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世界上每减少3个饥饿人口，就有两个是中国人。中国的减贫成绩世界瞩目。

　　然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目前中国贫困儿童的群体超过4000万人。国家食物与营养监测系统调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5岁以下城市儿童的生长迟缓率为3.4%，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贫困县儿童生长迟缓率高达20.3%，处于中等严重程度，与墨西哥等国家处于同一水平。4000多万贫困儿童仍然难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儿童发展才是治本之道。《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强调，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儿童的健康和教育，要实施全过程的保障和干预，编就一张保障贫困地区儿童成长的安全网。

　　帮扶贫困儿童，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哪些认识误区需要厘清、哪些制度缺陷亟待弥补?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和公益组织负责人。

　　——编 者

　　投资一个孩子，改变他的命运

　　贫困地区短期内难以实现发展跨越，但从儿童发展入手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早在1842年瑞典就对国内所有儿童推行了义务教育，当时人均GDP仅为926美元的瑞典后来出现了经济腾飞;1997年至1998年间，墨西哥采取了包括向贫困儿童提供营养和教育机会的“机会计划”，将贫困率降低了17%;巴西推出的家庭补助金计划，鼓励贫困儿童上学，将赤贫率缩减了1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克曼认为，投资儿童能力发展是一种“预分配”，比起“再分配”，更能兼顾效率与公平。“靠传统的转移支付方式可以提高穷人收入，改善贫困家庭生活，却不能使他们彻底摆脱贫困。发展儿童往往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突破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往往资源匮乏，要在短期内实现区域发展的大跨越、居民收入的大提高，难度很大，但从儿童发展入手能从根源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报告显示，儿童发展投入一方面能在当期减少儿童疾病、营养不良和抚育的成本，从而提高贫困家庭的综合福祉;与此同时有助于提高儿童长远的发展能力，改善个人健康、心理和生理表现，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助于减少甚至预防包括青少年犯罪、社会暴力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投资一个孩子，会改变他的命运;投资一代人，会改变国家的未来。”卢迈说。

　　卢迈认为，我国近年来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关注儿童发展，为整体减贫成绩的取得做出了很大贡献。全国婴儿死亡率降至9.5‰，全面实现城乡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32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惠于营养改善计划，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受惠学生2014年已达5万人。

　　一些正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展开的儿童发展项目也印证了儿童发展投入对扶贫产生的超预期效果。比如“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和“消除婴幼儿贫血行动”，免费发放营养包，使贫困地区的287万婴幼儿受益，营养包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11。

　　“在中国，开发式扶贫、保障性扶贫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以儿童能力发展为重点的扶贫正在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加大推广力度。”卢迈说。

　　贫困儿童在承受生理、心灵双重“饥饿”

　　超过30%的农村儿童未享有学前教育，50%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

　　青海省的一位领导曾对记者感慨：每次参与招聘，就觉得面试这一环节对于贫困农村学生不公平，“贫困农村学生只要往那儿一站，马上就能看出来，很多孩子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也不能自如地与考官交流，一上来气场就输了。”他的感受反映了一个典型的现象：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在营养状况等方面与城市孩子存在差距，在情感发育和社交等“软实力”上也处于劣势。

　　今年贵州毕节4名儿童自杀的惨剧让儿童“心理贫困”的问题更多地走进了公众视野，很多孩子的贫困并不是生理的饥饿而是心灵的无助。有研究显示，50%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冷漠、内向、孤独，不愿意与别人交流。超过10%的留守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有的还会转化为自杀的倾向。

　　“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多维现象。”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杜智鑫认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儿童，不单单从生活资料、健康营养状况衡量，从教育服务、情感关怀、安全保护等维度考察，都在贫困之列。如果只考虑解决其中一面而忽视其余，往往事倍功半。

　　“儿童扶贫要让儿童全维度摆脱贫困，越早投入才越有效果。”杜智鑫说，“中国有句老话，‘3岁看大，7岁看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国际研究表明，大脑发展的敏感期集中在婴幼儿时期。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把一个人17岁时的普通智力水平定为100%的话，那么从出生到4岁他已经获得了50%的智力，4—8岁又获得30%的智力，8—17岁只获得20%的智力。一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跟踪研究显示，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美元，将获得4.1—9.2美元的回报，在美国，这一回报甚至高达7—16美元。

　　“早教就是有效减少多维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杜智鑫说。但2013年底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67.5%，有超过30%的农村儿童还享受不到学前教育，很多贫困家庭还只能“望园兴叹”。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调查，一所200名儿童的正规幼儿园建设成本为400万元，即每名儿童建园成本2万元，如果让这些享受不到学前教育的儿童都能上正规幼儿园，需要600亿元左右，投入十分巨大。

　　建制度比投资金更重要

　　须将儿童发展上升到扶贫战略层面，引起地方政府普遍重视

　　“从100个到2005个”，贵州省铜仁市委书记夏庆丰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山村幼儿园”的发展故事：2012年春天，当地利用村级小学的闲置校舍建立了100所山村幼儿园。在两年多的试点以后，第三方专家评估表明，山村幼儿园儿童在语言、动作、认知、记忆四个方面全面优于非试点园的幼儿，“山村幼儿园”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4年春天，铜仁市做出了利用两年时间建成2000所山村幼儿园的决定。目前，铜仁市建成了2005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入园率达到91%。

　　老师是招募的幼教志愿者，校舍是村里的闲置房舍，教课方式通过“走教”完成，山村幼儿园听起来条件简陋，但项目却取得了意外良好的效果，并且创造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早教模式。

　　“这说明在儿童减贫的问题上，建立良好的制度比投入更多的资金更为有效。”卢迈表示，虽然农村地区贫困儿童数量巨大，但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儿童发展投入需要适应发展水平，难以一下子投入巨额资金。

　　2014年中国制定了第一个专门面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国家战略规划《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精确对准当前我国儿童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采取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措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在这项制度框架的指引下，像“山村幼儿园”这样的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项目遍地开花，这些创新与探索慢慢汇聚成中国式的儿童发展模式。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阳光校餐网”项目、“营养包”项目、儿童早期养育项目……“从这些成功项目中，我们总结出了儿童发展投入的经验：方法简便、服务可及、成本合理、质量保证、运行持续、多方参与。”卢迈说。

　　虽然儿童发展与反贫困有了战略性的规划，但卢迈认为发展贫困地区儿童的制度建设仍有空间。“儿童发展的概念并没有出现在《中国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卢迈建议要将儿童发展上升到扶贫战略层面，要引起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目前我们国家尚拿不出足够的财力覆盖每一个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各省也要负起责任。”

　　延伸阅读

　　各国儿童发展和反贫困策略

　　美国

　　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营养补助计划：

　　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实施为妇女、婴儿及5岁以下的儿童提供为期两年的特别食物补充计划，并于1974年转为永久性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提供食物、补充营养，开展营养教育等。

　　挪威

　　儿童事务监察使制度：

　　1981年出台儿童监察使法案，设立了儿童监察使办公室，任命了世界第一位“儿童事务监察使”，监察使的工作是针对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身体、心理、社会、认知能力的需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帮助儿童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印度

　　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项目：

　　为促进贫困地区学前儿童发展，印度政府1975年启动该项目，项目经费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外相关团体赞助，并结合印度政府的财力投入，采取相应策略减少、防止儿童的营养不良，扩展及增加儿童发展综合服务机构等。

　　巴西

　　家庭资助计划：

　　为了提高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水平，2003年，巴西政府实行家庭资助计划，政府把助学金的发放与家庭补助金计划捆绑在一起，规定赤贫和贫困家庭，按照人数不同可领取每月15至95雷亚尔的现金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