　她会掏钱买回那些发现的“好瓜”，不是为了口腹之欲。她详细记录这个瓜的特点，从重量、果皮、果形、网纹分布，到主蔓和叶片的颜色和形状，再到切开后的果肉颜色和果皮厚度，最后品尝口感。一切完毕后，瓜籽用于育种。

　　她买过太多的瓜，以至于她感慨：“到瓜熟的时候，我的工资都没有了。”

　　这份工作让她落下了胃病——肠胃病至今仍在折磨她，部分原因在于，饿时她把馕放在水里泡软，捞起来吃掉，继续去下一个村找瓜。

　　吴明珠之子杨夏解释，当时那些人没几个没有胃病。他们常常居无定所，一整天都吃不上饭，随身携带的干粮又是冷食。有时候吴明珠和丈夫杨其祐工作晚了，饭点已过，夫妻俩胃疼得一起在床上打滚。

　　杨其祐本是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小麦的研究生，为了支持妻子的甜瓜事业，告别了小麦的主产区，去了新疆。据杨夏回忆，上世纪60年代，他曾听过父母在家里交流单倍体和多倍体等育种技术，这在依赖后天种植的年代，是很超前的事。在精通遗传工程学的丈夫的启发下，吴明珠开始培育无籽西瓜。

　　吴明珠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工作：“人们都说我是酿造甜蜜的人，说我是‘西部瓜王’。其实我选择西甜瓜育种经历的苦难远远大于甜蜜，但我无怨无悔，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在干两个人的工作，我身上承担了太多的重任。”

　　两个人的工作，指的是她和丈夫杨其祐。1986年，杨其祐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病床前，吴明珠自责常常下乡，外加条件有限，没有照顾好丈夫。

　　“我们搞农业的人就是‘一根筋’，傻得很，耐得住寂寞。”吴明珠的同事这样概括。

　　这些年里，吴明珠最“一根筋”的习惯，是每天都下地。从早上六七点钟天刚放亮，她可以一直在地里待到晚上10点日落，记录瓜的生长和性状。

　　她的同事吴海波2002年加入这个团队，一开始不理解她为什么每天都要去瓜田。他后来才明白，农业科研必须在地里才能逐一观察到育种后代每一株呈现的变异，“得天天去看才能观察到。蹲3天，腿基本上就适应了。”

　　这个习惯源自吴明珠在西南农学院的老师刘佩瑛。在她的印象里，刘佩瑛每天早上必到蔬菜实验地里观察，将培育的蔬菜水果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像她的老师一样，吴明珠挑选出优质种子，固定性状，并从国外引进抗病的品种与本土品种杂交选育，看着这些种子的成长。“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瓜在农民地里长得特别好，我就觉得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它能为人民服务。”

　　在新疆，一次选育需要一个生长季节，而一个生长季节一年只有一次。选育一个优良品种需要8到10年。1973年，担任吐鲁番县农技站站长的吴明珠自发决定去海南开辟“南繁北育”基地，利用海南岛温暖的气候，加速育种速度。

　　这意味着，她得放弃在新疆稳定下来的生活，像个候鸟一样，秋冬在海南，春夏回新疆。

　　她在海南也像个拓荒者。条件比她初到新疆时好不了多少：基地设在距三亚40多公里的一个农场，附近居民不种瓜菜，没有厕所也没有洗浴的地方。

　　团队成员曾形容：“一般女人在这里住3天就想走，住一周脾气就会坏，住3个月一定会疯掉!”

　　更让人头疼的是，新疆的甜瓜种在海南的土壤里，抗不住当地的病害，还容易被雨水淹死。

　　吴明珠有了新的想法：她不能只在海南育种，还要想办法把新疆的甜瓜品种改良成适宜当地种植的甜瓜，让海南瓜农受益。

　　她开始兴建大棚，在大棚里种瓜，成功防住了海南的蝗虫、雨水、狂风和病害。有当地农民好奇地趴在大棚外，学习她如何种瓜。

　　“南繁北育”使吴明珠所培育的新品种的抗病性、适应性、整齐度等较原品种大幅度增强。1995年后，吴明珠团队的西甜瓜繁殖增速到一年三季：春夏在新疆种一季，秋冬在海南种两季。

　　即使是到了晚年，吴明珠仍在提出新的育种计划。她把每一年的育种都看得特别重要。吴海波有一年把种子杂交做错了，她很生气，担心影响育种时机。80岁的生日会上，她许下两个愿望，都跟瓜有关。生日会后，她又下地去了——去为实现愿望而下地。

　　但81岁那年，她没有征兆地糊涂了，记忆力一落千丈。

　　杨夏只能从过往的岁月猜测病因：母亲在新疆工作的途中遭遇过车祸，做过开颅手术。他把母亲接到了重庆。她终于告别了瓜田。

　　20年前，吴明珠希望培育出红皮甜瓜和酸味甜瓜。这是一个在业内很时髦很超前的育种目标。红皮甜瓜如今处于选育阶段的后期，酸味甜瓜则已经上市，口感像是“甜瓜泡在酸奶里”。

　　但吴明珠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两个目标，只是偶尔看到可乐或咖啡时，她会流露出想喝的意愿。

　　在30多年前的新疆，冯炯鑫有时候会看到吴明珠掏出一瓶可口可乐，咕嘟咕嘟喝几口再下地。那个年代，这种饮料得到当地最大的饭店才能喝到，她特意托朋友从北京寄来。她还习惯在下地前冲上一杯咖啡，加点白糖，用来提神。 “种地太累了，她需要补充糖分。”

　　如今，当所有的记忆都丢在脑后，补充糖分的习惯还跟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