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少地区沉浸在国家放开全面两孩政策的喜悦中时，位于燕山深处的河北省承德市却平静如常。早在30年前，承德和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就低调地启动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试点。

　　承德市农民王劲泉有两个儿子，老二是在实施试点后两年生的。“当年全家就指着地里收成过日子，多一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他回忆说。他的话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情。“欠发达农村地区只生一个男孩，对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确有困难。”承德市卫计委副主任孙瑞国说，老百姓对1980年实施的一孩政策有抵触情绪。

　　河北承德、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地处“老、少、山、穷”地区，经济不发达，生育意愿较为强烈，生育水平在全国也处于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从1985年开始，这些地区陆续在当地农村实施“晚婚晚育+间隔”的“普二”政策。

　　适当宽松的计生政策会不会导致人口激增？在全国人口数量剧增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计生工作者的心中。但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承德在试点第二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曾一度回升至20‰左右，3年后便恢复至比全面一孩政策实施时还低的水平，之后持续下跌；酒泉在“普二”政策实施之初也出现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一定幅度回升的现象，但从实施30年的数据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并在继续下降。

　　2000年，山西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1982年至2000年，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全面低于全国、山西省和临汾市。

　　二孩政策对调整当地人口结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承德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顶部圆锥、中部和下部相对均衡的圆柱形结构，青壮年及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数量相对均衡。而承德市中心城区双桥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承德市计生委2011年测算，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和后来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未来15年，双桥区将出现人口负增长；未来75年，人口将由2010年的30万降至15万，老龄化和社会抚养比均超过50%。

　　放开二孩还导致多胎率下降。承德市的数据显示，当地多胎率从1987年的18.5%降至2010年的5%。双女户石峰艳说，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个不够，两个正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教授说，试点地区人口态势达到了试点初“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

　　最近十几年，承德市拿着“生育证”推迟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多。双塔山镇通沟村有134户家庭，共计415人，其中60岁以上96人，18周岁以下户籍未成年人32人。“大家普遍不愿意多生。”村支书胡光海说，村里有个家庭，过去超生了第3胎，如今他的3个子女全都只生了一胎。一些人申领了“二孩证”却迟迟不生育，还有一些则干脆放弃了。双滦区下店子村村民王纪香和丈夫只生了一个男孩，她说：“我和丈夫分别有7个兄弟姐妹，之前一直过着穷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现在，资金和养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补偿，更不担心养老问题了!”

　　如今，这些试点地区的计生干部担心的是，出生人口继续萎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离了土地和农业生产，教育水平高了，生育意愿更低了。”承德市卫计委规划信息科科长王继国说，“育龄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生育观念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承德市承德县八家乡南杖子村共有1453人，285位育龄妇女只有33个申报独生子女，人口萎缩情况明显。翼城县近年来的出生率已达到7‰—8‰的超低水平，自然增长率为2‰—3‰，接近零增长。

　　“生活压力、抚养成本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承德钢铁公司80后职员张春然说，“把生育权还给我固然是好事，不过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