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强求农民必须固守那一亩三分地，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得是如此决绝。设想一下，耕作者们如果能有更多收益、更多尊严，境况又会如何?

他们，和土地若即若离

位于汇龙镇的江苏启东市水果批发市场内，总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绿色的西瓜、鲜红的樱桃、地产的香瓜，天南地北的各色水果，在讨价还价声中迎来送往，甜美的果香味沁人心脾。46岁的陆雨平，正忙着把磅秤上的一箱箱苹果往车上搬。

“放心，绝对够秤。”陆雨平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前来进货的车主说。35斤一筐，对这位离异的中年妇女来说，每天搬上搬下100多筐，的确够累。17年前，她让父母别再种地，到城里来帮她照看水果批发生意。“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记者此前在光明村看到过他们家的房子，那座被麦田包围的平房，大门被一席陈旧的竹帘象征性地挡着，门前堆放的砖块足有一人多高。砖堆上已长出一棵桑树，红红黑黑的桑葚，无人理睬。家里的地，全部托管给潘广时了，门前屋后的地荒着可惜，也被小潘种上了麦子。

“那砖头，堆了17年了，本来想盖房子的。”陆雨平的母亲顾炳如说。50岁离开村子，顾炳如与丈夫陆丰除了帮女儿打理水果批发，仍坚持种了10年地，由于身体原因，后来只能种一半的地，到2013年，才把地全部托管给潘广时。17年，转眼就过去了。

水果批发市场离光明村约16公里。“刚开始骑自行车，两个小时能到家，后来换了电瓶车，再后来，实在种不动了。”顾炳如说，一家三口，每年能赚十七八万元，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但人也越来越老。“现在只能帮看看门面、收收钱、烧烧饭、洗洗衣，重活是干不来的。”顾炳如和丈夫都很喜欢农村生活，因为“做生意烦心的事更多”。

“外孙今年22岁，再过一两年也要结婚了，到时候女儿有新帮手了，我们就可以解脱了。”顾炳如和丈夫商量着，今年选个时间回村把房子维修一下，为搬回去做准备。“能种多少就种多少，最起码门前屋后的地，还是可以打理的。”

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曾经说：“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还要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了。”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陆健说：“再过10年，我们这里的农村将有80%的空房户，会有更多的土地被托管。”

他们，不愿再回头

脖子上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说话大嗓门，喜欢解开衣领大碗喝酒，在53岁的丁耀身上，找不到太多农民的痕迹，他已经融入了小镇生活。18年前，丁耀和妹妹一起离开光明村，落脚南阳镇农贸市场，办起了一家面点加工店。这家加工店，至今没有店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做生意。

和很多农贸市场一样，南阳镇农贸市场也是灰头土脸的。中午时分，没有顾客，丁耀的爱人独自包着圆子(类似于汤圆，但馅的种类比较多)，面前有四盆馅，分别是红枣的、豆沙的、萝卜丝的、芝麻的。包好蒸熟，傍晚就有顾客上门了。

丁耀早些年花6.5万元买下了这间门面，一楼做生意，二楼住家。听说村里来人，丁耀80岁的老母亲慢慢下楼打招呼。老支书袁兵她还认识，现任支书包汤兵，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好笑了笑。

丁耀家4.8亩承包地，已全部托管给潘广时，除了日常的面点生意，闲时就钓鱼、打牌，一年下来，全家纯收入能有15万多元，丁耀显得很满足：“现在只想再赚些钱，为在上海工作还没出嫁的女儿多准备些嫁妆。”

刘卫星的生意做得大。久隆镇世纪华联超市的面积足有1200平方米，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超市的“主人”，便是67岁的刘卫星。22年前离开光明村后，他就一直在各个乡镇辗转经营超市，再也没想过种地的事。

“我种过地，种过大棚蔬菜，都是兄弟姐妹们留下来的地。”刘卫星兄弟姐妹共7人，大哥原来是启东市商业公司的经理，择机把刘卫星带了出来。“做生意肯定挣得比种地多得多。”刘卫星说，离开土地时，是义无反顾的。

生意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幸福街做食品批发，然后到城南菜场附近开了家小超市，后来又到和合镇，2013年年底落脚久隆镇。“哪里房租便宜，我就去哪里，在和合镇待的时间最长，足有11年。”

刘卫星跑不动了，也不想再到处跑了，他租下200多平方米的门面，并在门面后面投资100万元建彩钢房，办起了目前的大超市。“现在光吃饭，不拿工资。”刘卫星前几年开始做女儿女婿的助手，帮他们看看店，不再管具体经营了。偌大的超市，记者看不到几个顾客。“久隆镇周边不足2万人，超市就有3家，竞争太激烈了。”他摇了摇头说，“没办法，其他地方房租太高。”

“还准备回家种地吗?”“种地?”瘦小的刘卫星透过眼镜片奇怪地瞄了记者一眼说，“我连宅基地上的房子都卖了。”从45岁开始弃农经商，刘卫星就没想再回头。“以前辛辛苦苦种地，每亩收个三四百斤油菜籽，就已经很开心了，但实在卖不了几个钱，种地收入不到我经商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女儿结婚后，刘卫星将名下的财产悉数归了女儿，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目前在镇上还只是租房住。但他觉得，女儿女婿成长起来了，也就足够对自己交代了。这地，肯定是不种的了。

“开着奔驰”去种地?

“历朝历代，农民都是处于最底层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丁耀和刘卫星等人的选择，陆健显得很理解。“以前农民一辈子被束缚在土地上，现在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外出打工经商的越来越多，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很多人不愿再种地，哪怕在工地上搬砖，也比种地强。”

在这里，没有几个人会为自己农民的角色而骄傲。69岁的朱锦荣，托管着3000亩土地，是启东本地首屈一指的种粮大户，对那些从外地到启东的种粮大户，交集颇多，了解颇多。“很多连云港人在这里种地，赚了钱，都是开着轿车回家，很有面子。他们回到老家后都不种地，大多买了门面做生意。”朱锦荣说。很明显，他们希望以一种更光鲜的身份在家乡亮相。

对于自己的未来，朱锦荣希望儿子严冬(随母亲姓)回来接班。老支书印耀辉认为不现实，记者也认为不可能，便去向严冬求证。

“父亲老了，我肯定会回家接他的班的。”严冬毫不犹豫地说。严冬目前在启东滨海园区经营着一家宾馆、一家手机店和一家KTV，3家店每年的利润和父亲的3000亩地收入相当。朱锦荣每天骑着电瓶车在田间地头查看墒情、作物长势，儿子严冬则开着奔驰做业务。生活方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离开土地那么久的严冬，果真会回来接朱锦荣的班吗?

“父亲积累了那么多农机资产，需要有人接手。而且，规模化种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我现在的生意，竞争太激烈，说不定哪天就被别人挤垮了。”严冬极力想证明自己未来的选择，“可以开着奔驰种地嘛。”

谁说不能开着奔驰种地呢?开上奔驰后，还有几人能安心种地?与严冬年龄相仿的潘广时，因为没有父辈打下的基础，目前仍在靠规模化种地挖掘自己的第一桶金。曙光就在眼前，但问及潘广时对子女的希望时，他说：“当然不希望他们将来去种地。”

题外话

不管是在外经商的农民，还是在村里种地的大户，对土地都谈不上眷恋。很多人有了更多诉求，不再满足于“耕者有其田”，而土地的含金量没有上升，人们经营土地的能力也没有得到理想化的提升。

首先，土地规模化经营面临障碍。和很多地方一样，启东市每户农民的承包地，被碎片化地分散在各处，一个村只要有几户农民不愿被托管，就会影响到整村的规模化耕种。记者曾问及光明村和南阳镇的领导：可否在一个村先行试点重新划分土地?地亩不变，户头不变，只是将分散的土地集零为整。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

“我们知道农民的诉求，但上面没有相关政策，谁敢轻举妄动?”陆健说，“老百姓都上岸了，干部还在河里摸石头。”他也属于“假装”摸石头的干部，他不敢去再造一个“小岗村”，只能等。记者感到莫名的悲哀。

其次，职业化农民的成长刚起步，对土地的管理仍相当粗放。比如，潘广时的阳光合作社成员之间并没有分工，忙时集合闲时散。潘广时既是社长，又是农机手，还是机修工，种地基本凭经验。

不是他们不想学习，而是不知道去哪里学习。种田大户曹燕飞就向记者抱怨，他们的种田知识，除了经验，就是自己从电视、报纸上学的，那些所谓的专业培训、科技下乡等，“好多都是走过场。”

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农民的获得感，职业化农民的培养，未来值得回忆的乡愁，都非常重要。但理想与现实，还存在很多脱节的地方。
 

来源：半月谈网

（责任编辑：蔡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