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6月5日电(记者段羡菊 王新明 崔晓强)在乌蒙山里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锅圈岩乡，记者见到了近年采访所见过“最厚重”的一个“笔记本”，A4纸长宽，厚厚一本，掂在手里沉甸甸，像砖头般重。本子的主人，是乡党委书记陈毅。“笔记本”的内容，主要是打印装订的贫困户信息。陈毅翻开目录介绍：“全乡17个村剩余405户未脱贫的家庭情况，每家每户，都在上面。”

　　记者随便翻开一页，上面记载土补村一户的情况：家里4口人，其中有2名在校学生，男主人外出打工，女主人在家务农。“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等扶贫信息一目了然，包括2019年务工收入多少，享受低保情况如何，合作社入股分红了多少钱，饮水供水方式是什么。

　　“过去我们乡有些帮扶干部作风不实，对贫困群众用心不够。去年我们改进作风，严格对照脱贫标准，自我排查出大小问题6000多个，逐一解决。”陈毅说，对于“笔记本”，他每天起床后、睡觉前都会看，下乡也随身携带，做到心中有数。

　　在贵州山乡一线采访扶贫干部时，记者注意观察他们的“装备”。“民情日记”最常见。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松发村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李大奎，已经记满8本“民情日记”。他是毕节市政府下派的干部，之前已带领两个深度贫困村脱贫出列。“这家喂的两头牛情况怎么样了，那家孩子读大一4500元钱补助得到没有……”李大奎说，有什么事就随时记在“民情日记”上。

　　贵州山多地少、土地破碎，人地矛盾突出，光靠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作物，脱贫难度很大。近年，贵州推进“农村产业革命”，调减低效作物种植。可是，在基层的农技人员毕竟有限，一些扶贫干部便努力自学，希望成为“土专家”。

　　在威宁县新发乡阿嘎村第一书记叶世发的床头，摞着一沓农业书籍。“村里种了260亩佛手瓜、600亩莲花白，还发展养蜂产业。”叶世发坦言，自己如果是“门外汉”，就没办法去帮助老百姓，所以自费买了这些书。“争取从‘小学生’变成行家里手。”以村为家的叶世发指着《实用养蜂技术》，说得很自信。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开展扶贫工作，也是一趟丈量山河的旅程，脚步的尺度太小，难以跨越大山大河。拿起铝制水壶，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官舟镇红星村第一书记侯元军钻进皮卡车，轰隆隆点火发动，下组查看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这辆皮卡车是他花了两万块钱买的二手车。“驻村帮扶没有车实在不方便。”红星村村民田东芬很感谢侯元军经常“私车公用”：“他这个人随叫随到，我们收红薯、收稻子的时候，他都拿自己的车帮我们运。”

　　去年四月，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哨镇翁座村的扶贫干部也买了辆二手车。与侯元军不同的是，这辆车的所有权归属于6个人——他们每人花费5100元，“众筹”购得了这辆7座越野车。从县城到翁座村，不仅要盘旋翻越多座大山，还要从临近的黎平县借道，开车就得五个半小时，没有车，确实难以开展工作。“我们一拍即合，凑钱也得买!”扶贫干部杨凤林说。

　　还有一些“装备”轻巧、实用，比如喇叭。“人穷志不短，脱贫不扶懒……”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县果布戛乡大寨村，只见驻村干部龚文克臂挂红袖标，手举喇叭走村串户。“我们把政策编成顺口溜，引导贫困户自力更生。”

　　由于脱贫攻坚带动农村条件好转，一些扶贫“装备”也逐步退出。在深山里的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过去很多村组未通公路。乡干部基本都自备背篼，进村工作时，顺便给村民背来生活物资，背走要销售的农产品，被山里的村民称为“背篼干部”。如今，随着村村通水泥路，物流方便，背篼不再是当地干部的“标配”，而是变为教育激励干部服务百姓的载体。在威宁县石门乡团结村村支书胡钧溥的宿舍，门后放着干净的雨鞋。他说，随着全村6个组全都通了硬化路，雨鞋都快成了“过去式”。

　　在沿河县后坪乡，驻村干部田镁镁挥起镰刀将竹子一劈为二，和同事们一起加工竹篱，美化乡村。他们都身挎印有“人民公仆”字样的挎包。后坪乡党委书记张鹏介绍，挎包是2018年7月乡里给扶贫干部发放的，里面有一本“民情日记”、一把雨伞和一只手电筒。“我们给每位干部都配备了‘人民公仆’包，不光有很强的实用性，也时时提醒我们心系百姓。”

　　贵州脱贫一线见到的扶贫“装备”，是基层干部开展脱贫攻坚时的“帮手”，是折射他们作风的一面镜子，也是脱贫攻坚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