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故城县小刘庄村,刘辉正在刷墙,他现在是村村乐的“刷墙网红”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河南省南阳市彭营村,村村乐的二维码被刷上墙。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们经济金字塔的塔基过去是小农经济,然后是打工经济,以后可能就是网络经济、社群经济。当在塔基的人们都能用移动互联网与世界对接,中国一定会更有活力

　　至少从1927年的秋收起义起,中国农村的墙壁上就已经出现了各种标语,后来,有人从全国68万个乡村的土墙上读出了时代变迁的意味,把这些刷在田间墙头的文字称作“墙壁上的历史”。

　　就这点而言,河北省故城县小刘庄村的刘辉一家可以算是“书写过历史”的人。刘家三代都在村里刷墙,最早是政治口号,接着是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政策口号,然后是各色致富标语,到2000年左右,刘辉接过爷爷和父亲的班,他刷的是家电、汽车、楼盘广告以及互联网公司的口号与网址。

　　互联网像改变城市人生活一样,改变着村里人的买卖和娱乐方式,它也改变了一些农村特有的东西。

　　和自己的祖辈父辈不同,刘辉现在从一家互联网公司接刷墙任务,在公司网站或APP上查看客户的标语范本和想刷的区域,自己准备刷墙材料,有时也支付墙壁租金,根据刷墙任务大小把活儿承包给村民或自己刷。刷完拿手机拍照,上传给公司,客户在线看到照片和效果之后支付费用。

　　雇他刷墙的互联网公司叫村村乐,号称“中国最大刷墙公司”。在过去6年里,这家公司通过互联网打造了一个以村为单位的巨大门户,在全国68万个行政村招揽了近30万名刘辉这样的农村当地代理人,有订单时,一声令下,这支庞大的生力军就“可以刷中国所有村庄的墙”。

　　从“村友录”到下乡刷墙

　　2009年,胡伟在家看孩子时,初次起了创建村村乐的念头。那时,他并没料到这会是自己创业以来最有价值的一个念头,也没想过未来会用它刷墙。

　　这个时年33岁的前联想公司产品经理已经创业6年,生意稳定,生活无忧,长居美国,日常主要事务就是看孩子、打球、看项目。

　　“就像石头缝蹦出来的孙猴子,我突然想,能不能做点跟农民有关的事?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又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胡伟回忆。

　　他想为中国农民做一个类似Facebook和人人网的社区。这类以学校和班级为单位的校友录社区正备受年轻学生和城市白领欢迎,胡伟想做个以村为单位的“村友录”,让农村的村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交流平台。

　　按照当时的村落名录,一个覆盖全国660521个村庄的网站很快被搭建出来,用户可以按省、市、县、镇(乡)、村的行政区域划分找到自己所在的村庄入驻,胡伟给网站起了个喜庆的名字:“村村乐”。

　　就像班级有班长、论坛有版主,村村乐也在各村设立了“网络村官”,就是每个村的站长、负责人,由村民自己申请,网站根据活跃度任命。比如刘辉就是小刘庄村的站长。

　　“那时没想清楚能用这个网站做什么,只是觉得好玩,”胡伟说,“你想想,几千年来,有什么能让全国范围的农民互相发生联系?只有互联网。”

　　2012年,一个家电品牌想在农村做调查,了解村民喜欢什么样的电视机。胡伟把调查问卷发给村村乐的一千个“网络村官”,向他们支付费用,由他们各自找本村村民填写问卷。“像这样调查一千个村子,一般做三个月都不一定能做出来,我们只用了一星期就全部提交,而且问卷质量非常高,客户很满意。”

　　这次调查让他感受到村村乐的价值。农村是熟人社会,本村人办事比外来人方便许多,而村村乐在几十万个村子都有自己人,可以发动当地人办当地事。“我们忽然发现,在这个平台上能做的事特别多,当时没有众包的概念,也没有互联网+的说法,互联网+农村更是陌生的主题,但我隐约觉得这件事大有可为,这个网站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

　　2013年,胡伟回到国内,将村村乐注册为独立公司,开始尝试各种农村推广活动,而刷墙逐渐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业务。

　　互联网怎么刷墙?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商下乡……拥有6亿人口的广袤农村,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商家下乡角逐。据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95亿人,其规模增速是城镇的2倍。同时,2010年起,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连续6年超过城镇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令“到农村去!”成为很多传统企业与电商企业共同的选择。

　　在各类下乡推广手段中,成本低廉、效果直接又接地气的“刷墙”迅速脱颖而出,从“隔壁的孝子都给爸妈买荣耀7啦”到“老乡见老乡,购物去当当”“生活要想好,赶紧上淘宝”,各色商家标语频频出现在中国各地村庄的墙上。

　　在帮一些客户做过入村调查后,有企业提出,希望村村乐提供农村刷墙服务。对这些企业来说,亲自下乡刷墙,投入成本高,有时还会遭村民阻挠,颇为麻烦。“用互联网下乡刷墙”,这个初看起来很天马行空的创意应需而生。

　　用跟调查一千个村子一样的方式,胡伟通过村村乐网站向客户要刷墙区域内的村庄站长发布任务,由他们认领后在本村进行操作,获取报酬。“能让村民用闲暇时间赚外快,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刷墙,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做到呢?”

　　他发现刷墙是个有很多痛点的传统行业,“做这行的大多是施工队,散乱差。厂商找人刷墙后,第一,你不知道他到底刷了没有,刷得怎么样,因为很难到每个村子里看。第二,你不知道刷的墙能存在多久,可能今天刷好,明天就被别人覆盖。我们就针对这些痛点做改进。”

　　村村乐的技术团队开发了一个手机app,站长们在刷墙结束后上传照片,分享实时地理位置和拍照时间,客户选取村庄查看刷墙效果。村村乐的站长还可以在数月后为客户再拍一次刷过的墙,证明这面墙体广告已经存在了几个月,能够保证宣传效果。

　　刷墙业务同时受到客户和网站用户的欢迎,“我们去年刷了上千万平米的墙,很多电商,包括地方畜牧局等单位都和我们合作过,现在天天有人找我们刷墙。”胡伟说。

　　“第一次给村村乐刷墙,我谨慎了些,没做太多,但那次刷下来,6天时间,除去各种成本,还是赚了两千。”刘辉回忆,2015年夏天,他和父亲把村村乐自己的广告“全国刷墙,村村乐更强”刷在村里的墙上。

　　每个ID背后都是人

　　胡伟打开手机上的村村乐app,展示用户发的帖子,“很多人都有绝活儿,一些农民画家、书法家作品一点不比人差,还有在上面写歌写小说的。你看,这个人分享了家里种苹果树的故事,他在里面是有感情的。”

　　虽然村村乐以“刷墙”闻名,他仍很强调平台最初的社交属性。“核心是人,人一连接,就会发生各种有意义的事情。”

　　江苏苏北一个养小龙虾的站长,主动联系上海周边村子的村村乐用户,最后找到了自家小龙虾的代理;山东一个站长联系浙江义乌周边的用户,帮他从义乌进货;湖北一个推销施肥机、喷灌机等农机的站长在村村乐上发展了13家乡镇渠道加盟商,销售额增长上百万。这位明星站长这样描述自己:“打小出生在农村,内心一直拥有一颗对于新平台、新方向、新思路格外渴望与留意的心,总向往有那么一天能因此收获一个落地的机遇”。

　　“这个平台最让我感动的是,每个ID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很有想法,哪怕收入低、地位卑微,甚至是残疾人,他都有自己的梦想,其实农村有很多能人,我是村里出来的,我知道这点。”胡伟现在每天都在微信、QQ上跟站长们聊天,“是这些农民用户推着我们往前走。”

　　他承认村村乐的1000万注册用户、30万农村站长在网站上并不总是很活跃,一些村子可能只有一个注册会员,但认为这是由于网站提供的项目还太少。

　　除了刷墙,村村乐也在试水其他项目。去年,他们跟湖北宜化集团合作,省掉中间环节,以低价从厂家进化肥,由站长直接卖给当地村民,根据销量向他们支付劳务费用。一个月时间,在试点河南省,他们卖出了1500多吨化肥,宜化决定继续这一合作。

　　今年5月,化肥龙头企业云南云天化也与村村乐签订合作协议,计划联手打造化肥电商平台。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钟德红说,“2008年之后,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云天化也一直对‘互联网+’模式跟踪观察。和村村乐合作,最终还是希望实现产品的有效销售。”

　　利用“刷墙”中积累的合作关系,村村乐也在跟联想、美的等品牌商合作,在农村赶集的日子为品牌商做宣传,把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农民。

　　商业之外,“村里有人”的特点也让这个网站被赋予很多使命。例如与地方政府合作,为精准扶贫调研数据和信息;又比如找人,一个台湾老兵在这里找到失联多年的河南老家亲人,颤颤巍巍地手写了一封感谢信。

　　底层经济的商业模式

　　今年3月,村村乐入选哈佛商学院教学案例,胡伟应邀赴波士顿,为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学生演讲,主题是“底层经济的商业模式”。

　　“他们认为我们充分利用网络把农民组织起来,这种基于移动互联网引导农民创富的模式对农业人口占比大、底层人数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很有借鉴价值。”

　　讲座结束,有学生提出想与村村乐合作,在印度尝试这一模式。“我们正在谈这件事。中国发展真的很快,过去都是国外的模式copy　to　China,未来,中国的一些模式可能会在世界领先,拷贝到其他国家。”回忆当时的心情,胡伟说。

　　出生于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农村,他仍记得小时候天天听收音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很早就从广播里听到美国建信息高速公路的事,印象特别深”;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他也记得,离家读书前,乡里乡亲陆陆续续到家里送鸡蛋的温暖。

　　离开农村,又回到农村,这个把《平凡的世界》看了5遍以上的创业者笃信互联网必将给农村带来更多东西。

　　“我们经济金字塔的塔基过去是小农经济,然后是打工经济,以后可能就是网络经济、社群经济,虽然科技不可能解决乡村的所有问题,但我相信,当在塔基的人们都能用移动互联网与世界对接,中国会更有活力,农村会更美好。”(记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