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举、窄硬拉、半蹲、高抓、宽硬拉……”在广东石龙镇体校的训练场上，一群十五六岁的小运动员们机械地重复着这些训练动作，几名教练穿梭其间，不停地纠正他们的动作。

　　早上5：50起床跑操，早饭后训练1小时，然后上文化课;午休后，从下午2：30到5：30再训练3小时。这便是小队员们每天的生活节奏，日复一日，杠铃的重量不断增加，冲击力量的极限。

　　刘海慧今年16岁，自2012年入队以来，经过4年不间断的艰苦训练，终于在举重界崭露头角，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上拿下了75公斤级抓举冠军。“我的目标是奥运冠军。”刘海慧说。

　　60年前，石龙人陈镜开成为中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同是石龙人的曾国强则是中国第一位奥运会举重冠军。作为东莞市面积最小的一个镇，举重逐渐成为石龙孩子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小镇也成为中国著名的“举重之乡”。这些年来，石龙籍运动员共打破举重世界纪录19次，获得世界冠军29人次。

　　然而，石龙镇体校校长、国际一级裁判陈苏媚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举重项目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一直在走下坡路，目前仍然看不到谷底。“待遇不高、人才流失和体制壁垒是导致举重项目衰落的三大因素。”陈苏媚说。

　　培养一个好苗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刘海慧与其他“00后”的小队员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共同点，即入队前对举重一无所知。

　　他们来到体校的路径如出一辙：原本都在普通小学上文化课，某一天做课间操时，体育老师在讲台上说体校来选拔举重苗子，要他们做几个动作，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举重。

　　刘海慧12岁那年，完全不明白举重是什么，但听说被选上后就可以离开学校，到体校去当运动员，厌倦学习的她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状态，于是很认真地跟着做动作。体校的教练经过她身边时驻足良久，最终摇了摇头离开了。

　　选拔结束后，刘海慧失望地回到教室准备上课，班主任突然走过来对她说，事情有了转机，她被选上了。原来，那位体校教练错把留着寸头的她当成了男孩子，以她的身体资质如果是男孩子就很一般，但放到女孩子身上就是天纵奇才，幸亏教练在事后多问了一句，才发现弄错了。

　　石龙镇体校一位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经验的教练只需要看几眼就能评估出一个孩子的资质如何，比如手指不能太细，前臂和腰要短一些，身体关节要够硬，手臂不能内弯等等。“这些评判标准全都是围绕着发力路线的长短，以及身体承受能力的高低而决定的。”该教练说。看过资质后，再让孩子做30米的蹲跳、短距离加速跑等几个动作，就可以确定是否值得培养。

　　这位教练介绍说，练举重不像羽毛球、足球和篮球那样具有娱乐性，而完全是一个苦力活，成才周期长达10年。每天重复几个动作，特别枯燥，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自1998年以来，石龙镇体校在东莞市内招到的学生凤毛麟角，教练们纷纷“北上”，到安徽、四川、江西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地方找人。小运动员们基本都是来自贫困家庭且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学校为他们提供吃住，解决户口，同时还会让他们继续完成基本的9年义务教育。

　　即便如此，近十几年来，主动把自己孩子送来练举重的家长几乎没有，大家都知道这事太苦了。包括陈苏媚在内的教练们反复向家长解释，进了体校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离开，而且练举重并不会让人变得矮小，反而能够强身健体等等。“有力量，更健康”，再加上孩子自己愿意去练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才有为数不多的家长点头同意让孩子先去体校试试看。

　　就这样，先前对举重一无所知的孩子们来到石龙镇体校，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此时，他们才知道“石龙”这个词在世界举重界的意义。

　　1956年，来自石龙的选手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世界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收获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之后几年，他连续9次打破最轻量级和次轻量级世界纪录。1965年，他的老乡叶浩波三破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同年，陈镜开的弟弟陈满林以118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推举世界纪录，并在1966年连续两破世界纪录。十年间，石龙“三杰”共16次打破世界纪录。

　　在那个时代，举重选手不仅是运动员，更是夺金的大热门、国家英雄。毛泽东曾先后6次接见陈镜开，举重英雄们常常在街头被人认出，立刻会被团团围住，人们争相目睹英雄的风采。

　　石龙镇练举重的孩子越来越多，偏安一隅的小镇家长看到了急速改变孩子命运的可能。

　　那时只要能进石龙镇体校，就能获得“三杰”等前辈的指导，有极大的几率进入省队和国家队，奥运冠军并非遥不可及。人们挤破了头也想把孩子送进石龙镇体校，曾有家长专门辞掉工作到体校附近做保安，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民间举重热情高涨，东莞市的其他学校都纷纷开设举重课。

　　这之后，石龙镇陆续涌现了曾国强、陈伟强、赖润明等多位世界冠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奥运举重代表队50%的选手来自石龙镇。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以陈镜开为代表的举重英雄们在决定练举重之前已经把目标想得很清楚了。“他们并不是凭着一股新鲜劲，而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练举重的。”陈苏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很清楚，练举重可以解决城市户口，自此可以离开农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且属于体制内编制，衣食无忧，虽然训练非常辛苦，但综合考虑上述种种好处，即使出不了成绩，练举重在当年仍是一个改变出身的好途径。

　　到了如今的“00后”，小队员们早已不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本着强身健体的目的来试试看的，几乎没有人在一开始就抱着练到底的决心。

　　这是“00后”小队员与前辈们的一个根本不同。前辈们入队前想得周全，入队后想得少；而小队员们入队前想得少，入队后想得多。这意味着体校领导和教练不仅要提高小队员们的竞技能力，还要解决他们随时遇到的心理问题。由此，培养出一个好苗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孩子们承受的精神压力

　　比上一代人更大

　　王鹏在入队前是班上的“闹将”，他精力充沛却厌恶学习，12岁那年体校来招人，他对举重非常好奇，极高的身体素质被教练一眼看中，他自此开始了举重生涯。3年过去了，如今王鹏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举重可以让人很快地成熟起来。”王鹏说。

　　简单一句话，却蕴含着难言的意味。

　　刚刚入队时，小队员们对训练很有激情。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练举重相当于重新开始。王鹏练得很努力，希望得到教练和队友的认可。这种“渴望被认可”的情绪是小队员们所共有的。从开始的基础动作，到真正上手举杠铃，再到后来不断地加码，王鹏每一步都走得很稳，教练和陈苏媚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好苗子。

　　慢慢地，情况出现了变化。由于之前对吃苦的心理准备不足，队友们陆续离开了。同批入队的50个人里，1年后只剩下6个。王鹏也很迷茫。13岁的孩子思考的问题很简单：别人都走了自己为什么还要留下？

　　教练及时为他解答这个困惑。教练告诉王鹏，他的资质和成绩比其他队员都高，只要坚持下去，未来一定有所成就。而且他本身能吃苦有毅力，这是练举重至关重要的品质。举重本身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而他就是剩下来的金子。教练的话坚定了王鹏的决心，他坚信自己与其他人是不同的，甚至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之中。

　　一年后，变故再次发生。这回是王鹏的教练离开了。

　　这件事对王鹏的打击比上次更大。教练都走了自己还练什么?但教练走之前语重心长地劝他再坚持坚持，已经练了两年了，成绩一直都不错，明年就可以打比赛了，很有可能取得好成绩，现在放弃太可惜了。王鹏也很想看看自己能比出个什么样子来，于是他又留了下来。

　　但他这时开始主动思考举重究竟是不是可以赖以为生的事业。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即便是成年人也未必能够想清楚。但这件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往后每次遇到挫折时他都会想一想。想得越多，越觉得以自己的资质，即便是努力，也未必能在举重界闯出一番名堂。省队每年只有25男25女的名额，全省有18个举重训练基地，自己能不能进去?如果进不去要怎么办?进去了能不能跟得上?以后能不能进国家队?王鹏继续努力地训练，但一旦有了怀疑，心思已经没法完全放在眼前的杠铃上了。

　　2016年初，王鹏再一次受到了打击，这是最强烈的一次。新一批入队的小队员中，有1人家境富裕，家长是以上“兴趣班”的想法把女儿送来练举重的。小姑娘人很善良，经常请队友出去下馆子，还把自己的iPhone6s借给队友玩。她没想到，这样的举动给队友带来了刺激。

　　王鹏从小就知道自己家境不好，练举重的队友家境也都不好，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然而在这个小姑娘面前，他无比直观地感受到了贫富差距。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比练举重还要残酷。当天晚上，他止不住地想：即便用不起iPhone6s，我为什么不能用个智能手机呢，总比现在黑白屏的好啊。

　　毫无意外地，家境富裕的小姑娘很快就不练了，但王鹏已经没法再用积极的理由说服自己继续练举重了。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不练举重还能干什么?在举重队里，自己能被认可，能找到自信，可到了外面，学习差、家里穷，哪样都会让人瞧不起。最终，王鹏决定不想那么多了，练一天是一天，即使这么做只是逃避，他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在今年的全国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上，王鹏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陈苏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王鹏能调整好心态的话，成绩肯定可以更好。然而体校已很难解决队员们面对现实时的心理问题。“竞技能力可以通过训练改变，但心理一旦出现问题，是没法通过外部力量改变的。”陈苏媚说。

　　心理问题恰恰是每一个小队员挥之不去的难题。

　　为了让小队员们专心训练，石龙镇体校实行封闭管理，平时禁止队员随意外出。但总有一些队员夜里偷偷翻墙跑出去玩，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被抓住了就直接开除。而现在不一样了，能有人练举重就不容易了，怎能过分苛责?前述石龙镇体校不具名教练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现在体校的训练条件比当年强多了，再加上能留下来训练的孩子都很能吃苦，单从训练来讲没有问题。但现在举重不像以前那般吃香了，孩子们承受的精神压力比上一代人更大。

　　小队员们的精神压力不仅来自内部，身边对举重不了解的“圈外人”同样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今年15岁的刘文言练习举重3年了，成绩在不断上升的同时，她发现自己与身边闺蜜们的交往却愈发困难。刚刚入队时，每逢与闺蜜们相聚，她都会主动谈及自己“运动员”的身份，诉说自己的“冠军梦”，闺蜜们会用很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因为她是与众不同的，而且还可能是未来的“奥运冠军”。

　　刘文言感到很骄傲，但慢慢地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闺蜜们聚在一起时谈论最多的就是明星和恋爱的话题，她们对刘文言不知道“EXO”感到不可思议，当她们知道刘文言不仅没有喜欢的男生，甚至就连这种想法都没有的时候，闺蜜们开始觉得练举重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不仅是八卦，在闺蜜们讨论买哪本辅导书，模拟考试成绩排名，填报哪所学校时，刘文言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看客，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与同龄人的生活之间隔着一堵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堵墙正变得越来越厚。除非像父母期望的那样：不练举重了。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当初同意我来练举重，本着练练，看是否能强身健体而已，从来没有想过让我真的当一名运动员。”刘文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经过3年的练习，刘文言发现自己不愿意舍弃举重。不仅因为体校内部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很温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知道自己如果回去上文化课或许连高中都考不上，而继续练举重，以自己的成绩进省队是有希望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小一些。但父母坚决不愿意让她再练，隔三岔五就打电话让她好好想想未来，还经常用一些举重选手退役后的悲惨故事规劝她早日“停手”。“在他们眼中，即便考不上高中，上职高或者技校也比练举重强。”刘文言说。

　　究竟是该继续练习，还是回去好好读书，或者上技校学一门“有用”的手艺？年仅15岁，却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刘文言无时无刻不在心中反复权衡着。

　　竞技体育，尤其非大众性体育项目是一项“催熟”的运动，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同龄的孩子，只需要单纯的学习和考试，他们却要在训练中遭遇更多的磨炼和纠结，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与家庭背景、个人能力以及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对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困难而且残酷。

　　最终，就连奥运梦都不再美好了。现在，只要上网很容易就能找到有关举重的新闻和评论，队员们对这方面的新闻特别关注，看到有些举重冠军退役后贫困潦倒，饱受旧伤折磨，甚至英年早逝的新闻，也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严重的冲击。疑惑也不由自主地产生：拿了冠军又能怎样呢？

　　学校无法阻止他们为这些担心，陈苏媚也很清楚，“举重的地位不改变，这就是一个死结，没法改变。”

　　辉煌无法复制

　　石龙举重之困是中国举重事业的缩影。

　　过去6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举重项目的生命力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衰弱。上世纪80年代，石龙镇搭乘改革开放的地利之便，经济发展领先于全国，大批的人到此练习举重希望改变命运;到上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都发展起来，举重项目在全国铺展开来，石龙镇举重开始衰落;本世纪初，全国的举重业开始衰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很难招到愿意练举重的孩子;2010年后，就连贫困地区的孩子也很少有人愿意练举重了，衰落的趋势已然成为定局。

　　陈苏媚心里清楚，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举重已经不可能再重现当年的辉煌了。在陈镜开的时代，大部分国人看不到电视，能听收音机的都不多，但当陈镜开用“6亿人民的力量”打破世界纪录后，举国欢腾。国人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也有大力士，不是“东亚病夫”，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印记，无法复制。

　　陈苏媚介绍说，石龙镇体校每年用于培养运动员的费用超过100万元，教练和相关人员的工资需要几十万元。但学校是市镇共建，主要由石龙镇出资，对一个镇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此外，省队的选拔机制不合理，2002年后机制改革，将选拔年龄限定在18岁，意味着如果队员超过18岁，即便再出色也无法进入省队，他们职业运动生涯就此结束。

　　可力量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8岁以前练得好，进省队后未必练得好。很多好苗子就这样被挡在省队之外。

　　几乎所有的女队员都有被家长逼着离开的经历，理由让人无法反驳：为人父母者，希望女儿亭亭玉立，温婉可人，举重却背道而驰，锻炼女子肌肉，让她们更具阳刚之气。一位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样是吃苦，为什么不能练跳水、体操或者冰上芭蕾？那些运动起码是优美的。”

　　在内心深处，陈苏媚无法反驳家长们的这个观点。举重本身就是在不断地突破人体的力量极限，若要提高竞技成绩，就无法兼顾美丽。看着训练场上一部分留着寸头，体形壮硕的女队员，有时陈苏媚和教练也有负罪感。不过陈苏媚说，只要一段时间不练，慢慢地还是能恢复到普通人的体态。

　　男队员一样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男子举重运动员的身材普遍不高，陈镜开本人的身高还不到1米6，家长普遍认为练举重会导致孩子个子矮小，这对男子来说是致命伤。实际上，举重并不会影响男子的身高发育，造成这种社会认知的原因是，我国在选拔运动员时会专门挑选身材矮小但资质高的人，这样的选手比较容易在最轻量级和次轻量级的比赛中取得成绩。轻量级的比赛也是中国举重队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但练举重长不高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这成为阻碍选拔人才的最大阻力。

　　更深层次地说，中国举重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目标，是为了拿到更多的冠军。教练的培养重点都会集中在轻量级这样的优势项目上，而忽略其他级别，这使得举重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趋于功利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重量级比赛除了周璐璐打破女子挺举世界纪录之外，毫无斩获。陈苏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她看到伊朗大力士侯赛因·拉扎扎德以挺举263公斤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最强壮的男人”时，她很激动，她希望中国也能培养出能够打破人类极限的大力士，而不仅仅是奥运会冠军。

　　举重事业的前路困难重重，但陈苏媚仍舍不得这项事业，她时不时地会来到体校旁边的举重博物馆中走走看看。这个正在筹建中的全国首座举重博物馆，陈列着无数的锦旗、奖杯和奖状，诉说着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石龙镇的最好时光。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石龙镇体校都会坚持下去。”陈苏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