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点左右经过念青唐古拉山，山口最高海拔5200多米，身体明显感到不适，憋气。视野中白雪皑皑，格外壮美……”

　　“13点半到达那曲地区所在地那曲县。接下来2个小时的路程很艰难，身体感觉是进藏以来最难受的，一度昏昏欲睡，心脏和大脑仿佛有东西堵着，几次被憋醒，似乎不愿意醒来。”

　　2013年11月29日，李晓南开始写驻村日记。

　　这一天，他以西藏自治区国资委第三批驻村干部的身份，来到那曲地区比如县茶曲乡达勒村。

　　4个月前，他作为央企第七批援藏干部抵达西藏，履新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副主任。此前，他是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副巡视员。

　　10万元为民经费

　　进入达勒村的第一个夜晚，李晓南严重失眠。

　　“窗缝漏风严重，夜里被冻醒几次，炉子早已熄灭，玻璃全面结冰。”他在日记里写道。

　　按自治区统一部署，每个驻村队4名成员。李晓南的队友是来自西藏金珠集团的边巴次仁、达娃次仁和丹增古桑。住在改造的农家书屋里，清晨被怒江上的日出唤醒，透过漏风处，能看见院内国旗飘扬。

　　比如县是怒江源头所在地，达勒村则是顺江而下的第五个村，坐落在怒江北岸沿江长约千米的一块坡地上，全村118户690人。

　　作为第三批驻村工作队，他们的任务是“5+2”。即建强基层组织、维护社会稳定、拓宽致富门路、开展感党恩教育、办好实事好事这五项重点任务，加上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参加指导基层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项。

　　西藏自治区常委、组织部部长曾万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为帮助驻村点解决困难，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约10亿元专项资金，其中每个驻村工作队有10万元的为民办实事经费。”

　　几乎每个村民都知道这项政策，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

　　右眼全盲的加旦西尼左眼染病，要求到内地救治。李晓南立即联系了上海瑞金医院和西藏中医医院，最终把加旦西尼送往上海进行手术。

　　住在村口的桑布说车翻到山沟里了，要求驻村队给钱修车，却被拒绝。

　　“修私家车要驻村工作队资助,开了口子，后患无穷。买车不买商业保险，是村民还不太适应现代生活，缺乏必要的相关生活知识。”李晓南将此事记入日记，然后请保险公司来村里讲保险知识。

　　“文明的冲突”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基层干部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随意，更不能忽左忽右，否则会影响政策效果。”西藏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刘逢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曾与李晓南同期下派，在日喀则市甲措雄乡琼孜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

　　“以低保政策为例，很多地方采取轮流吃低保、抽签确定低保户，甚至有些地方因为低保争议太大，无法确定人选，最终全村放弃。”刘逢春说。

　　在琼孜村，刘逢春主导定下规矩：低保户由群众公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第一书记联合考察确定。

　　同时，村里道路清洁、村委会办公室打扫由低保户负责。低保户如存在宣称不干活政府也会养着、从事高消费活动等问题，一经查实，马上取消低保，并且3年内不得享受任何帮扶。

　　“大部分群众认为这样比较公平公正，也符合政府设立低保的初衷。”刘逢春说。

　　那么，10万元为民办实事资金如何花?

　　达勒村的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研究，达成共识的有“20%用于全村慰问”，以及“开展驾驶员技能培训”。

　　李晓南告诉本刊记者：“达勒村虫草收入是主要经济来源，占比达97%。部分家庭已拥有私家车，因此驾驶员培训很受欢迎。”

　　但驻村队提出的“自来水入户”项目，却遭遇“文明的冲突”。

　　即使在村委会免费做了试点样本，仍有村民担心放牧或挖虫草不在家时，跑水把房子淹了。或者认为孩子会玩弄阀门开关，嫌麻烦。他们宁愿背水回家。

　　“什么是好日子，取决于对生活的理解，对文明的感受。”李晓南在日记里感慨。

　　进京的“红色之旅”

　　达勒的未来在哪儿?

　　2014年4月，李晓南接受西藏电视台采访称：“我整天光说，没用!只有他们自己想改变了，村子才会好。”

　　为此，他策划了一趟让村干部们大开眼界的“红色之旅”。

　　在比如县委书记陈刚的支持下，“红色之旅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赴京、津考察团”的成员，包括达勒村、多托村和茶曲乡的十来名村干部。

　　为这一趟，李晓南调动各方资源，找地陪导游，还调动自治区国资委在京挂职干部参与活动。

　　“为参加升旗仪式4点多起床，全体队员无一迟到……瞻仰毛主席遗容，排队近2小时，外地人在不停地向前拥，我们的村干部谦虚有礼，按顺序跟进。”李晓南在日记里写道。

　　不仅参观了故宫和长城，村干部们还参观了北京韩村河村，体验自来水入户的便利，到蔬菜大棚和农户家中参观，在山庄宾馆就餐，亲身感受北京的新农村。

　　回来以后，他们主动给村民讲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自来水入户”项目最终通过，花了6万元。

　　对此，李晓南称：“水龙头是打开达勒村文明之窗的钥匙，而非虫草换来的轿车!”

　　虫草收入在村民总收入中是绝对支柱。“这说明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李晓南又开始和嘎布、贡布次仁商量新计划——蔬菜大棚、温泉休闲中心以及野生动物摄影。

　　一边是酥油，一边是茶

　　拉萨市当雄县宁中乡堆灵村的村支书普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和驻村干部，一边是酥油，一边是茶，只有在一起，才是酥油茶。”

　　普布在村里很有威信，村里需要集体筹资时，只要他出面，村民们都愿掏钱。在他看来，“驻村干部最大的优势是懂政策、有资源。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项目。”

　　在达墩村，李晓南就带来了“新型垃圾厂”。

　　“从雾霾的内地进藏时感觉西藏很纯净。援藏半年多，特别是驻村3个月，却发现西藏处处是美景，但道路条条藏垃圾。”李晓南认为，“对西藏来说，保护好环境，维护好自然，是最重要的投资。”

　　2014年3月14日，他委婉地给茶曲乡党委书记旦达提意见，说茶曲乡门口的垃圾场太影响环境。

　　旦达却建议他去看看比如县的垃圾山。“就在老电厂旁，临怒江。相比之下茶曲乡只是千分之一还不及。”

　　当时，西藏全区120多个垃圾填埋项目，只有3个县没有推进。比如就是其一——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倾倒怒江边，堆积如山，泛出阵阵臭味。

　　茶曲乡当时已确定要建填埋式垃圾堆场。但李晓南认为，“这是在照搬拉萨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做法，并不适合藏北高原。”

　　他去找比如县环保局长古桑。“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填埋，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她愣了一下说：‘一直是这么说的嘛’。”

　　“内地推行的‘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模式，在西藏行不通。一般转运半径控制在30公里以内，可有的村乡之间距离二三十公里。加之高原缺氧，微生物少，污染物自分解能力很差，填埋会造成永久污染。”他建议就地高温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并写出《西藏的垃圾问题及处理建议》，报给比如县委书记陈刚。

　　在国资委的工作中，李晓南知道澳大利亚Entech公司生产的高温焚烧炉，在陕西省汉中地区煎茶岭金矿所在村使用了近10年，效果不错。

　　他迅速前往陕西调研，向澳大利亚Entech公司发邮件咨询;到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盛运的控股子公司考察，又调研了十来处垃圾处理厂;并陆续拜会了自治区住建厅、发改委和环保厅。

　　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孙铁恰好是来自住建部的“援友”。在孙铁的帮助下，李晓南又跑到了住建部争取支持。

　　不到两个月，他关于《西藏的垃圾问题及处理建议》就获得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英杰的批示：“比如县垃圾问题你们看得准，抓得实，希望深入推进，为全区类似县走出一条路子。”

　　留下什么

　　驻村工作，总有一天要撤走。干部们能为当地留下什么?

　　更长远的产业、更健康的生活，还有更美好的未来——在达勒村，李晓南有个自选动作，给孩子们上课。

　　他给学龄前的孩子放电影，从动画片《猫和老鼠》《冰川时代》到科教片《轮回》;给孩子们拍照片、录视频，刻下光盘送给他们;教放假回村的孩子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还让他们读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教育孩子们孝顺，他用毛笔和水写纸作为礼物引导，只要孩子们交回“给妈妈洗了脚”的回执条。有几个家长不识字，在家长签字处画上五角星作记号。

　　这些并不在驻村干部的“五项任务”清单上，但李晓南乐在其中。

　　“刚到村里的时候，走在路上，村民都当看不到你。”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但慢慢地，村民们会把孩子送来看书;起大风的时候，会来帐篷教室帮忙;碰面时会用力握手，用汉语招呼“你好”。

　　如何走进群众心里?那曲地区聂荣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次仁美朵，先是走到白嘎乡达庆村。

　　“说实话，一开始我们对驻村干部没抱多少希望。”村民索朗次仁说，“工作队的队长是个女人，又是城里来的干部，觉得驻村就是走个形式，对村子不会有太多帮助。”

　　但很快，次仁美朵为达庆村争取到了80万元的村道维修项目资金。修路的那些日子，她带领驻村队员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浆。

　　“次仁美朵干起活来，丝毫不比男人差。”最后，连达庆村村支部书记朗扎都夸她。

　　驻村期满，达庆村全村群众联名写信挽留次仁美朵。

　　而在怒江的源头，李晓南离开达勒那天，65岁的老村长嘎玛起了个大早，捧着满袋“人参果”在路边等他。更年轻的多托村村长贡乔次旺也有了新计划：“如果虫草挖得好，就带老婆孩子再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