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印发《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首批选择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作为试验区，福建试验区方案同时公布实施。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怎么矫正?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如何落实?靠什么激发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在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迈进的征程中，试验区的任务艰巨而光荣。

　　百孔千疮的矿山重新披绿、绿藻横行的臭水湖变身渔家“聚宝盆”、检察院把环保局告上法庭……记者在福建、贵州采访时，看到一幅幅生动的生态画卷，听到一个个动真格、出实招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里，隐藏着生态兴衰带来的喜怒哀乐，勾勒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清晰路径。

　　生态保护优先：从有水快流到绿水长流

　　每到傍晚，福建大田县前坪乡山川村的村民林生钟都会到家门口的“川石矿区公园”里散散步。22亩的公园里，种着茶花、桂花、竹柏、红叶石楠等草树花木，四季花香不断。但就在3年以前，这里还是寸草不生、尘土漫天的矿山堆土场。

　　因为煤、铁矿产资源丰富加上市场行情好，大田县矿业的红火一度接近“疯狂”。“村民、干部、外地老板……大家都在挖。”大田县水利局地质环境股科员陈富光说，全县18个乡镇，顶峰时有138个矿业企业。太华镇万湖村一片800多亩的矿山上，曾有100多个矿主在作业。

　　今年68岁的万湖村老书记连祖江说，当时一辆铲车几百万元的成本，3个司机日夜不停轮流干，只要两三个月就赚回本。

　　过度采矿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露天矿山上挖掘机挥开巨臂，一个个山头被“开膛破肚”。林生钟说，挖矿造成尘土满天飞，村民们成天“灰头土脸”，头发都是黄的，晴天骑摩托车都要穿雨衣。

　　更为严重的是，村里稻苗、菜苗大面积死亡，挖开一看，根都烂了。原因并不难找：企业用溪水清洗矿石，水中含有硫磺，流到田里把苗都“烧死”了。

　　痛定思痛。2012年，福建省将大田县列为全省二类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县，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煤矿、铁矿关停并转，积极开展生态修复，致力将矿山建设成公园、工业园、物流园、田园和家园。4年来，全县完成造林绿化16.02万亩，封育治理12.1万亩，矿山植被恢复1.725万亩。

　　大田矿山由黄变绿的图景，是福建省转变发展方式、倡导生态优先的生动缩影。“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习近平同志的殷切叮嘱，正成为引领八闽大地绿色发展的时代强音。

　　——为了保护生态勇于“割肉”。福建莆田把一个投资260亿元、一年税收25亿元的林浆纸外资项目拒之门外。该市发改委主任林金波说，项目每天要消耗40万吨淡水，废水经处理后又排到湄洲湾海域，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决定放弃。

　　——为了保护生态敢于“加压”。福建每年由省委书记和省长与各地党政“一把手”签订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强化“党政同责”;从2014年7月起，环保部门每月公布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从2015年1月起，每月公布各县级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为了保护生态主动“调向”。2014年起，福建对限制开发区域的34个县(市)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不考工业规模考大气、不考企业税收考水质、不考工业总量考新型产业科技含量”成为新风尚。

　　生态监管优化：从单打独斗到法治护航

　　说起环保执法曾经的窘境，贵州仁怀市环保局法规科科长刘宁锐深有感触：“前几年白酒市场行情好，酒企老板们财大气粗，我们曾对一家违法排污的企业罚款5万元，老板第二天就笑嘻嘻地把钱抱过来了，回去仍是肆无忌惮地排放。”

　　为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耐药性强”等问题，贵州省创新机制，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公检法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专门机构，推动行政处罚和刑事惩罚良好衔接，形成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

　　法治的力量不仅“督企”，更“督政”。2014年10月，与仁怀市毗邻的毕节市金沙县环保局被当地检察院告上法庭，原因是环保局对一家污染企业拖延排污费问题怠于处理。这一案件引起广泛关注。

　　尽管官司已经过去快两年，但却带来了持续的积极影响。金沙县环保局局长秦蓁说，检察院把我们推上被告席，这是以前从没有发生过的事，这督促和警示我们环保监管要在法治轨道上真正硬起来、严起来。

　　福建河流众多，河砂资源丰富，随着发展建设加快和河砂价格走高，河砂盗采、乱采现象一度猖獗，导致一些河流河口区河床下切严重，咸潮上溯，严重危及防汛与生态安全。

　　福建省水利厅副厅长赖继秋说，河道采砂监管是个“老大难”问题，按旧有法规非法采砂最高处罚额度仅为10万元，而闽江下游非法采砂，大的吸砂船一个晚上的利润就有十几万元，此外，非法采砂入刑标准认定难，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难以“握掌成拳”。

　　没有制度不好管，没有力度管不住。为从根本上改变河道采砂乱象，福建省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出台新的河道保护管理办法，对重大违法采砂案件实行省级挂牌督办，联合公安、水利、国土、交通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开展“水面查、路上堵、点上盯”的执法行动，2016年上半年即查扣非法采运砂船舶38艘，行政处罚286万元，刑事立案27起。

　　“以前非法采砂猖獗，甚至‘红帽子’与‘黑帽子’暗中勾连，少数人赚饱，大自然遭殃;现在生态账管住了经济账，生产与监管泾渭分明，犯法与执法势不两立。”说起近年来河道采砂管理的变化，福建省水利厅水政资源处副调研员王清贵感慨万分。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成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着力方向。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制度、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中，各种“制度”成为让人耳目一新的高频词。

　　福建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就是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通过迎难而上的改革探索，增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供给。

　　生态发展优势：从“靠天吃饭”到“百姓富、生态美”

　　“家家小洋楼、户户小轿车，在家有分红，出门就旅游”，说起自己村庄的特色，福建三明泰宁县梅口乡水际村村民黄龙生张口就来一段“顺口溜”。

　　水际村位于福建著名景区大金湖畔，而直到上世纪末，这里还是一个“吃粮靠回销、用钱靠救济”的贫困村，全村基本靠打鱼为生。打了20多年鱼的村民饶金求说：“当时大家都是抢着捞，网越织越密，鱼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无序、过度捕捞让大金湖曾经变为一潭“死水”——水体富营养化日益严重，绿藻几乎覆盖了整个湖面，水生生物急剧减少，一到夏天气温升高，湖面臭气弥漫，人人掩鼻绕道。

　　为了走出“越捞越穷、越穷越捞”的渔村困境，泰宁县2004年开始对大金湖渔业实行“统、休、扶”的“变法”三字诀：一是成立渔业协会，由协会组织统一捕捞、管理和销售，村民以2000元一股入会;二是要求协会成立后第一年休渔、第二年限渔;三是政府免除协会前三年的承包费，农业部门送技术上门。

　　2年后，大金湖水面重回洁净，湖鱼的个头和数量让村民大吃一惊，渔业协会当年就给村民每股分红3700元。如今渔业协会的年产值超过了4000万，村民除了分红，又增加了一块在渔业公司上班的工资收入。随着大金湖成为国家5A级景区，村民又以作价入股的方式成立了游船协会和家庭旅馆协会，旅游业搞得风生水起。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65.95%的森林覆盖率冠居全国，福建同时也是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在广大林区，同样不乏借“绿”生“金”的故事。

　　永安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县(市)之一。2011年，永安划定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21万亩，实行限伐政策，为探寻“不砍树也致富”的新路，当地政府转变理念，把目光瞄准了“高大上”的碳汇林项目。

　　永安市林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碳汇林具体做法是，在林权不变的前提下，政府与林权所有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发，20年内不得进行林木采伐。预计项目内的11万亩碳汇林每年净增固碳量7万吨至8万吨，可获收益约300万元，作为对林权所有人不采伐林木的补偿。

　　永安市林业局局长郑凌峰说，今年下半年，永安的碳汇项目计划在纽约碳汇交易所挂牌，未来将为林农带来更多收益，真正实现“国家得绿、林农得利”。

　　习近平2014年3月在参加全国人大贵州团审议时说，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从大金湖的“鱼变”到永安的碳汇林创富，生动体现了“两山论”的精髓。而在生态文明试验的路径蓝图中，还包括建立完善用能权、碳排放权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推进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建立统一规范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一系列激活生态红利的措施。落实好这些措施，“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的美好现实会渐行渐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