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边报告》是一部优秀的农村民族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自己的家乡，一步一步为人们揭开理想失落、集体瓦解、阶级再造的年代中，农民和农民工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真实情况。《崖边报告》的贡献在于指出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模式，农民必须再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才能看到一丝的光明。”

　　这是远在香港的劳工研究学者潘毅对《崖边报告》的推荐语，两人之前素不相识，让作者阎海军颇为感念。

　　此书于近日出版，阎海军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电视台工作者，一个出身于甘肃崖边村的八零后，但经过贺雪峰、梁鸿等知名三农学者的推荐，《崖边报告》也得到了各主流媒体读书栏目的好评。继梁庄系列后，人们多久没看到这样扎根乡土的非虚构写作和鲜活的思考了?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对非虚构写作的嘉奖，令阎海军振奋。在此前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中，阎海军说：“一直想问你，你是城里长大的，为什么会对农村的故事感兴趣?”他习惯性对读者群的兴趣缺乏信心。作为一个由乡村向城市迁徙并落脚城市的人，他身上承受着城市和乡村的剧烈撕扯力。

　　书中的崖边村，位于陇西黄土高原旱海的山湾里，在这个偏僻荒凉又闭塞的村子里，发生了许多真实而荒诞的故事，超出了城市的想象。

　　因为光棍问题和奢婚导致的乱伦，老人以绝食自杀解救贫困的家庭并被默许，阳光下，另一种生命状况和观念还在顽固地存留着，在西北的沙尘和粗粝的风中。阎海军引述他喜欢的作家张承志：这里的农民习惯沉默不语，保守秘密。但阎海军记述下来，翻出鲜血淋漓的伤口，并生发出一系列关于三农和城镇化的思考。

　　记者来到崖边村，跟随阎海军一起探访那块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陇中苦甲天下”，崖边村是甘肃典型的广种薄收之地。一路上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景观。

　　“光秃秃的山峦，风气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我的故乡——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这是阎海军在书中的描述。

　　令人惊讶的是，阎海军父母的家中挂满了字画。陇中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非常罕见。父亲是少有的在这个时代仍有“公心”的人，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也成为《崖边报告》的主人公之一。

　　难以想象，共产主义这个蒙尘的词汇仍然遗存在阎海军和父亲的头脑中。一切就从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说起。

　　1956年至1958年，短短三年时间，崖边农民经历了初级农业合作化、高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大变革。这些运动每一次都会触及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益格局的每次变动都会震荡人心。

　　阎海军如此评论：“人民公社时代，崖边的政治是集权政治，政治管理着村民的一切生产、经济和生活活动。高度管理下，公意有余，‘个人’ 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管理局面，由于村班子没有主导村庄管理的全部能力，致使村庄政治生活中公意严重缺失，个体过度自由散涣。”

　　尽管人民公社存在效率问题，且有饥荒死人之痛，但其时村庄组织力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却仍然被一些农民怀念。

　　在他们看来，人民公社时代，村庄的基础设施(如修路、修水平梯田、解决饮水等)建设主要靠社员投工投劳来实现，当然国家也有相应的补助支持，但到了包产到户之后，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停滞了，原来修建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破坏。

　　在去崖边的路上，阎海军一路向我指出哪些是被自私的农民毁坏的林地。“那么细的树偷砍了能干嘛?无非做铁锹把子，或烧掉。”

　　如图中，村里的路已塌陷却并无人修。但比这更严重的是基层组织的瘫痪。

　　崖边村堪称乡村秩序裂变的一个标本，阎海军对此做了详尽的考察。

　　从前，乡村有维系社会和谐稳固的古老机制，也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遗产——“伙子里”。

　　改革开放后，基层政府弱化了对农村的管控，封建迷信也卷土重来，崖边的迷信活动从1990年开始愈演愈烈。借助封建迷信活动，村里大家族的强硬派为了开展族群斗争，发起了分“伙子里”，将外姓排挤出“伙子里”的运动。

　　早在改革开放前，崖边基层政权还会召集全部社员召开大会议政商事，但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组织约束，村里重大事项的决议只能在敬神或是村民婚丧嫁娶的聚众场合进行。

　　之后，居然是一场神灵附体的表演改变了分“伙子里”运动。一位反对的青年跳上供奉神灵的桌子，“时而口眼歪斜、时而念念有词，后来还表演了单腿立地，他的作为征服了众人”。

　　乡村治理中很多难以想象的闹剧。一位村民觊觎村主任之位已久，多次向乡政府申诉无果后，私自打开了村委会办公室，将办公室内办公设备用车拉到了自己家里，还在村委会院内拉了一坨屎，以泄愤怒。

　　阎海军对此感到非常沉痛：“基层建设是政权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在中共党建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广泛引用。共产党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胜利的源泉就来自基层组织。合作化解散、村集体瘫痪、村民失去组织，就会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

　　记者跟随阎海军来到这里，午后村庄安静得不真实，强烈的阳光投下契里柯油画般的阴影，柳树的阴影在大块大块的土墙上颤抖，这些阴影里藏着崖边的秘密，除了风没有任何声音。曾经发生的暴烈血案和戏剧性事件在此刻无从想象。

　　独居的近九十岁老人在纱帘后静静剪指甲，并没有发现我们。这是一个由老人构成的村庄，有老人将自己形容为“独鬼”。

　　更惨烈的是一个死亡的故事。随着劳动能力日渐丧失，全力依靠儿子养老的厉某遭受屈辱后丧失了继续存活的信心，他在生病期间，采取绝食的方式，自我了结了生命。村中看望过厉某的老人向阎海军转述：“我去看望老厉时，老厉说自己已经十天没吃饭，这一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说完这话，老厉眼泪花儿都下来了，凄惨得很，最后一口气都难咽。哎，人老了可怜啊!”

　　据阎海军引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30位师生在全国10省25个村对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开展了调研，发现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人数在逐年增多。他们在调研报告《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自杀调查》中将自杀分为甘愿型、激愤型、绝望型、孤独型四种类型，并认为当前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与农村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正在发生较为剧烈的变动密切相关。

　　活下来的老人，有人高龄仍在坚持劳动，令人心酸。我们在暮色中碰到拄着棍子从田间干活回来的九十岁老太太，缠过足，迈着碎步，只身一人回家，当时已经几乎黑到不能辨物。正逢她家中遭遇变故，我想跟随她到家里聊天，阎海军却示意不要：“别聊了。她心情不好，看样子一聊就哭了。”

　　炕上的老人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十年，儿媳妇——图中编扫帚的妇女——坚持伺候十年，成为当地佳话。农忙时节，繁重的农活足以让每一个农民都身心疲惫。但儿媳还要担负照顾公公的额外负担。“农忙时，太苦了，我们年轻人随便吃点馍馍，喝点水，就是一顿饭。但是，家里有老人，必须开火做一顿像样的饭。”女性在乡村常意味着承受底层和男权的双重压迫。

　　阎海军的父母在夕阳下收割谷子。常年干旱，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

　　夜幕下，记者随着阎海军探访一个光棍的家，看到的是男性的失败和寂寞。

　　他在昏暗的独房背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侃侃而谈：“一个人的日子没前景，是推着过。活着，自在地过就行。不过，头疼脑热一个人下不了炕的时候，单身真的很孤独。”讽刺的是，他家中贴满喜字，包括这面镜子。

　　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内地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光棍村和奢婚就是后果，崖边村是其中的典型。

　　在崖边村，一个男子如果到了25岁难以结婚，那就意味着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如果一个男子28岁或者30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打光棍已成定局。

　　在崖边最荒诞的是一桩近亲结婚事件。2006年，崖边人宋顺顺逼迫自己表妹与自己成婚。当大家以为他打光棍已成定局时，在外打工的他与表妹同居，“生米煮成熟饭”将表妹变成了妻子。

　　阎海军说，为了“脱光”，崖边的“剩男”无所顾忌、无所不能、无往不前。

　　甘肃的高彩礼媒体多有报道。村庄弥漫着性饥渴。这里的人从青春期伊始就经历着压抑，同村的男孩女孩到了这个年龄会羞于交往和说话，否则会引来风言风语。西北人羞于表露感情，阎海军这样解释。

　　阎海军少年时会跟随男青年夜里走20公里路去其他村听戏，动力就是那里有年轻姑娘。乡村社戏是拘谨的年轻人放纵和狂欢的地方。“在夜幕和集会的掩护下，男孩甚至可以放肆地对女孩上下其手，更生猛的把女孩带出去。女孩知道危险为什么还来?也是半推半就”。

　　女性单纯作为一种被物化的性资源而存在。无论是“占便宜”，还是彩礼的买卖计算，都是这样的原则。“对光棍而言，性的需求显然是最大的需求。人活着的确需要激励，光棍生活无望，性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光棍意味着自暴自弃的人。“光棍与常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十有八九都是性情落寞，生活信心不足，自暴自弃。光棍通常懒得做饭，懒得洗衣服，懒得打扫屋舍，睡懒觉是他们的功夫。”

　　阎海军在荞麦田上架设起摄像机，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个村庄，他的纪录片拍摄一直在进行。除此之外，就是不间断的思考，他一直在追求“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以下是记者和他的问答。

　　澎湃新闻：乡村问题中，你认为最紧迫和最希望引起公众注意的是什么?

　　阎海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抛弃，有城市化对农村的主动抛弃，有农民迎合城市化的被动自我抛弃。这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越拉越大。城乡差距古今中外都有，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但今天的剪刀差越扩越大，决不能再等闲视之。每个省市县长们，建设城市的热情远远超过建设农村，有的地方马路天天挖、路灯天天换、规划天天变。别说把公共财政的“阳光”向农村挤一点，哪怕是将城市建设浪费的资金用于农村，都会解决农村很多实在的问题和困难。城市餐桌浪费的食物，很多乡下人一辈子见都没见过，别说吃。城里一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一天所用掉的电量，可以抵得上一个村庄全体村民夜晚照明一周所用的电量。别说改变农村的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最紧迫的是修正良心，先把良心摆正了，我们再来讨论策略。良心不追求平等，讲再多的仁义都是空话。现在城乡是天壤之距、云泥之别。

　　澎湃新闻：在你心目中，毛泽东时代的哪些农村政策对今天尚有参考意义?

　　阎海军：有了饿死人的惨剧，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思这段历史，告诫后人以免重蹈覆辙，极其必要。但是，借着反思的潮流，史学界、文化界，有的人把饥荒事件无限夸大，当成攻击、谩骂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证据，实在是别有用心。温铁军和徐俊忠的说法我深为认可。温铁军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人在决定本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别无他法的选择。”徐俊忠认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让中国农村“实现在地工业化，从而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构想”。

　　有国民党背景的史学家黄仁宇也说：“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从我这些年在基层采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合作化时代最大的好处在于高度组织化可以推进村庄治理。我在书里写过，合作化时代的村庄公意有余、个人不足。我们废了过去的“统得太死”，变成了现在的“松得厉害”。治理的策略反映到经济层面，最好的效果就是又有合作又有自由，又有集体又有个人。回顾历史，井田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

　　以上的表述非常合理，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集体是缺位的。在崖边，农业税免除之前，乡政府在收取提留粮款时完全代表了集体，但是在承担集体义务时成了缩头乌龟。这就让统分结合变成了空话。只有分没有统。农民的负担不轻，但是集体的缺位导致了村庄治理的空谷。黑恶势力横行霸道，村规民约日渐失效。

　　新世纪免除了农业税和各种提留摊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村集体依然是空位的。当然还有城市化的汹涌澎湃，很多人都在逃离农村，农村治理又有了新的问题。合作化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能让村庄的秩序确立起来。

　　澎湃新闻：对当前西北的城镇化趋势怎么看?

　　阎海军：在高速城镇化的氛围中，个别地方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所有的农村。土地财政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和实惠，故而对经营城市趋之若鹜，但对乡建就没那么热衷。

　　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就算到时候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国还有将近5亿人口留在农村。面对这样的农村人口保有量，用城市化消灭农民的观点无异是难以成立的。城市化势在必行，但中国的农民不可能全部城市化。同时，中国的农民也不能一直古代化。

　　所以，我提出了守住乡土的观点，也即加强乡建，让城市化和乡村建设两翼齐飞，共同推动。城乡一体化，重点在于缩小差距，共同富裕。城市领域的现代化水平远远高于农村，有的人早已实现了超级现代化，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平等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

　　另外，乡土世界负载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割舍的命脉，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式微或者消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