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现场

　　“当前市场存在很多价格扭曲?”、“供给侧改革会不会变成行政力量调结构?”、“如何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周小川、易纲、楼继伟、吴敬琏、刘世锦、蔡昉、白重恩、李稻葵等纷纷针对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发表了独到见解，现场思想交汇碰撞，观点异彩纷呈。思客根据论坛内容整理了九位大咖的发言干货，与各位读者共飨。

　　货币政策被过度依赖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多的放水

　　易纲（中财办副主任兼央行副行长）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劳动合同法存在五个问题

　　楼继伟（财政部部长）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我国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业，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相当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

　　第三点，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第四点，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是现在的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

　　第五个，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小心改革陷入空转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方案不衔接，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这种现象很明显。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

　　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深化改革目标落实，打通关节，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行动起来。

　　去产能要制定配额允许交易

　　刘世锦（国研中心原副主任）

　　去产能不能只喊口号、下指标，要有切实管用的机制。去产能效果怎么样，从大的方面看，是不是有好的机制，顶层机制上要有创新，不能用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办法，同时要给地方更大的创新空间。

　　去产能可以采用与碳减排相似的思路和办法，简单来说，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奖励措施挂钩，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这个办法有三个好处，第一有利于完成去产能的总量目标，第二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第三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就有去产能的积极性。

　　社保缴费有调整余地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提高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可以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两方面采取措施，就是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于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我有几条建议。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们看了一下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第二，劳动力成本有很多非工资的因素，大家都在谈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的水平，我们过去看过，我们有很多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项目，但是事实上有大量节余，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完全有余地进行调整。

　　第三，避免用错最低工资制度，我们是研究劳动的，我们知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护最弱势的那帮人，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保护政策，不是干预工资的政策，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低效部门挤占资源造成要素成本上升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

　　低效率的部门拥有越来越多的要素，使得要素成本、不管是资本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低效率部门对高效率部门的挤出效应是造成要素成本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构改革就特别重要了。

　　要去产能，最关键是让低效部门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用到高效部门去。如果我们去产能的过程中，把这些过剩产能的行业职工都养起来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只能说这些产能没有了，但是所释放出来的要素，如果不能用到更加有效的部门，我们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有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资源配置效率在恶化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用到更有效的部门去。

　　汇率改革窗口已经关闭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股市下降的时候，整个资产情况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怎么办?

　　我建议有三点。第一，明确提出稳金融，稳金融是指宏观上的金融，包括资本价格，资本市场整体的股价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机制，要稳住。比如说宣布，如果市盈率降到10倍以下，必须有一个机制，学香港1998年的时候，怎么退出，价格回来以后，基金赚了钱以后，要按香港的方式返还给股民，或者进入社会保障金。

　　第二件事，加快基础性的整顿工作。比如说一些要破产的企业，债务上就要重组，再比如说很多的银行呆账、坏账，在整体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鼓励它赶紧重组。整体的稳定和微观的调整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件事，非常坦率的讲，此时此刻汇率改革的窗口已经关闭，汇率改革需要窗口，需要外部对你的汇率观点比较一致，而且没有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资本账户逐步打开，汇率弹性是有时机的，现在这个时机已经过去了。

　　专车经济是供给侧改革样板

　　柳甄（中国优步战略负责人）

　　大家都知道专车的出现解决了人们打车难，打不到车的痛点。但其实专车发展的关键是重视供给端，就是司机端的增长。司机端，就是规模的增长，是整个产品直接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关键。十万辆车，几十万辆车和一百万辆车，给人带来出行难点是不一样的，北京有6万辆车，北京专车高峰的时候有一百万辆，解决人们在偏远地区打不到车，解决人们在高峰期等待的时间由15分钟变成5分钟，变成3分钟。因为充分的供给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增加了流动性，提高了乘客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给司机带来什么?原来一个小时一个司机接一个订单，赚一个订单的钱。但是在充分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接上，一个小时可以接两单，接三单，极大的增加他们的收入。所以撬动整个供给端，扩大司机的规模，是解决人们出行难非常关键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