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的补偿款收到了，太感谢周科长了!”近日，重庆九龙坡区年过七旬的蒋婆婆拨通了城口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周木文的电话，向他通报这个好消息。

　　原来，蒋婆婆的弟弟3年前受了工伤，法院判决老板赔偿9万多元，但老板突然失踪了。去年5月，蒋婆婆向周木文求助。得知此老板在城口县有项目，将近60岁的周木文骑着摩托车几乎跑遍了城口的工地，终于在一年多后，帮助蒋婆婆拿到了赔偿款。

　　对不少农民工而言，周木文就是他们的“维权战士”。进入司法系统20多年来，周木文一直为重庆、四川等地的农民工办理工伤赔偿案件，受尽旅途劳累，多次遭到黑恶势力的威胁，曾与歹徒搏斗身负重伤，累计办理案件200多件，为农民工争取工伤赔偿近2000万元。　　

　　周木文(左二)在调解纠纷

　　为了农民工的权益，他不顾危险

　　周木文当过民办教师和村干部，1991年进入城口司法系统，曾在明通区、修齐区、高燕区任司法所所长，后担任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境内山高坡陡，至今仍是重庆最偏远落后的区县。贫困山区群众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外出务工大多从事采煤、建筑等高危行业，出事后也不知道如何索赔。工伤已让农民工陷入困境，如果再连一点赔偿都拿不到，那整个家庭可能就毁了。周木文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

　　那时，城口县绝大多数行政村都未通路，交通全靠步行，且村民们居住分散，周木文下乡办案往往要翻几座山，走四五个小时甚至八九个小时。

　　1999年的大年初三，蓼子乡洛阳村村民吕子宽敲开周木文的家门，哭诉自己的儿子吕桂生在深圳一家酒楼打工时死亡，酒楼拒绝赔偿，请求周木文帮忙处理。事不宜迟，周木文第二天就动身前往深圳。见到酒楼老板，对方称吕桂生是突发心脏病死亡，不属于工伤，还塞给周木文几千元“辛苦费”，让他不要再管此事。

　　周木文断然拒绝了对方的钱财，经过20多天的走访调查，他在死者的病历中获得了关键证据：左小腿处有一处电击印。他据此与用工单位和当地政府部门反复交涉，政府部门认定吕桂生是在工作中触电身亡，属于工伤，最后用工单位赔偿25万元。吕子宽流着泪接过了这笔赔偿款，跪下不停地给周木文磕头。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随着周木文的名气越来越大，向他求助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不论是城口本地的群众，还是来自重庆其他区县或邻省四川的群众，周木文都会尽全力帮助。然而，不愿赔偿的企业主经常对“多管闲事”的周木文进行人身威胁。

　　1994年的一天，四川宣汉县鸡唱乡农民符光明找到周木文反映，自己的亲属在河南一家煤矿打工时发生事故身亡，矿老板只答应给几千元赔偿，恳求周木文帮忙讨个公道。

　　抵达事发地后，周木文发现这是个黑煤窑。他跟矿老板谈判：“你们这样赔偿绝对不行，金额必须按照规定算，一分钱都不能少!”矿老板气急败坏，叫来了十几个彪形大汉将周木文围住，说：“你要不同意就灭了你!”周木文临危不惧：“谈判，你们人来多了;打架，你们人又来少了。到处都有公安民警，有司法干部，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矿老板软了下来，最终赔偿了24万元。

　　那个年代，出远门有时会遇上车匪路霸。有一次，他办案结束后带着赔偿款从广东回来，在从开县搭车回城口的路上遇到4个歹徒拦路抢劫。他的头被对方用石块砸中后血流如注，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赔偿款，仍不管不顾继续跟歹徒搏斗，歹徒被眼前这个满脸是血不要命的人吓退了，群众的赔偿款保住了，他的伤口却缝了十几针。如今，周木文头顶和额头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

　　周木文说：“面对利益诱惑时，我的良心告诉我必须拒绝;面对人身威胁时，我相信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会保护我。”

　　20多年来，周木文为农民工争取工伤赔偿近2000万元，拒收礼金3万余元。如今，虽然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农民工有困难找到他，他依然会全力相助。

　　失去爱子和爱妻，他忍痛坚持

　　为了帮农民工维护权益，周木文每年有200多天在外地出差，妻子一人在家拉扯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两位老人，他每次回家，家里人都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1993年的一天，正在外地办案的周木文接到家里传来的噩耗。由于无人照看，他10岁的儿子在骑车玩耍时摔下悬崖。等周木文第二天赶到家时，一直念叨着爸爸的儿子已离开人世。这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自责：“如果我能在家帮忙照顾孩子，儿子肯定不会死。”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中年丧子，人生至痛。就在处理完儿子后事的第三天，四川宣汉县一名农民工在山西遭遇矿难身亡，矿老板拒绝赔偿，家属上门恳求周木文帮助维权。家人都哭着劝他不要去，他当然也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对方，宣汉县并非他所在的司法所管辖的范围，而且家里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正是需要他的时候。周木文却说：“人家有困难，辛辛苦苦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去啊。”第二天，他含泪踏上了开往外地的长途汽车。

　　2008年5月，周木文的妻子因长期操劳过度而身患重病，周木文一边为农民工办案索赔，一边尽量抽时间陪护妻子，但由于工作繁忙，也没能好好陪上妻子几天。同年11月，周木文在修齐镇调查一起农民工索赔案时，突然接到妻子病危的消息，他匆匆赶回家时，妻子已经去世。他趴在妻子的遗体上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我没能实现一定多陪陪你的诺言……”

　　实际上，自从周木文办案路上被歹徒打伤后，家人就劝他不要再外出办案。但周木文说：“我是一名司法干部，家里需要我，农民工也需要我，我选择了这条路，再苦再累也要坚持走下去。”由于长年过度劳累，周木文做过4次大手术。尽管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准备退休后到县城的复兴街道法律服务所工作，将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起来，继续为农民工等群体服务。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妻子、儿子的形象总是在周木文的脑海里浮现。他看着妻儿的照片，常常眼泪止不住地流。“如果儿子还活着，也该成家立业了吧，如果妻子还在，我肯定会抽时间好好陪陪她。”

　　周木文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大巴山区的干部群众，不少人闻之落泪。城口县委书记阚吉林说：“周木文同志几十年扎根贫困山区、默默奉献，将对妻儿的爱深深埋在心底，却将最无私的爱献给了老百姓。他的精神将激励全县党员干部为摆脱贫困、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周木文说：“我要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做一些老百姓需要我做的事情，这是一名司法干警应该做的事，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为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无怨无悔。”(半月谈记者 赵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