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农村社会结构分化，乡村精英人才外流，传统宗法观念影响……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如何应对诸多挑战，治理出美丽乡村，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话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未来的乡村治理指明了新方向。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有哪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如何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在农村生根生长?乡村治理中“乡贤”的作用如何激发?一起来听听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有序参与，让村民自治更有活力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演进，农民流动性增强，传统的乡村社会不断被解构和重构，村民自治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张世珍在调研后，为村民自治总结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些地方配套法规不健全，村民自治意识和热情不强，乡镇管理和村民自治的关系未理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工不明，村民自治缺乏经费保障……

　　专家普遍认为，要打破上述治理困境，迫切需要培育农民组织，走一条多元主体组织化、制度化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道路。

　　城镇化让农民进城的步伐加快，有些村庄成了空心村，丧失了自治能力，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有专家认为，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探索的“村组自治”值得借鉴：把自治重心下移至村民小组，通过设立“村小组议事会”并赋予其决策权、监督权和议事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激发村民自治活力。

　　“未来乡村治理必须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两个前提。留下来的专业农户适合分散居住，会形成由几户人家构成的小型居民点;而脱离了农业的原农村居民，会倾向于公共服务较好的较大居民点。这种人口布局下形成的农村社会，将自治体设置下沉到村民小组的做法值得借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协商民主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热词，如何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考验着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近年来，浙江温岭创造性地开展“民主恳谈”、推动“参与式预算”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创新。

　　不少委员和专家为这样的基层探索点赞。“基层协商民主通过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讨论、论证和协商，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为干部与群众交流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有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说。他建议，应鼓励各地创造符合自身情况的治理形式，让实践经验从自发性创造提升为制度化安排，对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尽快推广。

　　加快立法，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

　　长期以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和传统宗法观念是涉农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软法”。这固然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但也造成了“讲人情”“讲关系”状况的普遍存在。很多村民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小纠纷激化成大案件时有发生。一些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的情况。

　　处理好软法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消除宗法观念的负面影响，让其合理因子重焕生机，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

　　在张世珍看来，要正确定位“情、理、法”，深入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村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朱保成认为当前乡村法治建设的主要抓手是加快涉农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其次，要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

　　2017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村霸”背后很多都有宗族恶势力，要消除宗法社会的负面影响，让宗族恶势力难成气候。“大学生村官与当地没有宗族纠缠，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较高，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

　　重视乡贤，重振崇德之风

　　兼具德行、才能和声望，深受村民信任和尊重的贤能人士被称为“乡贤”。在当下乡村治理体系中，如何让崇德之风重新振作?“乡贤”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如何激发?

　　在人才精英大量涌入城市的今天，为了破解农村人才流失的困局，许多村镇通过组建乡贤参事会、联谊会，利用“村支两委+乡贤会”的形式，充分发挥乡贤带动作用，盘活凝聚乡贤资源，从而实现“反哺”家乡。

　　委员和专家普遍认为，乡贤以自身的道德感召力量教化村民、造福桑梓，让传统文化价值无远弗届、凝聚人心，对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涵养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乡风文明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乡贤有助于塑造当代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力量不足的问题。

　　张世珍认为，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注。从乡村走出的精英成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探寻文化脉络的精神纽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他建议发现和塑造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乡村能人，树立新的社会公序良俗标尺，培育“今贤”。同时，出台鼓励发展乡贤文化的政策措施，完善乡贤回乡的配套政策，寻找和联系离开家乡但心系故土的本土精英，造就“新贤”。搭建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和回乡创业的平台，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合作、共促发展的格局。

　　陕西省旬阳县金寨镇以道德评议的形式加强乡村德治建设，完成了从“上访不停、纠纷不断”到“全国文明村镇”的转变。2015年起，金寨镇成立以村为单位的“道德典型评议会”，吸纳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等乡贤进入评议委员会。用村规民约立本，以道德评议育人，大力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村民说，道德评议把“‘大道理’变成‘身边事’，封建迷信、聚众赌博少了，诚信知理、遵纪守法多了。”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重拾‘乡贤’概念，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辩证取舍、合理扬弃，将现代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爱、造福桑梓’的强大乡贤力量，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模式，最终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张世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