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的话题天天讲，我们这次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切入。各位晓得过去十年间，我们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了多少倍吗？11倍。2003年最后通过审核的报考人数是12?5万人，考中比例23∶1；2013年有152万人通过了审核，考中比例80∶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岗位（国家统计局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的科员）考中比例达到了9470∶1。

　　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是主要报考人群，我给各位提供一组数据。新加坡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是2%，美国是3%，法国是5.3%，公务员在日本人的求职意向中排在第53位，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选为二十大厌恶的职业之一。再看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

　　我想问各位，你觉得我们大学生的职业取向，是正常的吗？我在这里引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一句话来回答：“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我们必须正视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好像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很多吗？付的也不多。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因此官员职业在俄罗斯受欢迎，说明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

　　再告诉各位，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18～30岁的年轻人里，有一多半的人觉得“当公务员比经商好得多”。这么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很渴望当公务员，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存在非常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剖析中国的腐败问题，我在这里给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思路源自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的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这三种腐败形式和过去我们理解的收受贿赂完全不同，它们更加“高级”，下面给各位仔细分析。

　　第一类，支出式腐败。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

　　各位可能觉得这个情况很熟悉？没错，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说是把支出式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中国官员进行支出式腐败的方式，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依靠“中间人”进行寻租。举个例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任八年，一共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投资3万亿。怎么做的？2007—2010年期间，23个大型国企透过商人丁书苗的穿针引线，从刘志军手里拿到了50多个项目。我们的政府为这些项目总共支出1788亿，丁书苗从里面获利20几个亿，然后帮刘志军结账结了4900万元。在2013年9月开庭受审的时候，这笔钱算作了她对刘志军的贿赂。

　　第二种，在国企里培植自己的亲信，直接收取贿赂、就地分赃。举个例子，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董事长的时候，把企业里的各个“肥缺”，比如石油勘探、海外投资与收购、设备采购，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各位晓得吗？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石油2011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是1621.54亿元；2012年是2272亿元；2013年，也就是中石油腐败网络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笔开支的预计数额更是逼近2400亿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逐年递增的支出确实每一笔都有必要吗？这里面又有多少支出被用来当作了权力寻租的鱼饵？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也就是审批式腐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

　　然后来看我们存在的审批式腐败。以原能源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为例。2003年的时候湖南常德想要建一个发电厂，但是一直通不过发改委，准确地说是刘铁男的审批。到2012年，眼看电厂还是批不下来，湖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去说情还是没有结果。直到当年刘铁男去湖南考察，政府的一、二把手主动请托，才终于拿到了刘铁男批下来的一张条子。这之后，要对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还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一趟流程走下来，需要给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供”2000万元，才能最终建成电厂。

　　最后是第三种，卖官鬻爵。卖官是当时法国政府的传统，路易十四曾经一口气把之前92年，法国政府卖掉的贵族头衔取消，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买回去；路易十五干了相同的事；到路易十六的时候，他更是发扬光大，取消了10万个官员的职位，让他们交钱赎回去。另外，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敛财还随意增设职位，比如一个中型法庭只需要10个法官，卖官之后，这个法庭有109个法官和126个传令官。

　　目前，在我们这里，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在自己掌控的领域里，效法当年的法国国王。以刘志军为例，何洪达在1997年的时候通过贿赂刘志军，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继续贿赂又当上了哈尔滨铁路局局长，2004年调入铁道部任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先后给了刘志军10万美元，最后还成了他的“马仔”。

　　这还没完，何洪达自己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开始卖官。他在1997—2004年之间，先后帮哈尔滨铁路局的6个基层和中层干部，实现在该局内部升迁。还有一些他掌管下的“肥缺”，比如自备车管理办公室主任、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等职位，在他手里卖出过很多次。何洪达靠卖官共收取了1452万元贿赂，如果把他曾经给过刘志军的10万美元当作“原始资金”，那何洪达的“卖官”投资渠道为他实现了每年150%的回报率。

　　再给各位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刘志军上台之前整个铁道部只有500个局级干部，到他下台时，变成2000个局级干部。广东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给各个官职明码标价，挂牌拍卖：科技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市长等位置1000万。他还给自己的位置标价呢，价值1个亿。罗荫国倒台之后，有303个官员受到牵连。我认为新闻报道中说罗荫国受贿7000万，这个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

　　看了刘志军、何洪达和罗荫国的例子，我们的政府必须严肃处理卖官鬻爵式的腐败，否则让卖官成为一条“产业链”，将可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贪污腐败模式。贪官遍布各个部门、岗位，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还有卖官鬻爵将更加普遍化，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自2013年开始刮起的反腐风暴，我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政府正在透过打击个人腐败，阻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三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