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白驹过隙。

　　70年，沧海桑田。

　　1949至2019的70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多少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日前赴各地农村采访，为您带来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忧喜和坚定执着。

　　用青春犁开亘古荒原

　　

　　黑龙江省共青农场(资料照片，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以天津庄、北京庄、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楼房成行，干净整洁，风格迥异。

　　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天津庄的84岁老人杜俊起，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忆起往事。

　　

　　黑龙江省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杜俊起给小朋友讲当年如何开荒(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55年，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开发北大荒的队伍，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那年9月的一天，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汗水洒在了这里。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紧缺，沉睡中的“北大荒”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一五”期间，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

　　“早上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头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杜俊起说，很多队员手指甲都冻坏了。

　　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1958年，杜俊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3000吨。

　　冰天雪地间，北大荒变了模样。60多年后，那片曾经杂草丛生、狼群出没的荒野，已成为一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

　　“现在种地可享福了。”杜俊起说，育秧有智能化育秧车间，耕作有GPS导航的大型农机，还有自动精量播种机。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刀锄头，现在种、管、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杜俊起说，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1600斤。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4300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400亿斤以上，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队”。

　　“苦人树”下，大寨人的改革进行时

　　在村里，不出正月这年就没过完。不过，“哒哒哒”的声音，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热热闹闹地响起来了。

　　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声。女工们正在忙着。窗外的山坡上，冬日积雪未融，阳光灿烂。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一户村民家开设的农家乐(2月14日手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魏飚 摄

　　如今，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访客络绎不绝。饭店、商铺林立，压饼、核桃、小杂粮、纯粮酒……“大寨”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7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满18岁时就当上了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她是新时代大寨发展的“女当家”。

　　村里有棵百年柳树。过去，村民叫它“苦人树”，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后来，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议事搞庆典，“苦人树”改叫了“乐人树”。

　　对这个只有215户、526口人的太行山小村庄来说，正是因为与时俱进，转变思路才有了富裕、繁荣的今天。

　　大寨陆续办起羊毛衫厂、水泥厂，还用“大寨”冠名农产品，通过联合经营，“大寨”牌产品不断出现，酒、醋、杂粮、核桃露等有了市场，游客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50万。

　　“不能忘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老传统。”郭凤莲说，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过去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化。

　　大寨精神影响了一个时代。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就是一个曾以大寨为楷模的西北小山村。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的夏日美如画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曹应森 摄)

　　“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有九旱，岁岁人发愁。”这曾是73岁的老人刘玉秀眼中的家乡。

　　山穷水穷人更穷。“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她说。

　　这地里只剩个穷字了?人们不相信。大坪村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山顶种树戴帽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山底打坝蓄水穿鞋子”的办法，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

　　从1983年至2000年，大坪村人从来没停止过种草种树筑坝。2000年，大坪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坪村人改写了贫穷的历史，成功实践了“水窖+梯田+科技=稳定解决温饱”的扶贫开发模式。

　　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过时。

　　乡村产业大舞台

　　“这里建独栋公寓，那里建商业综合体，这里是商业街……”摊开规划图，单延军说，“未来几年，村里和村民的主要收入将完全来自服务业。一二三产融合，让第三产业主导。”

　　正月十五刚过，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水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单延军就忙碌起来。他正在谋划村里的又一次转型升级。

　　

　　俯瞰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水城社区(资料照片，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水城是一个“因水而生”的渔村，大海伸进村庄的一小块水域被称作“小海”，村民世代在此居住，与千帆为邻，祖祖辈辈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

　　“过去打鱼是苦日子，当地曾流传‘宁去南山当驴，不去北海打鱼’的说法。”单延军说。

　　从打鱼到经营“渔家乐”，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旅游业上。在水城新村，每条街巷里都能看到客栈、渔家乐的招牌，不少村民正在收拾卫生、打扫房间，为新一年的旅游季做准备。

　　阳光下的水城海滨，清波荡漾，海碧天蓝。海边马路上，停了不少外地来的小汽车。游客拍摄海景，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合影。

　　

　　2月19日，游客在蓬莱水城附近海域拍摄海鸥。 新华社记者邵琨摄

　　同样发生巨变的村庄又何其多!在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此时已经是农忙时节了。水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着，微耕机嗡嗡作响。农户们忙着种植芹菜、收割白菜。

　　一棵菜称重后乘以棵数就是菜商收菜的重量——这就是他们在地头算重量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要求蔬菜大小基本一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对种植间距、水肥施用量等精准控制才能做到。

　　

　　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的蔬菜基地(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大树社区任何一个农户出去，都可以当蔬菜种植培训的老师。”社区党总支书记赵思旺自信满满地说。

　　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传统，在这里和现代农业科技完美结合。

　　

　　2月19日，云南省通海县秀山街道大树社区农户在种植蔬菜。 新华社记者杨静摄

　　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洞庭湖平原从冬眠中苏醒。

　　87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这里号称“江南粮仓”。万庾镇的“庾”字，本意就是露天粮仓。只不过，“华容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老人回忆说。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村民在田里劳作(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楠 摄

　　1950年，他家4口人分了10亩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的佃户身份，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

　　“以前当佃户种地，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产量最高的作物，一般都是种蚕豆，品质不好，但能保证收成。分田到户后，可以自由调配了，开始种水稻、高粱、豌豆，吃得饱了，也吃得比以前好了。”

　　1978年，部分村民希望探索“分组作业、定额包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大队支书，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验。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2018年4月，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吴巍伟 摄)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会议精神传到县里、村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包工，30户农民有28户签字同意，1979年的早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看到效果这么好，到晚稻时，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效仿。到1979年底，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

　　如今，通过土地流转，村里实行规模化经营，重点发展中药材、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色产业，去年全村瓜蒌、迷迭香、麦冬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500多亩，每亩平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记者董峻、张文静、王建、魏飚、邵琨、杨静、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