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式关停并转、做减法，而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各经济主体，压缩低附加值的、粗放式发展的、高耗能(水)高污染的产能，并将由此释放出的资本、劳动力、市场份额向高附加值的、集约式发展的、绿色环保的产能转移，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所以说，供给侧改革是减法与加法并举的过程，一方面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竞争的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通过产能迭代创造出包括技术研发、装备置换等新兴市场空间。

　　除了工业方面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农业同样也需要进行一场供给侧改革，而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甚至要比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更深刻、更重要。自1978年在农村开展“包产到户”、打破“大锅饭”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农业生产进入责任权利相对统一的小农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激发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农村在内的广阔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制造业突飞猛进、城镇化如火如荼，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农村土地撂荒、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难题。

　　目前，中国农业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单位规模、科技贡献率、生产效能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部分放开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者在成本、质量等方面尚无法与国外先进农业企业进行有效竞争。现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客观上也促使农民放弃对农业生产的长期统筹安排、更集中着眼于短期收益考量，同时农业补贴也埋伏下未来国际农产品贸易争端的潜在风险。

　　包括大豆、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对外依赖度，近年来也是不断提高，而另一端却是中国农民种粮亏、卖粮难、离粮惨(指外出务工生活艰辛)的窘境，为什么一方面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而另一方面中国自有农产品却遭遇市场冷遇?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国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回顾曾经坚守国产大豆压榨的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最后不得不在市场的巨大压力下放弃使用国产大豆，转而进口国外大豆，其负责人曾经百感交集地表示，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相比，不仅仅价格高，而且出油率低，不是九三不愿意支持国产大豆，而是如果九三不用进口大豆，那么九三就会被市场淘汰，九三集团的众多职工就要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可见，在面对中国消费者日益提高的对粮、油、菜、乳、肉、蛋等农产品消费要求的同时，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者并没有与时俱进，并不能满足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

　　之所以中国农产品市场产生了供给与需求的巨大落差，是因为在现代农业日新月异的今天，小农模式的生产结构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增长的市场多样化节奏，当中国农民刚刚用小功率拖拉机替换耕牛铁犁时，国外的农民已经用上大数据、无人机，当中国农民还在炕头盘算明年种啥才能填补今年的饥荒时，国外的农民已经利用金融市场锁定了明年的收益，一边是慎始慎终却依然朝夕难保，另一边是高歌猛进同时旱涝保收。中外农业现状的差距，就是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国农业可以转型升级，那么将可以进一步释放富余农村劳动力;如果中国农业可以转型升级，那么将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如果中国农业可以转型升级，那么将可以进一步带动农业生产资料产业的快速发展。如果中国农业要转型升级，那么就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引导。

　　首先，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产业的科研投入。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打造现代化高效农业，必然需要建立在现代化高效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试想如果农业生产资料效能水平低下，那么如何能够奢望以刀耕火种去挑战飞机大炮?虽然，已经有一些国有或民营企业意识到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先进的农业的重要性，比如中国化工集团近期准备斥资430亿美元收购全球领先的种子与农药生产商瑞士先正达公司，但如果想真正将先进科技融入进历史悠久的中国农业仍然需要本地消化，不然不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举个例子来看，农业生产具有季节周期属性，农忙时节会造成包括农机驾驶员在内的农业技工短缺，一方面造成人员成本徒增，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延误农时。如果能够开发出基于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农机，那么不单可以降低农机使用成本，还可以提高农机运行效率。目前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基本组网完毕，其覆盖范围与定位精度完全可以满足农机在无人驾驶状态下的导航需要，同时，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经纬度定位功能，能够更加精准地记录原本被分割到户的小块农田面积及位置，便于未来打破小块农田间的纵横阡陌，实现更大程度的机械化生产管理。

　　同时，包括我国科技企业在内，都已经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开发，而与上路行驶的无人驾驶汽车相比，无人驾驶农机所需要面对的环境更加简单、更加可控，也更具可行性。第一步，可以在现有农机上安装测试卫星导航的无人驾驶系统;第二步，再开发完全符合卫星导航与无人驾驶特点的新型农机。

　　其次，完善农产品价格发现传导与对冲机制。中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已经建立若干年，但市场交易主体仍然以非农投资者为主，真正农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却少在其中，使得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反哺实体经济，造成农产品期货市场“脱实入虚”。在通讯技术日臻普及、特别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无论是国内外的农产品交易价格信息，还是影响农产品生产销售的天气信息，都完全可以送到田间地头，农业生产者通过手中的智能手机，就能完成各种信息的汇总、判断与决策。甚至可以畅想，在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支持下，各类农业信息，可以直接与智能化农机相结合，实现完全自动化的农业生产。

　　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农业互联网公司的APP集中了包括农资信息、农技传播等功能，在部分农业生产基地，协助农业生产者掌握更多农产品产销信息，做到更精准地安排农业生产、更高效地运转农事流程，如果未来可以通过基于位置服务(LBS)搜索附近闲置农业生产资料或现场农技师、形成农业生产资料的分享经济模式或是通过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农产品价格发现或交易建议、形成农产品产销套期保值对冲波动风险，那么将极大地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利益，促使农业生产者进行更大规模、更长远的农业生产整体规划。

　　最后，以补贴引导农业生产者革新的积极性。现行的农业收储价格补贴机制，可以保障农业生产者的最低权益，但一方面农业补贴历来都是各国贸易争端中的重头戏，另一方面长期进行补贴也不利于农业产业进行改革。因此，为了既保证农业生产者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利润风险最小化，也推动农业生产者积极引进吸纳先进农业生产资料、运用现代化农产品信息平台，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农业补贴的同时，清晰准确地将补贴向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倾斜、将财税优惠与先进农业生产资料或现代化农产品信息平台的实际应用绩效挂钩，扭转靠补贴过日子、得过且过或是套取国家经费、不务正业的弊端。

　　中国农业的供给侧改革，覆盖面广、影响力大，虽然困难重重，但却是必经之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极大推动了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与之相比，中国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一方面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贯彻落地的过程中，缺少工业或服务业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农业转型升级，有着始终处于单兵作战的先天性不足。每年国家都会不断发布有利于农业生产、农业转型、农业改革的重大政策，但由于农业、特别是传统农业在认识中根深蒂固的落后印象，导致社会资源无法主动向农业领域倾斜，或者说农业只能是抱着政策的金饭碗等靠要，因此通过供给侧改革引导中国农业转型升级就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亿万中国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利益，也同样牵涉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以中高速发展、广大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是否具备基础保障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问题。

　　(作者系香颂资本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