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武汉10月23日电(记者唐卫彬、李建平、黄艳) 蒋茂芳回忆起他小时候在农村，秸秆可以烧饭、喂牛、铺床，甚至可以盖房子，农户的宝贝。可是待他当了环保局长，却与秸秆“干起了仗”。

　　无用武之地的秸秆，如今变成巨大的负担，露天付之一炬，烽烟四起，荆州——这个江汉平原上的农业大市空气一年曾有近一半的时间深受其扰。作为市环保局长，蒋茂芳与之“斗争”两年，遇到了跟其他基层环保干部一样的困难和纠结。

　　“不多我一把火”

　　“秸秆烧得厉害的时候，到处黑烟滚滚。晾在院子的衣服是脏的，床上也都是飘进来的草木灰，一到夏收秋收就是这个样子。要禁烧我当然支持。”蒋茂芳在村里跟农民宣传秸秆禁烧政策时，一位70岁的老农民这样跟他讲。

　　可老农话锋一转：“大家都烧，又不多我一把火。不烧我怎么办呢?我这么大年纪，把秸秆从地里运出来太难了。”

　　对这个困难，蒋茂芳也十分认同：“到秸秆收储站一看，就能算得出来，农民送来满满一手扶拖拉机的稻草，卖不到200块钱，顶不上个油钱和人力。更何况现在农村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把火烧掉最省事。”

　　可作为环保局长，对秸秆露天焚烧带来的环境之苦，他感受同样深刻：从5月到11月，荆州一度烽火四起、烟尘蔽天，高速封路，空气质量常年在湖北省垫底。

　　“农民作出了牺牲”

　　从去年秋收开始，荆州开始铁腕治理秸秆禁烧的举措：每户村民都签了不烧秸秆承诺书;超过1万名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在田间地头巡查，每天晚上11点后才回家;仅今年以来，280余名各级干部因秸秆禁烧工作不力被问责；出现一个火点乡镇扣5000元，1亩黑斑扣10万元……

　　重拳出击，效果明显。今年夏秋两季，荆州的秸秆露天焚烧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万分之一，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大幅跃升。但蒋茂芳的感受十分复杂：“从效果看，我们完胜，可是农民做了牺牲。干部的行政成本很大，农民的利益与禁烧的效果如何平衡?行政高压的政策能持续多久?”

　　“虽然每亩地有10块钱补助，也有收割粉碎的农机补贴，但整体而言给农民增加了额外负担。”蒋茂芳说。

　　“问责基层干部，我先跟他们道歉”

　　与此同时，基层干部的压力也很大。“秸秆禁烧工作做不好，干部要问责”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有的村民与村干部不和，甚至故意在自己地里点火，再打电话举报。

　　“夏收中间有‘五一’和端午节，秋收中间有国庆节和中秋节，可是因为秸秆禁烧工作，这些节假日我从来没有休过。日常更是起早贪黑，没有补助，还承受了问责的压力，更何况基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确实快扛不住了。”一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

　　这也是全国农业地市的类似困境：秸秆禁烧进行至今，进入胶着状态，进一步需更大投入，退一步又前功尽弃。

　　蒋茂芳说：“每次约谈干部前，我总是先跟他们道歉。问责了干部，我自己也很自责。可是这项工作能松弛吗?不能!”

　　蒋茂芳的忧虑不是凭空来的。国庆节过后，稍一松懈，仅松滋县某镇一天就烧掉了200多亩秸秆。最后该镇干部被移送县纪委处理，处理结果是：停职一个月，专门去管秸秆禁烧工作。

　　对于开拓秸秆的综合利用渠道，荆州市也采取过许多补助办法，粉碎还田、制作蘑菇基料，甚至还配合在城区工业企业禁煤，鼓励用秸秆制成的生物质燃料。

　　但困难依然很多。要么是消耗量有限，要么是商业推广上存在困难，要付出不小经济代价。

　　“秸秆露天焚烧治理，不能把所有的困难压到农民和基层干部身上。”蒋茂芳说，“环境保护是意识的培养，农民都为环保做出了贡献。希望能像粮食补助一样，给农民多一些秸秆禁烧补助，这本是他们为改善环境做出奉献后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