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出生的张琼仙辞去重庆市黔江区民族医院的工作，来到该市阿蓬江镇麒麟村卫生室，成了村里唯一的村医，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好闺女”。图为张琼仙走在出诊的山路上。　　杨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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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医卖药收入被切断

　　除了基本药物之外，村医不能销售任何其他药物。药品种类单一与农民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成为一个突出的政策问题

　　“我最尴尬的是，给村民看了病开了方，却拿不出药来。”在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五里铺村，村医李有治对记者说，村卫生室只能使用国家基本药物，村医陷入“有技无药”的困境。

　　这几年，患糖尿病、高血压的村民逐渐增多，村卫生室的药物品种却很少。除了基本药物，村医不能销售任何其他药物。药品种类单一与农民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推行后，村医不再以药品加成作为收入来源。目前，乡村医生的收入主要由财政补助、基本药物补助、公共服务补助和诊疗费用构成。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到安徽调研时发现，在霍山县桃园村，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的村医月收入为2225元，实行后下降到987元。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说，村医过去主要靠药品差价获得收入，现在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由于地方政府补偿不到位，村医的收入比以前低了不少。

　　在药品零差率制度下，乡村医生卖药没有任何利润，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偿来弥补，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村医提供的医疗服务相当有限;另一方面，财政补偿资金到位率不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说，基本药物制度造成基层医疗机构收入降幅过大，即便在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的地区也很难弥补到位。基本药物制度给乡村医患双方均造成不利影响：对于村医而言，实际收入锐减，生存状况恶化;对于患者而言，开药受到制约，看病很不方便。

　　一位村医向吴明诉苦，政策允许收取医疗服务费，但实际上收不了。因为收费要拿身份证刷卡，很多人看病不带身份证，所以收不上来。再说，到村卫生站看病的都是熟人，也不好意思收。与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村医们抱怨最多的是收入降了。

　　应亚珍指出，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医疗体系的“基石”，是国家医疗预防保障体系的“神经末梢”。村医收入下降，很大部分是政策因素导致的。政府应为村医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弥补政策性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