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这些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双轮驱动”的路子。采访中，《经济参考报》记者发现，目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中西部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减弱，有些地方甚至不堪重负。许多县委书记和县长认为，除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县域经济很难找到抓手。

　　梳理记者在各县的采访可以看出，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地从哪里来?产业何处寻?这些成为共同的困惑。

　　钱从哪里来?欠发达县财政支出基本靠转移支付，搞建设的钱或卖地，或是政府举债借钱，不论哪一种，都是用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采访中，所有县域领导提出的首要困难就是融资难。由于财政担保银行贷款和政府发债，债务已经远超自身财力，地方政府已陷于既无法发债又难以担保的“融资困境”。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地方政府有点像企业，存在多头融资、超额融资的情况，已经超过本身的偿还能力，也使县域经济陷入资金困局。安邦咨询认为，债务问题和金融资源匮乏问题，正在锁死一些地方的发展空间。

　　采访中，对于举债发展到底合不合适，一些县有不同的看法。

　　安徽某县2015年底前负债不到十个亿，负债率不到18%。现在这个县的负责人对以前保守的做法感到惋惜。“太可惜了，想想都痛心。”在他看来，负债低并不是好事，反而说明丧失了发展机会。为了加快发展，这个县在2016年陆续成立了数家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负债率开始上升。

　　陕西某县则是大力举债发展的典型。2016年，这个县在通过债券置换化解掉近7亿债务前提下，实际债务率还超过了100%。但是，正是靠着这样的负责率，该县完成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了新兴的旅游产业，全县经济出现明显的上扬态势。

　　人往何处去?记者发现，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日趋显著，农业剩余劳动力可用空间已经不大，转移速度和规模都明显收缩，过去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是56%，2020年大约是60%，到了2030年的时候就减速了，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而2014年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已经到达峰值，2015年起已是负增长，人口红利在消失。

　　地从哪里来?采访中，几乎所有县区都反映，目前土地指标已经用完。甘肃省委党校一位教授说，“摊大饼”的城镇化，占用了过多宝贵的土地资源，透支了土地指标，而一些被占用的土地并没有产生效益。

　　产业何处寻?欠发达县多为农业大县或者工业链条短的资源大县，财力弱、积累少，发展经济客观上需要集中人力、物力才可能有所突破。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导产业，成为大问题。

　　多数县自己培育不了产业，把着力点放在招商引资上，但是记者发现，近两年中西部一些县域几乎很难招到客商了，过去那种靠政策招商的现象已经难以为继，政策红利已经到头。一些东部的企业反映，现在中西部如果不是以商引商，以产业集聚、延长上下游产业链招商的话，基本无法招商。

　　记者发现，目前县域工业尤其是中西部主要是低层次的传统产业，园区空心化和产业同质化严重，许多市县现有的企业，大部分是以纺织、电子、冶炼、建材、化工、食品等为主的过剩产能，而且没有形成产业群。

　　受制于国家严厉的环保政策，多数企业被关停，致使许多县的工业园区变成空场。另外，县与县之间由于资源禀赋相同或者相近，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做到差异化发展，出现恶性竞争。这两年多数县将旅游产业作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但由于交通、人流、开发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能否旅游立县尚是未知数。

　　“在目前国家环保红线和去产能形势下，这些低层次的传统产业都属于关停范围。”湖北当阳市经信局副局长黄波说。“对中西县域来说，我们也想引进一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但是难度很大。”甘肃一县委书记说。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连振祥、毛海峰、黎昌政、汪奥娜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