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爱连(右)。

　　去年夏天,第六个孩子出生后,韦爱连终于有了不能继续要孩子的念头。这位30岁母亲的理由很直接——家里仅有的两张老木板床勉强挤下夫妇俩和六个孩子,再没有空余之处。

　　韦爱连的家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一个叫盘兔的山村,离首府南宁车程不到200公里,却是广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过去,基础设施被认为是盘兔村这样的贫困地区最大“短板”。但经过多年扶贫,“如今有的屯通了路,依然不见起色。”当地一位贫困村村干如是说。

　　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扶贫干部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然而,许多“老牌”贫困村的贫困户,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

　　“出去打工,我吃不惯大米”

　　沿着斑驳简陋的木梯,踏进传统的瑶寨木屋,宽阔的大屋,四角各放着几张挂着蚊帐的木床,宿舍兵营一样的格局,韦爱连的家就在这里。

　　屋子里,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个孩子,有一两个光着下身。包着白头巾的老妇人踱到了一边,点了一根旱烟,看着大儿媳妇应付外来者的问题。

　　韦爱连的丈夫有一个兄弟。两兄弟分了家,母亲跟着弟弟过活。外人很难看出兄弟两家的分界。记者原本以为是房中的一道木梁分开了两家。村支书韦俨恩连忙纠正,房梁那一侧的几张床属于两个堂兄弟。

　　一栋木屋里,没有遮挡的几张床,住下了4家人。韦爱连丈夫兄弟俩这一侧,只有四张木床和一个镶了穿衣镜的衣柜。过时的老衣柜是韦爱连结婚时的嫁妆。

　　韦俨恩说,盘兔村596户人家,贫困户有254户。别看韦爱连家一贫如洗,这在村里的贫困户中还属于中等水平。

　　在不种玉米的季节,做饭和看孩子是韦爱连一天的全部内容。分家后,1.5亩玉米地,一年种得七八百斤玉米,根本不能满足一家八口。每年韦爱连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亲戚家举债过活。“孩子不生病,一年借四五千就可以了。”韦爱连习惯了举债度日。

　　丈夫最远去过一次北海,帮人砍甘蔗,纯粹的体力活。这是夫妻俩加起来,唯一一次外出务工。

　　“如果有机会出去务工,你愿意去吗?”

　　“我走不了。我走了就没人看孩子了。”瘦削的韦爱连坐在小木椅上,怀里的小六不耐烦地扭扭身子,她就撩起上衣喂几口奶水。

　　“把孩子交给婆婆,你们赚了钱,给婆婆生活费,不更好吗?”

　　“弟弟不高兴。”

　　“那你在家看孩子,你爱人出去务工?”

　　“我身体不好,有时也需要他看孩子。他腰不好,人家也不要。”

　　“我们这里的人没有技术,文化不高。出去也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去一些不太正规的企业做苦力,很多权益又得不到保障。一来二去,就没有了出去务工的动力。”村支书韦俨恩在一旁帮韦爱连解了围。

　　“借口!”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在当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贫工作,他见过太多像韦爱连这样的贫困户,“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上门入户,有时还是上午,他们就已喝得酩酊大醉。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的问题。我们也很头疼。”覃正荣说。

　　在交谈中,韦爱连一直认为,她脱贫的最大希冀,在孩子:等孩子大了,赚钱养我,就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条件实在有限,韦爱连肯定会生第七个、第八个……娘家老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只给自己生了一个弟弟。但今年前段时间弟弟因病去世,父亲已经没有生活下去的动力。

　　但大女儿才12岁的韦爱连没有想过,如果出去打工的孩子们没有拿钱回来,自己的好日子从何谈起?

　　至少同村的韦汉芬和韦建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高中毕业的韦汉芬差不多是盘兔村最有文化的中年人。早年有打工经历的他计算了一下,4个在外打工孩子,每个月给他上缴1万元并不困难。但现实是“不知道他们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51岁的韦建展,大儿子去了广东打工。大女儿也嫁到了外地。不过,大儿子总告诉他,自己赚的钱刚刚够花,还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父亲。

　　不过,韦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的,是骄傲自己生了四个儿子,比父亲多,比爷爷多,比爷爷父亲也多。

　　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正在努力地寻找企业,为村里50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她觉得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韦建展想了想说:“吃惯了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惯。”

　　听他这么说,唐艳不由得叹了口气。

　　脱贫的路往哪里去

　　唐艳履职不到一年,此前她在毗邻雅龙的六也乡工作。在六也乡,唐艳在老百姓中推广山葡萄种植特别成功,不少贫困户找到了出路。在雅龙乡,唐艳想复制这套办法。

　　盘兔村第一书记韦建云介绍,大化县当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为主,土地十分贫瘠,选择种植可以在石头缝中存活的山葡萄,一大好处是不占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耕地。

　　但雅龙乡的情况并不乐观。至少在记者调研的盘兔村。韦建云说,年初,他带领村民去旁边的镇西村学习先进经验。去看的人很多,回来动手操作的却一个没有。

　　“过去种核桃,乡里有核桃管理员,你去说,他答应种、种、种。但回来就没下文了。”韦俨恩说。

　　比较和六也乡的区别,唐艳分析说,六也更靠近县城,信息更加流通;民族成分更多元,相互融合,老百姓的思路活络不少。

　　据韦俨恩介绍,在政策的扶持下,2008年,盘兔村开始种植山核桃,目前共种植1000多亩。从2016年开始,盘兔村开始引进山葡萄,目前种植了400多亩。

　　韦爱连家没有种植山葡萄。村里提倡用荒山种,韦爱连说,山上太远,她和丈夫身体不好,没有精力去种。

　　韦建展的理由是种植山葡萄容易,但管护太麻烦。如果不小心,被别人家的羊吃了,那是得不偿失。

　　“搞种植没那么简单的,没有技术根本发展不起来。”最有文化的韦汉芬也对种山葡萄不以为然。

　　现在让唐艳头疼的是村民积极性不高,盘兔村的山葡萄种植成不了规模,意义就不大了。“贫困户本身分散,一个屯有几户,就算全种山葡萄也很难成片。没有规模,那只是产品,不是产业。盘兔村的地理条件本来就不占优势,如果做不成产业,企业也不愿意到山里来采购。”唐艳说。

　　比起种核桃、种葡萄,村民们更感兴趣的是养殖业。覃正荣解释道:“种植业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有了天灾,或是市场变化,就是一场空。但养殖业是快钱,能很快变现。与种山葡萄相比,村民更喜欢政府提供牛羊鸡等家畜家禽。”

　　但村民发展养殖业首先面临禽舍不足的困境。

　　像韦爱连、韦汉芬全家数口人挤在整个大木屋一角,连人都挤不下,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养殖牛羊。独门独户的韦建展也表示,如果政府帮他把房子修一修,他愿意多养几只羊。

　　“政策是贫困户每户建房补贴18000元。但肯定需要他们自己筹一部分。”覃正荣说。但在盘兔村保守的村民对贷款向来是敬谢不敏。

　　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考虑,发展养殖业的另一个风险是当地老百姓没有可持续再生产的意识,起不到脱贫的效果。

　　覃正荣曾为当地一为贫困户提供了鸽苗。村民把鸽子养大后,卖掉,立马花了个精光。“正常的逻辑是他能够用这次赚的钱,再去买鸽苗,进行下一次投资。但当地人这种意识很薄弱。这绝非个例。”覃正荣说。

　　种植产业举步维艰,养殖业不具备基本条件,现在电商火热,唐艳开始思考是不是该把山里的米酒、腊肉、藕粉放到网上去。

　　但电商真能行得通吗?唐艳自己心里也没底,遑论盘兔村的村民。在村里,几乎很少有人见过世面,更不提回来带头发展家乡产业的能人。

　　对未来,韦俨恩也颇为迷茫:“我一辈子都在这里,也没见过外面是怎样。要我号召大家做事可以,政府有什么指示,我就怎么做。”

　　斩穷根,把孩子们都搬出来

　　扪心自问,唐艳知道在穷乡僻壤的盘兔村发展产业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把村民们全部搬迁到镇上,让外面的世界冲击村民们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

　　这位80后乡党委书记相信,搬迁才能把世世代代的穷根连根拔起。“像刚才那一户,生8个小孩,觉得没什么不好。但在镇西街(靠近县城的镇上),没有谁生8个孩子。只有搬走,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他们才会改变。或许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但下一代一定会比现在好。”唐艳说。

　　但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搬迁都是无土安置,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别土地,那需要莫大的勇气;其次是居住的问题,山里人孩子多,虽然自身居住条件不佳,但如果是政府主导搬迁,村民们对居住空间的要求,往往也比较高。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没有优势的盘兔村发展产业。

　　覃正荣开出的药方是,大人可以不搬,先让山里的孩子都到县城读初中。

　　覃正荣认为,贫困村大多世世代代穷居自然条件恶劣的深山,当前应以改变下一代“思想贫困”状态为重点,让他们在县城接受教育、开阔眼界,一旦他们年轻时接触外界文明后,便不愿再回深山。

　　“别的不说,最简单的就是卫生间。在城市用惯了干干净净的厕所,自然不会再习惯猪圈。对家乡的落后也有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建厕所,他们也不一定会用。”

　　“这一代人思维都定型,很难转变。但下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后,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扶贫,你给房子冰箱电视机都不难。但你给他们一台电视,坏了也就坏了。他们仍然买不起新电视。”覃正荣说。(记者董振国、李坤晟、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