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的春节，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对山东的批评，似乎已经取代了前些年对河南的“地图炮”，成为春节期间的一种“娱乐”。

　　这不是今年才发生的事。最近几年，各种网上流行的“返乡图鉴”“过年指南”中，山东出现的频次都是最高的。

　　喝酒规矩多、开好车好面子、喜欢考公务员，是山东人常见的“标签”，今年对于“过年不准女性上桌吃饭”的指责又多了起来。

　　一、现代文明注视下，乡村陋习在迅速瓦解

　　在现代人看来，不准女性上桌吃饭，当然是不折不扣的陋习，和讲究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相悖。

　　事实上，在广大的北方农村，这曾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随着近30年的城市化发展，新的用餐习惯已经普及，这种陋习已经相当少见。

　　两年前，演员郭晓东的妻子程莉莎随丈夫到山东临沂老家过年，曾在微博上谈到此事，称“村里的长者是很照顾我的，特批了我跟老公坐在一起吃饭”，这条微博引发对山东的批评。

　　▲郭晓东妻子程莉莎回忆第一次跟丈夫回山东老家过年的情形。图片来源：程莉莎微博。

　　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程莉莎其实是和老公一起上桌吃饭了的。今年，也有山东朋友带新娶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并没有遭遇“陋习”的逼迫。

　　这不是说这种陋习完全不存在，只不过在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注视下，陋习和很多传统习俗一起，都在迅速的瓦解当中。

　　不管是“女人不准上桌吃饭”还是“向长辈磕头拜年”，在农村也都越来越罕见了。

　　我在老家群里看到一张现场拜年的照片，人们都在看手机，拜年的吉祥话，据说也变成了城市的“新年快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理解互联网上一些人上对山东人的批评：山东是孔孟之乡，相比于别的省份，传统的力量或许更强。

　　但某种意义上说，部分舆论对山东的非议，有多少又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二、知识精英批评乡村秩序，公众已审美疲劳

　　中国的知识精英一直在对传统乡村秩序进行反省、批判。鲁迅的小说《故乡》和《祝福》，其实也是一种“还乡手记”。

　　在受过现代教育(甚至是留学)的精英看来，乡村秩序有着落后的一面。在鲁迅笔下，只有在少年润土这种“未开化”的赤子身上，才能看到真善美，故乡的成年人，大多都是有问题的。

　　这种批判持续百年，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一部分。

　　最近几年的春节，还乡手记开始流行，还出现了“博士返乡笔记”，一些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乡村之子”，带着极强的优势心理来审视乡村生活。尤其是“博士”这个头衔，似乎能够赋予这种审视以更大的权威性。

　　但是，很多人也已意识到，中国约6亿农民，有3万多个乡镇，317万个自然村。谁的返乡日记，都可能描出了复杂现实地貌的一隅，却代表不了整个中国。正如有学者说的，“对农村基本判断，应基于科学统计而非‘故事’”。

　　现实中，农村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又会让批判陋俗的“举证成本”被抬高。某种意义上，批评山东这个“孔孟之乡”，就比过去指责河南农村，升级了一个段位——这可能是决定性的节点，此后，对城市居民来说，乡村可能就变成彻底透明的存在了。

　　三、“返乡笔记”更需要倾听对话而非批评指责

　　在中国，“乡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最终变成了“传统”和“现代”的并峙。

　　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不可能保持自己的传统，不管是温情的人际关系(从鲁迅开始，精英就不再承认乡村温情的一面)，还是和谐的自然环境，都会被迅速改变。

　　“不准女人上桌吃饭”和“磕头拜年”，这样的陋习最终都会消失。以春节为例，乡村一整套的礼仪，可能也会逐渐消解殆尽。最终，人们会发现，乡村越来越陌生，而成为城市化浪潮中的一分子。

　　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要正视一个问题，那些带有夸张与部分虚构嫌疑的“返乡笔记”，意义到底何在。

　　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平等的态度倾听乡村、与乡村对话，而不仅仅是批判和指责;我们更需要构建，而不只是以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去审视。

　　□ 张丰(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