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了数字报告揭示的问题。

 

4月24日，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工业园（大埔片）周围稻谷、稻田土壤及地表水样本的重金属超标严重。其中，超标最严重的稻米样本中的镉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21倍。

 

湖南被称为“有色金属之乡”，是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恶性的重金属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尽管早在2011年，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但目前该方案的实施效果实难定论。

 

全国范围来看，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不久前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其中，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若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为准，我国耕地最新数据为203077万亩来计算，中重度污染的耕地面积占2.9%，已经达到5889万亩。这个数字超过了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预估的5000万亩左右。

 

全国性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已经列入政府的计划之中。譬如环保部最近原则审议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农用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部分地区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全国土壤环境状况稳中向好。

 

但是，土壤污染修复产业并非就此会迎来绝对的利好，除非该行动计划能够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治理的资金从何而来。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土壤修复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大部分治理项目需要政府财政拨款推动。如果不能建立起“污染者付费”的基本准则，单纯依靠政府投入是不可想象的。

 

以湖南为例，《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规划了927个项目，总投资超过595亿元。为了推动该方案的实施，湖南省甚至申请发行了重金属污染治理债券，衡阳、湘潭和郴州等地先后筹集了67亿元的治理资金。

 

但在2014年3月的一次摸底考核中，湖南省环保厅发现，被考核的地市几乎没有一地完成了《湖南省湘江污染防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考核内容，而资金问题正是关键所在。

 

国外土壤修复已有较为成熟的模式。譬如，美国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专业税的征收，建立了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由其兜底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场地的修复。

 

但我国污染责任认定不明确，历史遗留问题突出，导致国内土壤修复工程是以政府的单向投入为主，这使得治理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