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逼打开大门那时起，中国的城市化就已经开始了。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古代最发达的工商业，也因此有了作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大都市以及作为商业据点的名镇，但是在清朝，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却处于低潮。在朝廷崇本抑末的高压之下，不仅传统的商道和商业重镇暗无颜色，就连北京、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失去了过去的光彩。说清朝时期的中国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倒也未必，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的确比之于明朝要低一个格。虽说农村的集市贸易依旧存在，但一口通商的外贸格局，流通量有限的茶马古道和张库大道，使得绝大多数农民跟对外贸易无关，跟国内贸易的关联度也很低。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体系建立。但在清政府的暗中抵制下，除了上海之外，五口名开实未开。除了对长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有一点刺激之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鸦片贸易。鸦片贸易的泛滥，对中国农村最大的影响，是鸦片的本土化生产和流通。鸦片贸易事实上合法化之后，国产的“土药”很快就压倒了进口的“洋药”，鸦片，成为中国农村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这种经济作物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吸食鸦片的人越多，这个市场就越大，种植鸦片的农民也就越多。因太平天国战争而征收的厘金，到了后来，其中土药的收益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份额。但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十年，中国农村依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国门洞开与中国农村走向破败

　　中国农村真正的变化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用武力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之后。此后，中国的开放才名副其实。中国的城市化，或者说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化，才真正拉开帷幕。那些被列为通商口岸的城市有了越来越快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又由于有租界在，多半有了西化的意义。

　　没有自主关税的对外贸易，的确比较迅速地导致西方商品进入中国，也刺激了中国农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缺乏关税保护和遍地厘卡的中国市场，对于被拖入这个市场的农民来说，的确是一种潜在的灾难。况且，这种灾难，又得到了鸦片贸易的推波助澜。

　　当时的清政府，需要为王朝旧制和兴办洋务提供财政支撑;而现实情况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都进展有限，农村破败相当普遍。一方面，破败的农村产生大量浮生人口无法就业;另一方面，许多新式产业，通过外商或者国有洋务企业的幌子来逃避厘金。政府沉重的税收负担最终还是落在农村，而农村唯一的支撑就是种植鸦片。

　　清政府只是在其末期才意识到需要解决国内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问题。然而，一场革命，突如其来地打断了清政府的改革进程。新生的共和国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军队越来越多，厘金制度依然存在。有些大城市借助于外国势力的存在，可以抵抗军人的横暴;但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往往成为军阀勒索和混战的牺牲品。尽管各地的情况不一，但农村的破败，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共识。

　　清朝中期之前的中国农村，比之于一般的市镇，在文化上和道德上还具有一些优势。那时，市镇里的商人和其他脱离了土地的人，包括衙门里的衙役和家人，显然跟乡村的士绅没法相提并论。即使高官，致仕之后，也可能选择退居乡村。然而，这样的文化优势，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以及乡村的逐渐破败，慢慢消失了。一方面，随着自来水系统的建立，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改善，现代城市生活的享受以及战乱时期的相对安全，都是乡村完全不能比拟的。另一方面，自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乡绅的劣质化和武装化开始显现。原有的文治派的乡绅，被大量军功出身的乡绅所取代;原来乡村的文化威权，变成了武化统治。军人统治的盛行，乡村经济的衰败，使得“乡村重建”一度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课题，从知识界到各类乡村精英甚至部分军人，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并交出了各式各样的答卷。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内战虽然结束，而且也大体上统一了货币，实现了半个关税的自主，但困扰中国城乡经济的割据问题、苛捐杂税问题、统一市场问题等等，始终没有解决。随着政府官僚资本的迅猛扩张，民营资本失去其原有的发展空间和自由。这一时期，一方面，城市化速度加快，上海、天津、汉口这些口岸城市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破败的乡村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工业无法吸纳的流民。人口日益向城市集聚，到了这个时期，中国的中心，已然是城市，尤其是那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

　　苏联模式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即以体制力量牺牲农村、发展城市。建国初，我们也曾经尝试过放手让农民进城，以超常的速度实现赶英超美式的现代化飞跃。但这样的尝试最后无疾而终，进城来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又被迁回了农村。而今天备受诟病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从此得以稳固下来。

　　到1960年代，中国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还发生过两次逆城市化的运动。一次是三线建设，即在非战争状态下，把沿海都市里的工厂迁进内地，在内地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平地建设工业新城。另一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城市中学生，被迁往乡村，在农村扎根落户。这种逆城市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那个时候的农村，人们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是挺高的。一些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可能会有分配或者发配下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一些有心向学的农家子弟，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当时农村的党、政、群、团的体制相对完善，此外，虽说整个农村的现代化程度仍然很低，但体制性的各种农村卫生站、农技站和供销社的存在，的确可以保证农村的秩序。只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秩序，是建立在农民普遍贫困、整个农村社会生活水平都低的基础上的。当时农村虽然人口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当有限。大部分农村交通、通讯都非常落后，连拖拉机这样简单的农业机械都没有，农业生产还处于牛拉犁杖的水平。在很多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经过历次运动，传统的乡村精英已被彻底扫荡，传统已经消失，乡村的自治不复存在;在文化上，此时的乡村已然彻底沦为城市的附庸。这个时代的逆城市化运动，并没有遏制清末民初即已出现的农村的衰势;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的地位和待遇严重低于城里人，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跳农门，进城去。

　　农民进城与农村空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无论从时间视角、在历史上，还是从空间视角、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空前的。涌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经提前让中国实现了城市化。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工人的构成，替代原来的产业工人实现了工人身份的转换，而且众多服务业也被他们改变。甚至相当多的企业家，也是由农民工转换而来。如果说，改革将近40年有什么奇迹的话，农民进城才是这个奇迹的真谛。所谓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其实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带来的红利。

　　但是，此番城市化跟历史上的城市化不同。历史上，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会变成城里人，即使头几代会遭遇歧视，但他们的身份在进城定居之时即已经改变了。可是，今天进城的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壁垒，哪怕已经在城里待到第二代、第三代，从户籍上他们依旧还不是城里人。对于务工地的管理者来说，他们只希望农民做候鸟，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直到今天，有些人在考虑解决城市工人失业问题时，首先想到的还是将农民工赶回农村去。这么些年来，户籍制度的松动，还仅限于中小城市，其中主要是县城。事实上，进城的农民，尤其是那些把家人都带出来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农村他们是已经回不去了，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已经城市化，还在于他们的第二代已经不会干农活了。但悲剧的是，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也无法永远待下去，因为与户籍紧密结合的他们的孩子，上学、医疗和社保等权益都只能留在原籍。进城的农民工，就这样变成了“城里待不下、乡村回不去”的制度化游民。

　　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村已经严重空心化。尤其是那些偏远地方的山区，一个自然村一个自然村的空置着，十室九空，即使有剩下的人，也只是些无法走动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

　　人走空了，土地自然也荒芜了。很多进城的农民，家中的土地基本都是承包给别人耕种。受政策限制以及利益驱使，这些承包人既没有制度保障其长期料理这些土地，也无动力去善待土地和农村的环境，结果必然是农村土地抛荒与环境的恶化。

　　人走空了，这些人承载的传统也消失了。在历史上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城的农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线路进城的，进城之后，各个地缘派系依旧存在，比如上海的苏北帮、江阴帮、扬州帮等等。就业的行业和生活的区域，也有相对的集中性。或多或少，原来在乡村的传统，还能剩下一些;进城的农民，跟自己的家乡也能保持相对固定的联系。但是，今天进城的农民，最初也许是按地缘路线走的，但进城之后都被分解到现代大都市的汪洋大海中了。农民原来的文化和规范，都是熟人社会的产物，一旦进入一个陌生人社区，自然就百无禁忌了。传统礼仪在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身上已经不见踪影了。在很多农村，春节亲人团聚，变成了赌博炫富;如果说，婚丧嫁娶上还能剩下些传统形式的话，也不过是些空壳。如果说，在改革前，农村的传统文化已经只剩下些残余的话，那么，眼下正在走向衰落的农村，原来的传统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信仰和禁忌，如果还没有消失的话，也正在消失之中。

　　结语

　　从理论上讲，只要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相对长的和平时期，就肯定会有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农民进城不可避免。但是，眼下的城市化高潮因此前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段的人为抑制期而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从政府到民间，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至于问题迭出，困难重重。当然，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农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尤其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但衰落不等于衰败，更不等于衰亡。城乡格局演变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平衡点。到了那个时候，乡村还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重建，获得新生。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走的是一条超快速发展的高速路，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败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这样的城市化，病灶在乡村，但最终还是会波及整个社会，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而这才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