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的今天，不过是有些城市的昨天而已。但是，凉山不可能具备这些城市的位置和潜力。

　　宣传自己“丑”的一面，往往很难，而且需要极大的勇气，对政府来说更是如此。当前，我所在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暴露自己的不足，从积极的角度解读，可认为是揭开盖子、直面问题、知不足以奋进，同时让外界更完整地了解本地，获取自己能力所不及的政策支持。然而，这样的“风险”却也极大，比如也会面临公众的不绝指责。

　　继“天梯小学”、“马班信使”等“感动中国人物”以及“最悲伤作文”事件后，近日来，凉山州再次被舆论所包围，这一次，是因为一些媒体到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采访，当地主动推荐并带领媒体到“悬崖村”采访，使得这个进出条件艰苦、所谓“经常摔死人”的村子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并引起对当地政府如潮的批评。

　　其实，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如果真的这么多年，政府“什么都没做”，当地怎么可能主动亮出自己的“丑”呢?事实上，据我个人了解，这个“悬崖村”的故事，不仅无法指责当地“什么都没做”，反而是一个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政府与群众相互努力，极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例子。

　　昭觉县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支撑，服务业更是只有一些简单的小商户，支撑其财政的主要靠国家转移支付。乡镇一级财政更是处于空壳状态，许多乡镇连干部出差都要自己掏腰包，别说补助，连交通费都报不了。这在其它地方很难想象，但却是这里基层干部在经济利益方面付出的实际情况。

　　当然，经济收入不高，不是不做事的理由，而当地在财政上几乎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所以从其他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现在通往这个村的“天梯”，也就是危险的地方，是用钢筋焊接成的，替换了原来的藤条、木棍，而所需要的五十万元投入，是乡政府通过多次努力，争取到一个企业的支持建成的;悬崖上村子里几乎每家都实现了水泥硬化，也是乡政府沟通下由附近一个电站送的;而目前该村的农牧产业的发展，也是县乡及援助这个村的部门共同支持打造的结果。

　　与外界相比，“悬崖村”当然还显得很贫困，但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就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惨”的村，已经是在当地发展比较不错的，是在逆境中不等不靠不要，“苦干不苦熬”实现了脱贫的村。

　　或许外界并不知道，相对于山下土地缺乏、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等不足，“悬崖”上的条件好了许多，无论是发展农作物或畜牧业，都有更好的自然优势。而这也是大小凉山区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整个区域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无三尺平，地质灾害频繁，每年都有大量的泥石流灾害，异地搬迁安置余地极小。

　　因此，尽管各级政府也鼓励搬迁移民，并在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拿出了不小的补贴经费，但限于移民安置地和民众意愿，注定将长期存在类似这种让外界“震憾”的生存环境。就在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来到大凉山，深入布拖县，在进入一个村的时候也曾徒步行进了几个小时。

　　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为角度的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于媒体在报道中的选择角度，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那就是“悬崖村”客观存在的真实一面。但如果看不到当地政府、特别是当地干部在这样艰苦环境中的付出，那么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见过昭觉县帮扶这个村的一位女干部，在这条路上多次爬上爬下;而这个村也是我以前所在单位的帮扶村(正因为其条件艰苦，许多单位都主动要求帮扶这个村)，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干部、包括一些已过不惑之年的干部们，同样在这条“悬崖路”上上下下，所投入的热情、感情、激情，那种对彝族群众深深的情怀我永远都记得。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投入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在我看来，是所有年轻人的榜样;而当地干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这里，做着这样的工作，更值得致以敬意。

　　中国文化讲究“推己及人”，善为他人思考，这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所揭示的。以此思维，如果把自己放在那样的环境中思考当地的发展和民生改善，或者干脆亲自到实地去看看，可能会在自己的内心发生一些有趣的改变。

　　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纵向比较，凉山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是极度贫困群体，在政府的保障下，也已经不存在挨饿受冻的问题。但与其它地区相比，大小凉山无疑还有着巨大差距，也正是这种差距，放大了凉山的贫困一面，掩盖了凉山的进步一面。其实，凉山的今天，不过是有些城市的昨天而已。但是，凉山不可能具备这些城市的位置和潜力。

　　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巨大投入，让大小凉山在今天几乎成为一个被封闭的区域，导致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作为国家生态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山也不可能会有如东部地区一样的发展路径，如何统筹考虑类似地区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凉山的课题，更应当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课题。

　　所以说，“悬崖村”，也不仅仅是一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