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分包到户，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于农民而言相当简单，过程不复杂，方法易操作。但是，于政府而言则不然，正所谓“兹事体大”。三十年前，围绕集体种还是分户种，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甚或斗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修正主义”，从基层到高层，从 文人学者到干部领导，既有理念对立也有权力冲突。个中缘由何在?窃以为，皆出于“政治”。

　　家庭承包经营本身属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显然是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关键时刻，万里为推进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现在，这场改革的发轫过程已经成为三十年前旧事。但是，重温这个历程，特别是重温万里在此期间的言行，对于总结农村改革经验，透视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探讨继续改革的策略思路，可谓启示良多。

　　1995年9月，经过编辑组两年的工作，《万里文选》正式出版。十月的一天，我去人民出版社取了文选的稿费。稿费是现金，我用一个塑料袋装好，直接来到万里办公室。当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一份大字版的《参考消息》。我告诉他这是文选的稿费，他问了句：“你们也有吗?编辑工作很辛苦。”然后，他嘱咐秘书沈梦罴说：“捐给希望工程吧。”至此，文选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但编辑组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和《万里论民主与法制》两本书。1996年夏天，两本专题文集的编辑基本完成。

　　1993年夏天，万里在大连休息。这时，他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这期间，王郁昭与万里见面时，开始酝酿文选编辑的事情。在大连期间，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有关活动。在随同考察当地乡镇企业的时候，间或说过话。初次交谈，看着他的眼神，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成语：“目光如炬”“阅人无数”。

　　编辑组成立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专门召集编辑组开了会。这是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会。开始，李瑞环高度评价了万里在改革中的贡献，多次提到他本人与万里的交往。他讲到万里在50年代担任建设部长时，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在担任北京副市长时，万里是十大建筑总指挥。就在那个时候，万里发现了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模范李瑞环，此后便是多年的栽培。李瑞环关于万里的介绍可以说是热情洋溢，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官场气息，就像一个年轻人向人介绍一个亲切尊敬的长辈。看得出，他对万里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谈到文选的编辑方法时，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文选的编辑特点，特别提到了《昭明文选》，可以看出他读书广博。通常，人们只知道李瑞环是木工出身，学历不高，但是这次谈话使我领略了他的丰富学识。他还提出可以尝试文选编辑体例方面的创新，可以探索按照内容来编文选，而不是按照时间来编，这样更方便阅读，内容更加集中。

　　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编辑组一样，《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不同的是，这个编辑组的编辑人员，没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编辑组是临时成立的工作班子，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组长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副组长是王郁昭和吴象，吴象负责具体编务。开始，编辑组的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北街2号的全国人大招待所，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重新修建，编辑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新建的全国人大办公楼办公。加上文书、打字员和司机，编辑组有近十来人。文稿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比如发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一类是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来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发表过的内部谈话资料。文稿资源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资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有的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谈话的笔记记录稿、录音记录稿，也有的直接就是录音带甚至有关工作人员的笔记本。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在场其他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在这些记录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笔记是最完整的。“包干到户”诞生在滁县地区的凤阳县，滁县是当时政策交锋的主战场，王郁昭本人是在万里领导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书记，是政策论战的重要当事人，自然对于万里的谈话特别认真重视，记录尽量详尽。同时，他是大学教师出身，文字能力强，工作笔记也记录得尤其完整准确。

　　我们几个编辑在组长的带领下分工负责。为了集中讨论工作中的问题，编辑组经常要集体办公。通常，编辑先从原始文稿中选择并进行编辑，然后交编辑组负责人，编辑组负责人审核后送交万里本人审阅修改，然后再返回编辑组。在编辑组成员中，我介入编辑工作较早，在承担具体文稿编辑之余，也负责一些行政联络工作。在编辑万里两本专题文集的后期，为了找到合适的照片放在书中，我在万里办公室用了几乎一天时间，查看了不同时期的几十本照片集。编辑工作临近结束的时候，万里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专门请编辑组吃饭。万里很高兴，大家喝了茅台。吃饭前，他与大家聊了一段时间，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系统地介绍了他和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我对文稿进行了编辑整理，并建议将其作为文选的压卷之篇。在文选全书定稿的最后时刻，万里决定不收入了，我感到有些可惜。

　　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万里是分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几乎在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机会听他的报告。第一次听他的报告是1982年秋天，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名称是全国农业书记会议。我在会议的秘书处工作。一天晚上被处长安排抄写一个稿子，看上去是个领导讲话草稿，中间有不少改动。几天后，听取万里副总理在会上做报告，才知道抄的就是这个讲话。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关注万里关于改革的论述。这次参加编辑《万里文选》的过程，则是一个更加丰富具体的学习机会。通过编辑工作，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从文选编辑结束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今年是农村改革三十年。在这个时候，重温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重读万里有关改革的若干论述，思考农村改革过程蕴涵的政治改革意味，深感有更多东西需要深入研究。

　　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往往都是危机引发的。因此，危机有时就成为改革的契机，或者说改革的动力是从危机应对的努力中而来。1978年安徽启动的农村改革，可以说与两个方面的危机形成有关。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路线受到日益强烈的质疑;一方面来自于安徽内部自然灾害，那一年的全省大旱直接激发了基层的政策突破。

　　1978年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旱象出现早，受灾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从三月出现春旱，接着是夏旱，再接下来是秋旱，许多地方200多天没有下过透雨，旱情超过省志上记载的1856年“数百里尽赤”的大旱。当时的媒体报道：“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这场大旱，不仅破坏了春播，导致了夏季歉收，连秋天播种也难以正常进行，而如果没有秋播，来年的农民生产生活将出现更大的危机。在这样的情景下，人民公社集体集中经营、集体劳动的体制更加脆弱。为了种上麦子，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又被称为“借地种麦”或者“借地度荒”。这种在当时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政治上犯了巨大禁忌。这个时候，是否敢于支持为了抵御旱灾而采取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考验。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首先就表现在决定支持这些“借地度荒”的新办法。

　　这年九月，万里先是视察了旱情尤其严重的滁县地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借地度荒”等办法。万里在省委会议上讲：“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的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省比计划少收几十亿斤粮食，4500万人民，一人一张嘴，每天得吃三顿饭，这足以使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工作要有预见性。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后面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政策上允许包田到户。可以说，新的政策之门开启了。

　　这种办法立即招来了非议。有的说，“借地给社员种，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用这种办法调动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说，“为什么借地给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吗?这可是方向道路的大问题。”万里的回应是：“我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借地’的问题。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农户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了，种上了就可以有收获，总比抛荒好。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饱肚子，都可以度荒。”这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生活常识而已，让政策回到常识。而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荒唐，就在于已经扭曲了常识，或者无视常识。实际上，万里正是以生活常识进行了改革最初的政治动员。

　　这种“借地度荒”政策的出台，直接引来了更大的政策突破。于是，那些过去被称为“秘密武器”、已经被农民偷偷摸摸采用的承包到户、到组的办法，现在则公开出笼了。1978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共滁县地委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之后，万里专门约见了王郁昭，听他详细介绍了滁县地区的“秘密武器”，并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支持，随后，万里主持制定了支持这些探索性办法的省委文件。

　　1978年前后的安徽，同全国一样，围绕可否进行联系产量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可否允许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担心忧虑很多，争论也很激烈。万里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堪称振聋发聩。1978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各条战线、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有的办法，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就赶快改。如省委《六条》中规定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指要求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每年参加农业集体劳动分别达到一百天、两百天、三百天)，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就改。”“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1979年1月，他在听取王郁昭关于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汇报后说，“现在有的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公开批我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们不能受那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而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现有条件出发，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说得过去吗?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还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从实际出发，政策对头，我们会很快改变面貌的”。

　　1979年2月，省委常委会讨论怎样对待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 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我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

　　万里的这些谈话，是关于农村改革最早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已经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从“上纲上线”的泛政治化进入到去政治化。将意识形态降低到了基本生活问题，只要是能增产，农民能吃上饭，就是最大的政治。将政权的正当性建立在现实生活层面，而不是为未来设计虚无缥缈的社会理想制度。这种政治动员可以说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根本。万里讲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生活常识，以生活常识启动思想解放，或者说，用常识性的动员来消解当时动辄就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那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自然就会上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话语。万里立足群众要吃饭，要生活，阐述了什么才是好的政治，颠覆了这些政治上大道理。可以说，这是确立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安徽农村改革突破的理论基础。

　　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如果说1978年主要是省内启动，重点解决本省省内的一些干部群众的疑虑抵触，那么，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的这一年间，面临的则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可以说，与省内的反对声音比较，来自上层的批评指责更为激烈，力量也更大。这是对于万里等新政倡导者的严峻考验。突出的是两件事情，即人民日报的批评事件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门的反对。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万里在主导安徽农村改革过程中遭遇的危机。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封信标志着上层领导对于改革的否定指责，也显示了政策主张的冲突已经诉诸党报。这封来信实际上就是否定包产到组等责任制形式。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干部和农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和恐慌。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发表的第二天，即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第一站是全椒县。万里听完汇报，表现得坦然而且轻松。他批评了基层干部的慌乱情绪，轻描淡写了《人民日报》文章的作用。他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就引起这样的震动?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写读者来信。他们说包产到组是三级半核算，是四级核算，那么老百姓家庭也要讲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为什么三级核算是社会主义，四级核算、五级核算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真是荒唐。你们地委做得对，发了紧急通知，说各种生产责任制一律不要变，要稳下来，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3月19日上午，万里在嘉山县四级干部会上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践?”万里的话非常耐人寻味，他把报纸比作“公共汽车”，如同天下公器，他强调“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鼓励基层干部对老百姓吃饭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负责，对事情的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当然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民日报》的文章代表了一种上层声音，甚至代表了一些领导人对于他本人的不满，他当然也没有天真到以为《人民日报》真像“公共汽车”一样。在这里，他是在为基层干部和农民提供一种政治上的支持，或者说他把这件事情显示的巨大的政治压力都承揽在自己的身上了。

　　事实上，《人民日报》的这封读者来信确实有很强的政治背景，的确代表了某些上层领导人的立场。我记得，1982年秋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在一次晚上的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到这封来信，当时的《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马上厉色反驳：“这封信根本就不是我们搞的!”她转而对当时一位农口部门负责人说：“是你们搞的，你们应该比我还清楚。”我当时很诧异这个老太太态度居然如此强硬，而且针对的是有关部门领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封著名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的出笼背景。这时我才知道，这封信是由负责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直接批转《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出自国家农委。国家农委当时是农村工作的综合领导部门。在发表这封读者来信的两天前，即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刚刚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争论很激烈，但会议的主调是否定包产到户。正是会议召开期间，万里在滁县调研。一天晚上，地委书记王郁昭正陪万里在电影院看京戏，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这位不赞成家庭承包的中央领导亲自与万里通话。万里在电话中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秋后再说。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和滁县地区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做了长篇发言，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除了少数省和一些新闻单位、研究部门人员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都是持反对意见。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绝大部分表示要按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站在反对方的一边。1月31日下午3时，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到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大包干的诞生地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五年吧!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硝烟未尽，政治气氛依然肃杀凛冽，“社会主义”的既定政治信条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考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万里以农民利益为依托，面对来自中央的阻力，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立场，岿然不动，显示了大改革家的见识和胆略。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堪称改革历程中的丰碑。对比当下一些领域的改革，在紧要关口，或者被既得利益所羁绊，或者被自身风险所胁迫，往往无功而返。所缺乏者，恰恰就是这种改革家气魄。?

　　1980年2月，万里调离安徽，任国务院副总理。以通常的政治想象，会以为安徽的农村政策已经正式获得中央认可。事实上，事情没有这样简单。1980年的上半年，可以说是政策争论最激烈的时期。通过万里离开后安徽政策的变化，中央媒体上的意见纷争，就可以发现政策意见的冲突不仅在继续，而且更加紧张。在这个时候，万里继续支持政策探索，为家庭承包制度排险除难，终于全面突破了旧体制。

　　如果说，1979年春由于《人民日报》“张浩来信”事件的发生，引发一场全国性激烈争论，矛头主要是反对“包产到组”的话，那么，1980年春夏之交的这场风波，主要是围绕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进行的。万里在上调中央之前，安徽省委已经为农业大包干报上了“户口”，正式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是，万里离开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问题是，这个户口是应当保留还是应当注销，在省内出现了反复，争论更加激烈。根据王郁昭回忆，1980年4月初开始到8月份，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发起四次批评指责的浪潮。从1980年4月到10月间，省里对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没有发出任何指导性的部署和文字通知，而是忙于在各地开会，围剿“包产到户”。在内外重压之下，滁县地区实际上已成为包产到户的“孤岛”。乡县以上干部思想混乱，惶恐不安，好像安徽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又犯了大错误，普遍担心又要折腾和清算。滁县地区不仅在省内受到重压，而且在其东部邻省的边界上，竖起了“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反对复辟、倒退”的大标语，对边界上的社队派出了工作组，筑起一道“封锁线”，严防包产到户“传染”到他们那里。地委书记王郁昭因为支持家庭联产承包，承受了巨大压力。

　　从当时中央媒体的态度来看，继续显示出否定的力量占上风。1979年11月，当时国家农委的机关刊物《农村工作通讯》总编到滁县地区调研，并特约地委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运用大量材料充分展示了包产到户的好处，编辑部原安排1980年第二期发表。但是，就在发稿之前，这篇文章被突然撤下，换上了一篇《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对安徽的包产到户公开点名进行批判。接着，第三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前面还加了编者按，针对万里在安徽农业会议上的讲话——“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的论点，进行指责。文章质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在本质上退为单干?”刊物的栏目名为“大家谈”，实际上只发表对包产到户进行批判的意见，不发表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文章还提出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维护《宪法》上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用违反“中央决定”和“宪法”的大帽子来压包产到户。3月上旬，万里看到《农村工作通讯》的有关文章后，要张广友、吴象针对文章内容，进行不点名的反驳。万里叮嘱说，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为此，他们写了一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文章。万里看后，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当他们把文章亲自送交安徽省委领导审定，出乎他们意料，几天后省委领导在电话中说，省委农工部对稿件有不同看法，不同意用省委农工部名义，也不同意在《安徽日报》上发表。由此可见，万里虽然调任中央，北京的权威媒体仍在批评安徽，安徽当局也出现了政策态度的逆转，政策斗争仍然处在胶着状态。

　　政策的基本转折发生在1980年夏秋之间。6月初，王郁昭在一次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看到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稿。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不准抄录和传达。这个谈话是在5月31日，后来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显然，邓小平肯定了这些新的做法，有力地增加了新政策主张者的砝码，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讲话并非一言九鼎，没有终结政策意见的分歧。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争论还在继续。9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争论很大。这些地方大员的观点，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因为有的省委书记坚持认为人民公社道路才是“阳关道”，而包产到户是“独木桥”，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两句话后来成为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名言。这次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个文件实现了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对能否实行包产到户问题作了“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的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文件指出：“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发展”。这样，政策的小口子一开，积蓄太久的冲击力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家庭承包席卷全国，不仅限于贫困落后地区。

　　但是，上层的反对意见依然很强烈。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中央的农村工作部门。1981年3月，万里曾经专门参加了农业部党组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些部门。他在农业部党组会议上说：“前不久，部里有人还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线，现在仍有这样的人。”“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已写了很好的报告。农口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自己另搞一套。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工作。过去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都在变，‘大概工’也改了，搞专业承包了，老百姓也不吃那么多苦了。但是有的领导对大寨问题的认识仍未很好转变。”“他们脑子里只有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有些人拿了工资，吃饱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 在北京城里说长道短”。实际上，万里的批评言辞比发表出来的要激烈得多。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万里主持制定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至此，家庭承包取得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

　　虽然从1982年以来，家庭承包经营被确认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围绕这个制度的意见交锋并没有结束。在一些人看来，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像“社会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现代农业”。特别是，当农村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的时候，当国家政治生活出现波动的时候，批评指责就会抬头甚至鼓噪。在这种观点看来，农民几乎天生就和他们的“社会主义”过不去。这种观点在政策过程中也有所反应，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力量试图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面对这样的政策倾向，万里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在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面前，不论在疾风骤雨的阶段，还是暗流涌动的时候，不论在改革的台前，还是在改革的幕后，万里都显示了一个改革家的风范，不仅善于敏锐发现群众和基层的创新，而且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来坚持自己的选择。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特别需要。

　　“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

　　改革者并不总是成功。改革成功需要多方面条件。万里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会成功，“所以然之故”何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研究的是，万里农村改革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在倾听和阅读万里论谈改革的过程中，本人的初步认 识是：万里身上体现出来的改革精神，集中表现为对于中国农民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尊重，基本特点是以解决民生为基本政治前提，以尊重民权为根本工作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一种政治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态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民生作为“好的政治”和“坏的政治”的根本标准。1978年秋，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指出：“胡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万里说：“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不关心人民生活，算什么共产党?要你这个党干什么?哪个拥护你?我就不拥护那种让人要饭、饿死人的党。”“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老百姓去不去呢?”他反复地强调，“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初期高层的争论中，有的领导问他，在“社会主义”大方向和老百姓之间，你要什么，万里断然回答：要老百姓。这样的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当时人民公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已经是农村工作的政治前提，无法想象有人可以挑战这样的前提。

　　其二，充分相信农民的智慧和创造。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王郁昭陪同万里到来安县城东郊走访农户，来到一户唐姓农民家里。当他看到院子里种了几分地的大蒜，苗长得碧绿，但一颗挨着一颗，很密，万里就问：“大蒜栽得这么密能长大蒜头吗?”队长说：“我指望这片大蒜能卖上一二百块钱。这片蒜地可以收获三次，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间苗卖青蒜，拿到城里卖，一小把(十棵)能卖二三毛钱;第二次可以卖蒜苔，一斤能卖一两块钱;第三次才是卖大蒜头”。万里点头称是，他对王郁昭和随行人员说：“你们看中国的农民是多么聪明，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愁中国的农业搞不上去吗?”类似的话，不论在省委会议上，还是在担任中央领导人期间，万里在多种场合反复讲到过。他对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所以我提出了个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来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据说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争论。万里反复强调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有的领导反驳说，农民不懂马列主义，领导干部不能不懂马列主义，如果农民拥护什么就干什么，那岂不成了农民的尾巴，那就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尾巴主义。万里的回答是：我就是尾巴主义，而且要努力当好农民的尾巴。

　　其三，倡导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权利。由于将民生视为政治之本位，充分相信农民的智慧和创造，这就决定了制度上要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根本方向。这里的问题是，承认政治要以民生为前提不难，或者说共识容易形成，但是，是否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怎样实现农民的权利则往往出现了意见分歧。有的人虽然也强调政治要以民生为出发点，但是，同时又认为农民素质低、觉悟低，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需要高明的精英代替他们做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者就不可能真正尊重农民。不相信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就不能真正尊重农民，结果就可能出现，理念上是在为农民谋利，政策制定和工作安排中却与农民为敌。人民公社的失败就是这样的典型。万里思想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把关心农民利益和尊重农民的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以甘当农民尾巴相标榜。这是对于农民真正的尊重。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具体的工作中，他才能够自觉地追寻农民的需要，发现农民的创造，支持农民的选择。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不以高明者自居、将民众视为阿斗，才能对政府的愚蠢和错误保持警惕和批评。所以他说：“在改革中，如何认识农民、对待农民，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在回顾改革中的经验时曾经说，“农村第一步改革中有个好的做法，就是从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意愿，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选择最适宜的经营形式，看不准的就不急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更不扣帽子、打棍子。这是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万里坚持在政治上要保证农民权利，要保证言论自由，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这样，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发挥，保证政策不偏离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所以，他在改革之初就大力提倡发展农村民主。1980年1月，万里在嘉山县说：“基层干部没有选举的，是否可以选举。让老百姓自己选组长，队长，看看谁能带领他们‘三增加’(粮食增加、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奖励基层干部，县里可以建议，决定权在群众，群众对干部选有权，撤有权，奖有权。”他还指出：“人事制度必须改革。什么时候能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民主选拔干部，事情就会好办些。”

　　在阅读万里论著和编辑万里文选过程中，我发现，万里对于农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万里文选》的第一篇是《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是我在地方党史资料部门提供的原始讲话稿中找到的。抗战后期万里担任冀鲁豫第八地委副书记。1944年12月，他在抗日根据地一次区县干部会议上讲话。稿子用毛笔誊写，稿纸很粗糙，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发黄，辨认有些困难。但是，就文章所阐发的基本立场来说，与三十多年以后他支持家庭承包的讲话完全一致。我从大量文稿中看到这篇文章，异常欣喜，并且认为非常适合做“文选”开篇之作，编辑后呈送他审定。这个讲话重点批评了根据地工作中对于群众的错误做法。他说：“有的仍然站在群众之上来发动群众，站在指挥的地位上说服群众，群众被作为‘阿斗’来摆布，不重视从群众之中集中意见，让群众多数决定问题，形成严重的包办代替。”“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放手’不‘放心’，如履薄冰似地小心地注视着，稍有与自己所思所想不合者，即来‘说服’群众、‘启发’群众，仍叫群众回到自己所想的圈子里。这里所谓‘说服’与‘启发’，只是我‘说’你‘服’，我 ‘启’你‘发’。如群众不服不发，则出面包办”。讲话特别强调了自下而上建立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不从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意见，领导的意见也不能很好地变成群众的意见并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也不能很好地变成群众自觉地行动。由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经过群众自己的组织去掌握与控制，群众运动才能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才能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及时纠正偏向和错误，纠正又不致于形成泼冷水，打‘拦头鞭’。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与群众有些隔阂，不能很好地做到这点。在各县工作中，群众运动起来，常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矛盾和差异，解决这些矛盾与统一这些差异，经过自下而上建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困难与要求体贴不够，就不能很好地负起这种责任。”万里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但是，这篇讲话的精神，可以说高度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特别是他讲到，要很好地集中和表达群众的意见，就必须自下而上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而那些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则不能很好地做到这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个观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在，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依然存在类似问题，即不肯放手让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甚至打压群众自己的组织，依然试图垄断所有组织。群众的自主组织空间狭小，群众的利益难以充分表达，成为政府和社会不能有效沟通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视并运用这篇讲话所提倡的工作原则，对于今天的改革，特别是在利益多元的时代格局下，建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协调机制，依然非常重要。

　　本人认为，于政治家而言，对于农民群众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把万里等改革家的这种政治态度概括为“尊农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把农民生计视为最重要的政治，而且认为农民有智慧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的生计。本人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还是西方古典的“重农学派”，都与“尊农精神”有着重要区别。以往的“重农”主张，虽然各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取向，但其所重视者，都是“农业”。“尊农精神”所强调的是尊重“农民”本身。不是将农民看作依附在土地上的“落后分子”，而是真正地将他们视作社会生活的主人。农民并不是总需要“教化”和“施舍”的子民，而是真正的国家公民，是社会的主人翁。既然农民是公民，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就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事实上，尽管现代国家名义上构建起来了，但“公民本位”的意识并没有迅速被认可和接受，“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仍在延续;有时即使为情势所迫，慑于民众的力量而不敢肆意妄为，但事实上，在主观上仍然将农民视作子民，认为农民的权利是被赐予的，也是可以任意剥夺的。与此不同的是，“尊农精神”的秉持者则坚持认为，农民的权利、理性和创造性，理应成为引导政策调整的依据，应当让政策去适应农民的需要，而不是改变农民来满足政策的需要。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

　　农村改革突破过程中，理论斗争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万里的最重要贡献是，在具体的农业工作和农业政策制定上倡导新的社会主义理念。直到1982年前后，当时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围绕家庭承包的政治性质，即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随着政策主流转变，坚持家庭承包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论述也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从当时条件看，这些研究为改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和理论支持。但是，如果在更加深广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来看，这样的研究论证，虽然政治意义巨大，但理论意义非常有限。因为，当“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问题的时候，硬要论证某种生产经营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显然相当牵强和玄虚。在这样的论证中，前提条件不确定，逻辑判断自然也难以成立。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则基于政治需要。缺少它，改革的方案就难有“正当性”，难以突破思想的樊篱。在今天看来，则属于意义不大的文字游戏，因为，这种理论探讨的起点不对，或者说，这种理论研究的起点是悬置在半空之中的。

　　看看万里在这个时期的言论，并没有引经据典的严密论证，但是，他所坚持的主张解决了根本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是最高层次的理论论证。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是否为农民所选择，是否能解决农民的生计。如果是民众的选择，是所谓“社会主义”当然好，不是“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因为，社会主义在根本上也是以老百姓过好日子为依据的。这种朴素的论证是最有力量的论证。相比之下，那些用自己建构出来的“社会主义”理念来裁夺生活的人，其实是政治理想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异化。这种理论先建构起一整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准，然后用这套理论标准来剪裁现实生活，包括规制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活动，如集体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家庭经营就是反社会主义。违反了这个理论标准，即便是老百姓说好，经济效果好，也不可以，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端地说，即便是饿死人，也要坚持所谓“社会主义”。而且，在这样的主义指挥下，中国果然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荒谬，使得我们想起了旧道学“存天理，灭人欲”。这其实是一种杀人的理论。清代思想家戴震称这种天理已经成为“忍而残杀之具”，他说，“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谭嗣同痛斥这种天理：“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用今天的话说，“左”的政策和路线祸害人民，“左”的理论害人，如同道学杀人一样。

　　家庭承包制度的突破过程显示，改革的源头并不是理论家的创造发明。1980年1月，万里在省委工作会上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他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这个报户口的故事说明，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群众的实践和探索，是打压还是尊重，是反对还是支持，是给群众创造的这个“孩子”以正当的名分，还是否定甚至扼杀它。农村改革所面临的体制环境，是一个按照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式构建起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安排，而改革作为政治实践，首先面对的，就是要打破这种靠理性建构出来的秩序。但是，拿什么方案来取代旧有的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问题。是单纯依靠理性来重新设计一条“直达天堂的捷径”，超越经验提出一个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实现吗?这毋宁是“用一个他希望成功的理性主义计划代替另一个他已经失败了的理性主义计划”(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如果仍然是用预先策划出来的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来强加给民众，那么，其结果仍然是另一场灾难和挫败。而万里所推动的农村改革，其源头不在于某一套先验的抽象原则，而是在于具体的群众实践和探索经验，在于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历练。正是那些生活的常识和农民的经验，为改革提供了最早的动员和方案。

　　农村改革的突破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人物仅仅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匡世济民的志向还很不够，还必须对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层的理解。根本上说，这种理解首先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为在社会生活面前的谦逊，对于历史主人的尊重。在处理农村发展问题上，核心是对于农民的尊重。万里等改革倡导者所以甘心当农民的尾巴，是因为对于农民智慧的崇敬和信任。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观。有一些人，特别一些政治精英，自以为参透了人类社会的玄机，掌握了治乱兴衰的规律，认为农民不知道需要怎样的生活，也不懂得选择生活其中的制度，因此，农民的生活需要他们来设计。秉持这种理念的领导者，不可能对农民有真正的尊重，对于农民的创造和选择也不存敬畏。相反，他们认为农民需要敬畏他们。他们宣称自己发现并掌握了这个“规律”，并由此来规制社会生活，若有不信不从者，便被视为异端和反动。理论上的自负，在政治上则必然表现为专断。农村改革的过程证明，社会演变的规律并不掌握在某一个或者某些精英人物手里，不论这个人物多么伟大和高明，而是存在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中。也许这些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但是，这个认识的过程也一定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可以变得张狂和自负。

　　“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可能被取消的”

　　农村改革的突破过程显然是一个政治过程。改革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政治方面。不仅来自既有的政治理念，因为原来意识形态与这种改革不相容，需要引入新的意识形态，确立新的理论起点;而且来自既定的政治体制，因为原有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不包容这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基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闭系统。一方面掌握权力者同时也宣称掌握了真理，理论上的自负为权力集中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集权体制使得体制内部运行与体制外部的社会生活存在沟通困难，公众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或者说公众意见难以有效地影响体制运行。这样的体制在根本上不允许创新和改革，甚至说这是一个抹杀创新和改革的体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改革者需要冒政治风险。或者说，改革者如果要成功，需要有超常的政治运作。万里主导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之处，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如前面所述，他敢于用新的理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有效地调动了体制内外的政治支持。在体制内，最重要的是拥有邓小平等政治家的支持，从而建立了改革者的权力基础。虽然当时主导的政治权力和政策反对家庭承包，但是，邓小平等政治家对于万里的信任支持，构成了正式政治结构内部的一种非正式结构。这种非正式结构为制度创新创造了新的空间。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政治庇护关系，降低了改革者的政治风险。或者说，这种正式结构之外非正式结构的存在，为僵化而集权的政治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万里曾经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万里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如万里所说，邓小平本人很支持万里的改革。但是，直到万里调任北京之前，甚至在万里调任中央的前两个月，邓小平对于家庭承包等没有在正式场合表态。在1980年5月末之前，政策主流一直对于万里的改革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个时候邓小平对于万里的支持，是一种非正式支持。或者说，邓小平与万里等人建立起来的以政治信任为基础的改革支持体系，是正式政治结构中的非正式结构。在正式的政治结构下，这种非正式政治网络的运行，并启动了历史性的改革。这种网络的形成则是基于他们长期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信任。解放战争初期，万里在为刘邓大军组织后勤保障服务的工作中结识邓小平，以其出色的工作受到邓小平赞赏，后在邓小平任书记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工业部长。奉调进京后，万里历任建设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并兼任北京十大建筑总指挥、铁道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邓小平每每给予他重要支持，而他则总是不负邓的信任和厚望。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铁道部系统的造反派“批邓联万”，要追查他和邓小平的“黑关系”，万里甚有“唇亡齿寒”之感。他对支持他的同志们说：“……邓小平不倒，我啥事也没有;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

　　考察农村改革在政治层面的发生发展过程，包括改革以来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的推进过程，我们发现，在政策大环境不利的背景下，改革所以能够成长，重要的原因是某些上层领导的默认和支持。正是这种由上级领导和下级改革者建立起来的非正式政治网络，推动了改革在夹缝中成长，并导致政策主流的转变，甚至瓦解了正式的政治结构。由此可见，非正式的政治网络在体制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非正式结构是一把双刃剑。在有些情况下，这种非正式结构所提供的支持，也成为政治不作为或者滥用权力的保护。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都会存在这种非正式权力结构。但是，如果这种非正式过度发达，则显示一种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不够。一种体制，如果长期是依靠领导默许来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体制本身能够包容创新，说明这个体制开放程度低，僵化程度高，不能很好地回应和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从更宏大的社会背景来看，这种不包容创新的体制很难适应时代潮流和公众需要。从农村改革的过程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基层群众没有真正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因此，万里、王郁昭等地方领导人，成为在体制内表达农民意见的代表。他们本身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有比较高的政治位势，这才使得他们可以对上表达农民意见，对下保护农民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民没有自己的表达专门渠道，也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不得不寄托厚望于一些勇于改革的官员，不得不让管理者代表自己。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的缺陷。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体制缺陷则靠了万里这样的改革家来弥补。这是改革家的伟大，但显示了体制的不幸。而在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下，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群体，则能够有自己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从而实现与体制本身的良好互动。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体制的开放性和制度化不断提升，但是，目前仍然有这样的缺陷，没有根本上转型。问题仍然深刻存在，改革的路途正长。

　　如果说农村改革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那么，继续深化改革，仍然面临这样的重大问题——改进政治方式，创新政治结构，发育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构造新的政治体制。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中，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都应该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策过程本身应该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或者说是在良性对抗中实现平衡的过程。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要管理好众人之事，就不能封堵众人之口，就必须倾听众人之言。这种倾听不应当是停留于政治表态，不能成为领导人的个性特点，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不听，而应该成为制度特点，必须有制度安排的保证。能否保证这种制度上的倾听之畅通，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美国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具有“全赢全输”的特征。当一种力量占上风的时候，另外的力量便几乎归于江湖之远，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情况。他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冲突中，从没有一次能够产生一种使中国人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亦即用谈判、讨价还价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妥协和相互调整去解决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参考。考察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许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往往是在后果很严重的时候才被认识和被纠正，甚至一条政策的弊端或者失误已经走到危险边缘时才被承认和纠正，而不是在失误开始的时候就被警惕和防止。这其实与政治体制的特征有关。政策上的大起大落说明了体制缺乏弹性。在自由和民主为运行基础的现代政治中，制度保证政治竞争，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失败。竞争中的失败者在根本上是暂时的，仍然具有制度上的话语空间，胜利者不可以也没有办法扼杀失败者的表达权利。失败者的话语权其实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权力，可以警示和制约主政者的行为。在传统政治理念中，这个问题被简单地说成是领导人的个人风格问题，某某有兼听之明，或者乾纲独断。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是个制度问题。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论失势或者得势，不论主流或者支流，都应该有足够的渠道参加到政策主张的交流中来。不论是什么样的政策主张，都能在制度上得到足够尊重。因此，政治领域的体制创新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这种创新的直接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制度和基本的程序，使得多方面社会力量能够通过这些制度和程序，去参与政策过程并实现自己的利益。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体制创新正在加快，社会群体利益的公开表达和有序竞争正在走向制度化。

　　也许，万里正是基于改革过程的艰辛而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所以，他在1986年一个并不是很重要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这篇重要的讲话引起了争议。在文选编辑过程中，万里专门指示，在收入文选时不作任何改动。这篇讲话的题目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他说：“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本人的理解，万里倡导、坚持政治上的“双百”方针，实质就是坚持政治上的开放和竞争。

　　“我们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

　　危机促成了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危机是改革的决定因素。在同样的政治气候下，在同样的自然灾害面前，有的人选择改革，有的人没有。选择或者不选择改革，决定因素便是领导者的见识和担当。改革家首先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的崇高境界。历史昭告人们，在改革的政治舞台上，犬儒主义是没有位置的，因为犬儒主义者只对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万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两次谈话中，不断提到：“我们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这体现了他在面对一个陈旧体制时的政治决断和坚定意志。他说，“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会有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对于改革一直采取摇头的态度不行。……我为什么几次表态支持交大改革呢?因为照常规走路，再按老办法、老章程办事，中国没有希望。探索总比坐等好嘛，要探索得有人先试一试，哪怕试的过程中发现有错误也不要紧，总结经验改过来就是了，何况不一定就是错的。”在改革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种不断探索前进的改革精神，开创了堪称“中国奇迹”的成就。

　　万里曾说：“社会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我们的事业也要不断地开拓，才能不断地发展。守旧的人是不能负担起开拓任务的，这样的人，再‘听话’恐怕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的”。现在，中国改革已经历时半个甲子。三十年间，改革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改革还没有大功告成。不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在政治体制上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在过去若干年里，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国人已经并且正在分享这种发展成果，但是，我们也看到，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深刻，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更加复杂，政治和社会稳定面临若干新情况和新挑战。这说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和谐与稳定。在未来若干年里，也许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一如既往地保持快速增长，许多在经济发展迅速时被缓解的社会冲突、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大量新的矛盾将涌现。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已经并正在发生剧变，公众的政治预期已经改变，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需要，不仅有了充分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有了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的转型。在根本上，处理当下的改革问题，情势如同当年面对土地分包，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不断演化，公民社会正在崛起，基层正在突破，政治需要创新。推进改革，需要领导者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有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时代正在呼唤改革家。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赵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