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南师范学院女大学生袁大宸 “扶老人被讹诈”一事，可谓一波三折，沸沸扬扬，其根本原因是错位的法律，最终导致了结果显失公平!

　　女大学生袁大宸扶起跌倒的老人，而家属认为是袁大宸骑车撞到的，本来这是一件很简单民事纠纷，最多也就上升到道德层面。

　　但是，当地派出所要求双方各自寻找证人，正是由于派出所的这个要求，导致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转移，由以前被扶老人是否讹诈转变为双方寻找证人上。从这角度上来说，谁的证人多，谁的证据更直接，谁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客观的说，老人跌倒的位置“恰好”是监控的盲区，没有最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两者之间谁是谁非。因此，扶人者一旦被讹，往往就得自证清白，借此来洗脱自己的不白之冤。但不幸的是，不是所有的扶人者都能找到证据;更可怕的是，就算找到证据，扶人者也不见得就能平安脱身。

　　同类的事情，全国也发生过，2013年6月15日，四川达州三个孩子扶起了摔倒的蒋婆婆，却被蒋婆婆诬赖为撞人者。尽管现场不少目击者证明，孩子并未撞人，但蒋婆婆一家依然对三个孩子的家庭纠缠不休，索要赔偿。为解决问题，三家人曾和蒋婆婆一家，多次前往南外镇司法所进行调解。而司法所的意见就是：“调解，对与错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化解矛盾，让事态得到平息” 。最后在司法所调解下，每家赔偿蒋婆婆2500元。虽说这一方案最终并未落实，但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却被蒋家强行索走了1100元。虽说警方最终为三个孩子讨回了公道，但此事却给三个孩子带来了长久的伤害。

　　这种各自寻找证人的做法，让这件事在社会中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媒体和大众的精力放在谁能引爆眼球，最终是上纲上线，相互责骂，其结果是把问题扩大化!

　　难道说，这类事情就没有处理的办法了呢?当然有!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简单地说“谁主张，谁举证”。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举证规则。事实上，“谁主张谁举”这一基本举证原则不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同样也适用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包括这起“扶人被讹事件”。

　　如果按照这条法律执行的话，问题就很简单了，既然被扶的老太家属称老太是袁大宸撞的，那么他们就该拿出袁大宸撞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同时，把老人家属提供的证据及时公布与众，接受社会、人民和媒体的监督，即使问题的扩大话，所有的问题也只是针对老人家属所举证的证据的真伪展开的，绝对不会引发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大讨论，把事情上纲上线;如果老人的家属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一切免谈。

　　至于袁大宸，根本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更不必满世界地寻找目击证人。

　　因此，这件事情的扩大而产生恶果，应当有当地派出所承担责任!

　　这是法律错位而显失公平的典型案例!

　　法律错位有很大的迷惑性，首先执法者确实在执法，但是执的什么法那，那就是执法者的选择;其次，局外之人和对法律不熟悉的当事人很难看透执法者在执什么法;最后是执法者在法律的错位下，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对事件定性。

　　为什么会出现法律错位?

　　原因诸多，但是，最根本的是执法者受到某些具体因素的影响，而，案件又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处理，这时候，执法者大多选择法律错位的方式，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和稀泥”的方式，表面上看在法制的范围内，但是，实际却是法律上绕弯弯，执行上擦边球，是对法治严肃性的亵渎。

　　因此，错位的法律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综合形式，其结果必然导致显失公平!就像医院为了增加收入把感冒当“非典”治疗一样!

　　而防止法律错位的办法很多，诸如加强法制学习，提高执法能力外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执法者自身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渴望之心，对自己的职业道德有坚守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