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90后”樊伟把蔬果种植箱搬上武汉中心城区大片裸露的屋顶，在大都市钢铁建筑中重现了鸟语花香;在上海崇明县，四个来自大都市的爸爸们，通过线下众筹的方式建立生态有机菜园，为500个家庭提供绿色蔬菜……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逆流而动重返田野， 成为绿色农业的领跑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新农人。他们植根于农村，创业于农业，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

　　跨界而来，新农人为现代农业引入新鲜元素

　　“一直非常渴望能从饭菜中尝到小时候那种熟悉的味道，这就是我想做农业最初的简单想法。”北京三分地有机农场主刘三姐在北京从商多年，她转而做有机农产品宅配，最初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挑剔的味蕾，“很多蔬果已经没有小时候吃的那股子味道了，寻找小时候吃过的蔬果各自独特的香味，就是我们的核心商标——‘原香’。”

　　新农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不乏“海龟”、城市青年、高学历人士、创业成功者，很多人投身有机农业的初心是为了给身边的人找到安全放心的食品。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副所长杜志雄说新农人对食物的品质格外敏感，“是最早一批‘生态自觉’的人”。

　　湖北吉农田间超市创始人魏晓明曾两度上央视，在他的名片上，最醒目的称号就是“职业农民”，他的主要客户群体是热爱绿色健康生活的城市家庭。在他看来，发展有机农业，更重要的意义是保护环境，同时还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龙永图曾经说，新农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城市的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的信任，通过整个生产环节的透明化、标准化，重建这种信任。

　　来自黑龙江五常的“米姑娘”翟琪说：“虽然我家的米可以卖给收购人，但我不愿意，万一被添加其他米甚至香精出售，损害的是‘五常大米’的口碑。我要卖良心米，我要把最好的米卖给认可我的客户。”

　　有一句话叫“酒香也怕巷子深”，有了好的产品，如何推广，新农人们也是各出其招。陕西“土豆姐姐”冯小燕唱着陕北民歌卖土豆的故事是2013年热门营销事件，她将文化融入网络营销，把土豆这个土蛋蛋包装成苹果一样的礼品箱来卖，土里土气的土豆一跃变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品牌产品。

　　新农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在他们眼中，传统农产品流通渠道效率低下。“在网上，只要产品好，根本不愁卖。”江苏太仓农场主月满秀说，“微信、果园微店直销，让买卖中间环节被挤掉了，产品除了卖的过程变得容易许多，也能卖上好价钱。”现在，她每天除了打理果园之外，就是在网上招揽客户。今年果园的蔬菜瓜果，通过微信、微店带来的销量超过二分之一，销售范围也从过去仅限本县扩大到周边省市，一年能有20多万元收入。

　　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说，信息化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广泛应用普及，为新兴商业模式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撑;人们更加关注食品安全，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追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倒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农人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先响应者和带动者。他们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以消费为导向组织生产，推动了优质安全农产品更有效率地流向消费者，帮助许多特色产品走出深山、迈向市场、形成产业。

　　追梦田野，新农人探索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广东珠海青青农场创始人施维被朋友亲切地唤为“最美村姑”，在这个都市丽人心中，建立生产、营销一体的无公害蔬果基地是她的梦想，农场雇佣本土农户，指导他们采用自然农法种植果蔬，以确保出产的农产品安全、绿色、优质。“农药是绝对禁止的，不能用。”施维说。

　　新农人们跨界而来，在他们眼中，产出健康安全的果蔬仅仅是第一步，“玩农业”更要玩出农业附加值。高磊燕的“月子农场”针对的客户主要是孕妇和孩子，她养的“月子鸡”，每一批只产500只到600只，所有的鸡至少饲养半年才能出售，有部分客户预约的甚至饲养一年多才出售。一只鸡卖398元，15只鸡蛋能卖198元，这样的“天价”令人咂舌，却不但得到本地一些月子中心的垂青，还有来自杭州、上海的订单。

　　借助绿色果蔬的附加值，上海崇明桔香园开心农场刷新了“农家乐”概念。农场主陆慧慧承包80亩土地，种植蔬菜、玉米、翠冠梨，养殖鸡鸭，她说：“刚开始经营时是传统‘农家乐’模式，但是享乐做得不是很好，消费点太少，人均只能达到100元。”陆慧慧把目光投向幼儿园小朋友，开展农事体验活动和创意文化教育活动，让他们享受到乡间生活的快乐、慢生活的节奏以及品尝新鲜果蔬的美味。

　　同样是经营农庄，北京新农人江宇虹的阿卡农庄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超市，更没打算走批发或零售，江宇虹认为那样效益太低，她选择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我们和许多农业从事者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是先生产后销售，我们反过来做，先找客户，先做销售，有了客户订单和资金，再去生产。这样做农业，几乎是零投入，还可以避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2014年，阿卡农庄又借助互联网金融，推出了农业众筹，即每个家庭投入不到2万元就可获得每周8斤的蔬菜供应和每年40斤的蔬菜采摘权，最终200个家庭成为农场的“股东”。

　　新农人们并不只会“玩”绿色概念和互联网营销，借助高科技搞农业社会化服务更是这个高学历人群的长处。2013年，四川农业大学毕业的郑翔和10多位志同道合的“80后”、“90后”一起，在北京组建了全国第一支蔬菜病虫专业防治服务队——蔬菜病虫防治“飞虎队”。“飞虎队”开出的治虫药方与众不同，常常没有任何化学药剂，尽是像芥末、天然菌类这样的平常之物。用队员们的话说，“一物降一物”，这些看似寻常的东西，其实是大自然赐予的杀虫良药。

　　另一群大学毕业生组建的南京艾津绿色植保团队也致力于以绿色植保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队员、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王建说：“湖熟街道解溪社区种植大户许学兵问：‘怎么你们用的农药没有什么味道?’怀疑我们用的农药效果。我跟他们讲解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的特点，对剂型的优选、对环境的友好、对绿色植保的意义。实效更让他们信服了。”

　　筚路蓝缕，新农人成长需要政策助力

　　“下一步我考虑去粤东山区发展农庄，那边对规模农业重视程度高些。”广东惠州小草帽农庄主人戴维说，“这里更重视工业发展，对农业扶持不够。我曾去粤东地区寻找合适的落脚点，河源的一些镇政府就表示对大规模农业很欢迎，而且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对于满怀激情的新农人来说，投身农业，经历着坎坷艰辛，满腹辛酸。戴维说，2014年农庄遭遇泥石流突袭，基础设施全被冲垮，1600多只鸡被冲走，损失了将近60万元。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终究还是农业，抗风险能力弱，突如其来的一场灾害就能造成致命打击。“尽管目前农场具有区位优势，但是发展环境并不算好， 最期盼的是获得政府扶持。”

　　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说，新农人从事的规模化现代种养业，生产性基础设施、融资和保险、社会化服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应瞄准其主要政策需求，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首先是希望能得到政府提供的扶持政策，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还希望政府部门能在扩大种植规模上提供帮助。”返乡种植茶树的新农人骆碧群正在考虑进一步扩大规模，但他遇到了不小的难题，“现在从农户手里租赁土地很难，规模经营也就难以实现，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协调。”

　　“政府要特别重视新农人的作用，把其行动纳入国家生态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体行动中，并纳入中国农业新型经营体系的构建进程中，容许他们承担政府相关生态农业项目，让其享受到针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优惠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建议，“尽管前路漫漫，尽管新农人还存在上述种种难题，但我坚信这群有知识、有信仰、有热情、有担当的新农人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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