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萍乡市原政协主席贺维林涉嫌受贿与滥用职权案开庭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萍乡市仅落马的省管干部就有贺维林等5名，还不包括曾担任过萍乡市委书记的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萍乡因此也被称为江西的腐败“重灾区”。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萍乡市部分官员抱团腐败形成“共腐圈”，造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专家建议，应强化权力约束机制，扭转因官场“人身依附”而导致的反腐“一抓一串、一打一片”现象。

　　“一把手”贪腐恶化官场风气，带动各级干部模仿逢迎

　　据萍乡市纪委统计，除被查办的中管、省管干部以外，2013年至2014年，萍乡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县处级干部37人，乡科级干部138人，一般干部203人。

　　记者调查发现，在萍乡官场出现的大面积腐败现象背后，“一把手”带头腐化是关键性因素。

　　2001年至2006年间主政萍乡的陈安众的“贪玩”，在当地出了名。据办案人员透露，陈安众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把宾馆作为办公场所，成天花天酒地，莺歌燕舞。

　　陈卫民从2008年3月开始到2014年9月被立案调查，在萍乡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近7年，而这7年也成为其贪腐行为爆发的7年。

　　“‘玩风很盛’的干部作风就是他带出来的。”当地干部反映，由于“一把手”的“风向标”作用，有些干部会主动模仿，还有一些干部就算心里不认同也会表面迎合。

　　抱团腐败，敛财手段不断翻新

　　继陈安众之后，萍乡市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萍乡市委秘书长张学民、萍乡市常务副市长孙家群、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已退休的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和萍乡市委书记陈卫民5名厅级干部被查处。

　　据了解，萍乡市部分落马官员贪腐持续时间长，且多在本地成长，在当地形成了关系网和利益圈，其敛财手段也不断翻新。

　　——抱团腐败，掌控利益分割。

　　在已落马的官员中，大多为萍乡成长起来的干部。如贺维林长期担任萍乡市领导，“门生”遍地，成为把持官场权力和掌控利益分割的代表人物。

　　此外，各带头腐败官员的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共案。如晏德文与孙家群之间有“师徒关系”，孙的提拔曾经得到晏的诸多关照，张学民与晏德文又有同学关系，这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共同作案提供便利条件。

　　——让亲属、情人代言，藏身幕后牟利。

　　为了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腐败官员大多藏身幕后，并将亲属甚至情人培养成牟取利益的“代言人”。

　　如贺维林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增加萍乡市一家煤炭公司在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煤炭供应量，贺维林的儿子则从中获得每吨10元的提成，共涉嫌受贿42万元;张学民的儿子开办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每年象征性地到萍乡的一些私企翻翻账本，就可领取“咨询费”，共涉嫌受贿15万元;陈卫民则将情人曾某作为其在萍乡市权力寻租的代理人，大肆收受老板们的大额贿金。

　　——敛财方式翻新，男友送钻戒也报销。

　　截留国家专项资金、打麻将“赚钱”、虚开假发票……落马官员敛财方式五花八门。如原上栗县人大主任杨光明深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阎王吃小鬼”的官场贪腐经，他把人大代表当成“摇钱树”，甚至明码标价，使得一些目不识丁的老板甚至是“黑帮恶霸”也戴上了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的光环;芦溪县原副县长黄云群通过与有求于他的建筑商打牌，累计“赚”了100多万元。

　　“不少腐败官员把单位、国家的钱当成私人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基层办案人员介绍，原萍乡市安源区民政局局长刘凌云常以公款报销个人购物和消费的形式敛财，其中男友送给她一枚钻戒，所花费的2万余元也被她开成3张金额较小的联号发票，分成不同的月份在本单位予以报销。

　　警惕“共腐圈”造成选人用人“逆淘汰”

　　记者调查发现，腐败多发地区形成“共腐圈”，最终往往逐渐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权力私相授受，官场成为自家领地。萍乡市一些干部反映，陈安众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只要想用人，就必用“自己人”，只要想提拔“自己人”，就根本不考虑职数问题，“大量拉长板凳”，超职数配备干部。

　　上行下效。在萍乡查办的一些案件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频频上演。萍乡市房管局原局长饶本春不顾干部提拔任用的规定，曾直接将司机顾某某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芦溪县原副县长黄云群这棵“大树”就为亲朋故旧们撑起了“一片天”。据办案人员介绍，黄云群夫妻俩兄弟姐妹较多，且都生活在芦溪本地，在他的关照下，几个兄弟姐妹包括黄云群的妻子在内，都在没有工作或已下岗的情形下，重新找到了工作，且都是行政事业单位。黄云群还频频插手干部工作调动、职务升迁，被当地人称为“地下组织部长”。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认为，杜绝“官场的逆淘汰”，才能真正解决政治生态问题，避免腐败。

　　反腐理论研究专家任建明认为，推进关键岗位轮岗和领导干部异地交流任职制度的同时，更应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从制度上寻求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