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97年4月25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迁址典礼，林毅夫与杜润生　　

　　图为王岐山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研(右二)　　

　　图为1997年4月25日，杜润生(前排左二)、王岐山(前排左三)等在北大祝贺致福轩修复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迁址

　　9月20日，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举行第十二期，本期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活动中，特邀嘉宾翁永曦谈起他和周其仁的导师杜润生时说，“不光他，习近平、王岐山都是杜老的门生，像习近平什么，我们到底下当县委书记，到县里工作，都需要天天面对农村的问题，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

　　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评价说，九号院灵魂就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成果连续出了五年，一年一个一号文件。

　　上世纪80年代，王岐山师从中国农村问题泰斗级人物杜润生，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问题。在此期间，王岐山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数个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是在杜润生的邀请下，进入当时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开始学者之路。

　　今年杜润生101岁生日时，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翁永曦：周其仁是我很多年前的老朋友了，他刚才讲的那一段经历，我跟他差不多，我在农村待了八年头，他有七年头，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周其仁给我印象很深的九十年代初期，大概91年还是92年到美国去我在纽约，他在洛杉矶上大学，我就想跟他联系一下，想跟他聊一聊，打了一个电话到他家里。我记得那时候晚上时间11：50左右，他老婆接的电话，他说：“老翁啊，其仁在图书馆看书还没有回来”，这就是周其仁。

　　像这样的人，八十年代初期这些年轻人大概二十七八岁，不到三十岁左右。有了农村这些经历，他会发现我们以往所受到的那种万花筒里所看到的世界，和真实去体验的世界是有巨大的差别。而且处在社会最底层，它会有一种强烈的面对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去改变的这种愿望和动力。

　　正是这些促使我们在上了学以后，或者有机会比如像周其仁讲的，他见了杜润生，打开更开阔的视野的时候，就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应该说我和周其仁都算杜润生的门徒，杜老特别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回想起杜润生五级干部，跟胡耀邦级别一样，是你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干部，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最大的干部，我见到杜润生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农民报当记者，刚去了不到一个月，我们社长叫苗配时(音)，今天在办公室谁闲着，去去，把明天的社论清样送到农委，交给杜主任，请他审查一下，明天早晨要见报。小翁你干吗呢?我说现在没事，去，我骑自行车送到国家农委去。老头没见过我，你哪的?我说我们社长让我给你送社论来了，明天见报，请您审查。老头说我没见过你，我说是啊，我刚到，刚到农民报不到一个月。杜主任说，原来干嘛了，我原来插队的，多长时间啊?前后十个年头有八年整，那时间不短啊，有什么体会啊?我就觉得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他说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我说有，我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我才明白，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界从来都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老头说你把社论搁那儿吧，我回头看完了，派人送过去。什么话没有了。

　　一个礼拜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调令，这就是杜润生，不光他，习近平、王岐山都是杜老的门生，像习近平什么，我们到底下当县委书记，到县里工作，都需要天天面对农村的问题，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都需要到国家农委汇报工作，请杜老指点，九号院真是一个传奇，杜老手下大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样的老头遇到周其仁这样一个活宝。人的脑袋上三个部分最主要，他观察问题很敏锐，听的东西东打听，西打听，好奇啊，然后他很认真去思考。另外周其仁有一个我们都不如他的，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强，逻辑性极强，他都用上了。所以在这个组里，自己回忆杜润生那篇文章里面，他自己写过，中央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除了五年，最后校对清样到印刷厂校对，派他去的，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想我来校对，最后机要文件，中央文件，我还不是一个党员呢，所以杜老放手使用年轻人，是想不到的。

　　我就跑到一个事情，我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报到，大概不长时间，有一天杜老说小翁你过来，我到办公室，上午我在姚一玲同志那儿开了一个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村建设农业投资一千五百亿，八十年代初啊，我工资一个月才五十块钱，对农业投资要一千五百亿今后使用，不得了的事情。你去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出来，各位，你们都年轻人啊，估计岁数比我小很多。中央的头说了话，交给了国家农委会副主任杜主任，找了一个白丁，狗屁不是，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去。我估计像这样的老头，这样的好干部，共产党里真不多，这是大实话。没有他，就没有八十年代初期这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南方一个记者给我打了电话，说九号院，我拒绝采访，但是我告诉你九号院灵魂就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成果连续出了五年，一年一个一号文件，差不多吧，这个插曲。该回到主角了。

　　9号院走出的中国改革者：杜润生王岐山林毅夫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林毅夫80年代回国后，还是希望回北大工作，不需要别的条件，只希望给他提供一套住房。当时房子可是大学机构中最稀缺的资源。为了林毅夫回北大的事情，董文俊四下奔波，还专门跑到校党委书记那里要房。书记两手一摊：实在没房。

　　此时，恰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盛情邀请，以研究农业经济见长的林毅夫便在那里正式开始了他的学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