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投资增速的回落和消费疲态的进一步延续，GDP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6%。”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下半年经济走势的判断是，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2016年虽然延续了新常态艰难期不断探底的特征，但价格水平摆脱生产领域的“萧条”和消费领域的 “低迷”，将有利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启动。

　　6 月18日，人民大学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指出，2016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的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对当前经济的问题和政策调整方向做了分析。

　　下半年下行压力大

　　刘元春表示，2016年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1)“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2)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3)对“僵尸企业”和高债务企业的整治还没有实质性展开，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却已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4)“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5)“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6)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7)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M2缺口持续扩大;8)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但劳动力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9)对外投资增速急剧上扬，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10)各类技术指标进步神速，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11)工业等传统行业有所企稳，但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疲态;12)政策类投资增速回升，但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

　　这12大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反而使各类扭曲大幅度上扬，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恶化，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得到改善;三是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生产效率预期下滑”+“投资收益预期下滑”+“收入增速预期下滑”所带来的市场型投资疲软和消费疲软开始向深度蔓延。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等3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化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或复苏的基础。

　　“2016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刘元春说。

　　他认为，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计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抬头。而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度下降。因此，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固投下降、价格回升

　　刘元春表示，从总需求角度来看，3大需求总体疲软，但回落幅度在短期需求扩张政策的作用下小于总供给，这导致2016年总产出实际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价格水平出现改善，GDP平减指数得到较大幅度回升。

　　1、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持续改善难以填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所带来的缺口，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季度快速抬头之后出现持续回缓，预计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9%，比去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速下降了0.1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9.8%，比去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回升，实际投资增速回落更为明显。

　　2、在高端消费外流、收入增速疲软以及预期恶化等因素的作用下，2016年消费总体疲软的现象比较明显。预计2016年上半年全社会零售名义增速为 10.1%，实际增速为8.0%，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0.3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全年名义增速为10.1%，实际增速为7.8%，比去年全年增速分别下降了0.6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3、在世界经济持续疲软和人民币贬值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出口在2016年呈现“前低后稳”的走势，预计2016年上半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为-7.0%，全年增速为-2.3%左右，而以美元计价的2016年上半年进口增速为-4.6%，全年为-1.2%。上半年贸易顺差为2196亿美元，全年顺差预计达到 561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左右，略低于去年的水平。

　　4、在经济低迷的2016年中最为显眼的指标就是明显回升的价格数据。从表象来看，各类价格指标回升是蔬菜、猪肉以及大宗商品的轮番驱动的产物，但从深层次来看，货币的宽松、供给增速更快的回落以及持续的成本推动才是本轮价格回升的关键。预计2016全年CPI增速为2.3%，比2015年上涨了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领域通货紧缩的现象将在“去产能”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房地产反弹和价格基数等因素的作用下得到全面缓解，预计2016年全年PPI 跌幅为1.2%，比2015年缩小了4.8个百分点，年末单月同比由负转正;2016年GDP平减指数由负转正，全年同比增速0.85%，较2015年回升了1.3个百分点。

　　5、 2016年货币政策继续持续总体宽松的基调，但受到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杠杆率持续攀升等因素的掣肘，货币政策将由上半年较为宽松的定位转向适度稳健;同时，受到资金内生性收缩的压力，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全社会融资增速之间的差额扩大，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力进一步下滑。预计M2增速保持在13%，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为13.4%。

　　政策措施必须作出新调整

　　“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刘元春认为，“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一、要把握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回落的逻辑，高度重视当前总体经济增长动力持续下滑的现实，要密切关注目前劳动生产率下滑、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下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与投资等内需持续同步回落等现象，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到投资收益预期逆转、劳动力生产率回升之上，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包。

　　二、12大类扭曲现象证实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的迫切性，一方面我们必须抓住当前经济不断探底所带来的“大破大立”的大改革时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梳理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不顺的关键，重新寻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和实施的抓手。

　　三、需要进一步强化从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来深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明确供给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四、要在增量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强化存量调整的力度，盘活存量、清除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毒瘤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关键。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五、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

　　六、要充分利用中国政府在体制和财政空间的优势，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全力配合更为主动、更为全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七、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

　　八、持续关注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及时调整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

　　九、要持续关注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市场压力，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尽管去产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总体可控，但叠加经济下行调整本身的就业压力，失业风险依然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