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近几年，沈阳市仅获批的国家级示范试点项目就超过30个，而这在全国并不算最多。

　　一个时期以来，各类以试点、示范、基地等头衔为名的“帽子”满天飞，东北各地更是争相抢夺。

　　有关专家指出，“试点帽子”长期泛滥的现象背后，暴露出过犹不及的政府之手。这种过多、过度的行政干预，往往容易造成资源错配，破坏市场的公平和秩序，也为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无疑，也为当前深化简政放权的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帽子”层层下发，成为各级政府管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东北地区共有多少不同层次、类别的试点几乎没人说得清，但一个城市戴多顶“试点帽子”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近年来，沈阳市多项工作和多个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示范试点。从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到国家级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国家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等，单是国家级“试点帽子”就超过30顶，加上省市的示范试点就更多。

　　无独有偶，智慧城市试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生物医药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缓解拥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试点城市……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哈尔滨市获得国家级以上试点也至少有十几个。

　　除了副省级城市，像吉林省四平市这样的中等城市也有多顶“试点帽子”。当地官员一口气说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首批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城市”等12个国家级的“帽子”，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国家级的大“帽子”，还有省市级的小“帽子”。地方政府、行业部门在向上要“帽子”时，也会如法炮制向下发“帽子”。从省里到市县层层下发各种“试点帽子”，以至于“试点乡”“试点村”层出不穷，成为各级政府管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抢帽子”是能力，“发帽子”是权力。利益博弈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三四个部委争相给一个地方动漫产业园区“发帽子”的现象。2008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文批准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建设中国首个国家公园试点——汤旺河国家公园。受权力分割、体制不顺等原因影响，这顶“试点帽子”长期遭受质疑难以推进。近日，伊春市再获有关部门批复国家公园试点，为期三年。“原来是部门批准的，现在是国家批准的。”当地干部说。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从申报、考核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准备一大堆材料、兑现一整套指标，连日常工作都被越来越多的‘帽子’绑架了。”部分基层干部不满“试点帽子”过滥，认为形式大于内容。

　　“试点帽子”意味着资金、政策和政绩，是“跑部进京”重要内容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讲，“试点帽子”意味着资金、政策，也是可圈可点的政绩工程。因此，投入力量争试点、要项目，早已成为东北各地“跑部进京“和“提钱入试”的重要内容。

　　以一个获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的省会城市为例，根据试点政策，该市可在3年试点建设期内获12亿元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对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项目建设的，额外还有1.2亿元资金奖励。

　　“地方工作大钱小钱都得要，况且试点还和政绩联系在一起，既是肯定工作又可以出成绩，有什么理由不争取呢?”黑龙江一位县级干部说。作为国家首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辽宁省阜新市近年来按国家试点政策规定，已享受国家专项财力性转移支付22亿元。当地官员向记者介绍，到国家、省里跑项目时，“试点帽子”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据说投资上百亿的大唐煤化工项目落户当地与试点有很大关系。

　　在积极争取“试点帽子”时，有的地方要求直接明确责任，强化人员和工作措施的落实，要“带着责任、带着任务”向上衔接和争取。一位常跑项目的黑龙江省农业干部告诉记者，要会争会抢，动手早、下手快。他们在争取一个试点时，虽然很有优势也不敢大意，通过积极找关系、找相关领导“协调”，很不容易才拿到。

　　记者在沈阳浑南新区科技局了解到，在他们近期开展的专项工作中，包括申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科技服务业试点区域、省级科技金融创新服务示范区。其中争取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区最重要的工作，已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余的也在全力推进。

　　吉林省有的地方专门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组，下设多个专项推进组和办公室，并要求投入资金以满足争取工作的需要，甚至由组织部门对干部在争取中的表现进行跟踪考核，在争取中“发现干部，评价干部，使用干部，重用干部”。

　　过多过滥导致试点异化，甚至沦为地方“等靠要”的途径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东北地区近4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三顶各类国家级“试点帽子”的占大多数。

　　示范、试点对地方配套大多有一定要求，并且存在验收、考评机制，地方政府要据此开展工作、制定实施方案，重要的试点甚至成为工作的重心。试点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过多过滥导致其异化，甚至沦为地方“等靠要”的一个途径，难以起到应有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实际上，每顶“帽子”背后都有一只“政府之手”，在深化简政放权过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试点帽子”乱象引发关注。“虎头没尾的不多，虎头蛇尾的不少。”由于各类试点层出不穷，实施考核难度加大，基层部门经常应接不睱、无能为力，导致试点效果大打折扣。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有的试点做得不错，有的就是热闹一阵子。因为“试点帽子”的诸多好处，各地大多都不愿意主动摘下来。阜新市一位官员表示，转型成功就要退出试点，这意味着国家财力转移支付的停止，还是要再多给几年时间，否则地方财政“受不了”。

　　有一个转型比较成功的资源枯竭型试点城市，因担心影响其试点地位，对转型成效不愿对外公开多披露。“如果成功转型了，钱没了怎么办?”一位当地干部一语道破“天机”。

　　黑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郑大泉指出，示范、试点本意是鼓励基层创新实践，在个性中找出共性，不能当奖励，更不能当荣誉。目前“试点”顶层设计不够，重设定，轻管理，重启动，轻过程，重一般推进，轻结果的运用和总结，跟踪问效做得不好。

　　东北振兴研究院郁培丽教授认为，简政放权就是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试点帽子”背后饱受诟病的政府“权力之手”，通过试点的形式对市场进行干预，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也有专家指出，试点应有淘汰的机制，要建立健全遴选机制和竞争机制，公开履行设计、设立、管理、总结等程序。(记者刘荒、梁书斌、王炳坤、辛林霞、齐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