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她从光明走向黑暗。

　　都说后天失明的人最痛苦，可她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用一颗热诚的心照亮了身边无数人。

　　在她平凡的人生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平凡的故事?

　　她叫刘芳，贵州农村中学一名女教师，被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在黑暗中抓住光明

　　2007年，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医生说刘芳的眼病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那年她26岁，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刚工作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

　　刘芳的视野一天比一天变窄，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

　　2006年，她看到的最后两个字，是课本封面上的“语文”。

　　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但是，初见刘芳的人，很多都不相信这是个盲人。

　　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走近百米，下两层楼，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2008年初冰雪灾害时，小区停水停电，她拎着大桶，摸索着下6楼去提水。巨大的冰坨子在头顶摇摇欲坠，天寒地冻，一步一滑，最后她累得晕倒在地……

　　不知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烫出水泡、碰碎杯子，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绝望、沮丧、灰心，她想过放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有人建议她病退或休息，她婉拒了：“那样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

　　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写板书，她有时会写歪，有时重叠到一起。一次，没留意走到了讲台边缘，一脚踏空，摔在垃圾桶上。学生奔过去扶她，说：“最后两个字都写到墙上去了。”

　　眼睛沉入了黑暗，唯有心能抓住光明。

　　她尚未全盲时，有一次学生们发现，刘老师把课本拿倒了，照样侃侃而谈，这才知道，她根本没有看书，而是在背诵课文。

　　为了教好书，刘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

　　她用耳朵批改作文。学生朗读，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听、说、读、写，多种训练同时进行，比单向的教师批阅效果更好。

　　在她的视力不断衰退时，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学生越来越喜欢她。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学生们跑去求校长，哭着说：“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啊!”毕业了，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妹妹牵到刘芳手上，点名要进她的班。

　    打开一扇心之门

　　由于受到视力的严重影响，从2008年起，刘芳接受学校安排，转型担任学生的心理辅导教师，为学生“引路”。 让一个盲人去宽慰明眼人，这的确很少见。

　　2009年的一天，年轻老师章玉嘉向刘芳求助，声音都颤了：“我们班有个女生想自杀。”

　　找到那个女生，刘芳一伸手，摸到了纤细手腕上厚厚的纱布。这个平常很文静的小姑娘来自一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刘芳用一块布蒙上她的眼睛，说：“你就这样跟着我一天，试试我是怎样生活的。”

　　一天之后，刘芳问：“容易吗?”

　　“不容易。”

　　“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

　　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落在刘芳手上。

　　刘芳又去姑娘家家访。她看不见路，只能让章玉嘉牵着自己。天黑了，她们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深一脚浅一脚走过狭窄的乡间小道，数着电线杆，才找到那个偏远的村子。

　　刘芳告诉家长，孩子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点爱。她把母亲的手拉到了女儿手腕的伤疤上：“你不爱女儿吗?”

　　“爱。”质朴的农家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感情，而当“爱”字出口，尘封已久的心门终于打开了，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接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

　　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我无法克制住对她的好感。我的心总是上下浮沉，不知如何是好。”或者，“今天，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我想坚强一点，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泪水。”还有，“现在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我渐渐长大，突然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

　　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和进城务工家庭的白云三中，贫困生很多。对穷孩子，刘芳总会多尽一分心力。

　　不久前的教师节，已大学毕业并也成了一名老师的袁凤梅发来短信：“刘妈，感谢命运中出现了您。”

　　读初三时，袁凤梅的父亲病逝，刘芳把她当女儿来照顾。袁凤梅回忆：“我最难的时候，刘妈始终陪在身边。她很少触碰我的伤心事，像阳光一样包容着我。”

　　中考前，刘芳抱着袁凤梅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相信女儿。”袁凤梅说，“你眼睛看不到了，还把我们教得这么好。我有什么理由学不好?”

　　那一点一滴的爱，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温暖。

　　爱和力量

　　刘芳最后一次看清儿子阿牛的脸，他才七八岁，现在都读大学了。十多年来，关于儿子的每一缕记忆，都伴着甜美与刺痛。

　　才3岁，阿牛就会说：“妈妈不抱，宝宝自己走。”那时在白云区，常有人看到这个场景：一个小不点的孩子牵着妈妈的手，左右张望着过斑马线。有车，他就说：“妈妈不要动。”可以过了，就喊：“妈妈快跑快跑快跑!”

　　刘芳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在母亲搬来同住之前那些年，刘芳都是独自带孩子。因磨砺而早熟的孩子，对妈妈有着更深的爱。

　　“我妈妈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做了很不平凡的事。”在小学作文中，阿牛写道，“她的眼睛看世界是黑暗的，可她的心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自打刘芳坚持站在讲台上，就非议不断：“一个盲人，还教什么书啊?”但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压力越大，越要站得直!而来自身边的爱和支持，则是她的力量源泉。

　　很多同事都当过刘芳的“秘书”，帮她打印资料、整理教案，领着她去吃饭、逛街、聊天。学生们都争着去搀扶她，把她牵到讲台上，还把粉笔、黑板擦放在固定位置，这样她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的善良、乐观与坚强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有个同事的女儿要做手术，血浆不够，她第一个报名献血。全校师生都知道她的存折密码，谁有急需都可以借用。

　　“刘芳给我们很多力量。”同事毛艳红说，“她都认真地活，我们有什么理由随便过?”

　　刘芳爱读书。甚至失明之后，她也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胸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如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她小学五年级写了第一首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作品。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一部已经出版。

　　其中历时8个月写成的《石榴青青》，80%以上的内容是真事——一群“70后”年轻教师坚守西部农村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这本书色彩明丽、幽默风趣，很多细微观察比其他作家更敏锐。

　　在小说的前言中，她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