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运动就这么划上句号

　　本刊记者 魏登峰 陈丽娜

　　我这次就把农业学大寨的事接着说完。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有三个会议极为重要，分别是前面已经讲过的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197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我还是从197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之后说起，直讲到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作为结束。这中间会跳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事下次再慢慢讲。

　　一、到四川仁寿驻村

　　1976年年底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后，全国掀起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最高潮。全国各地派出工作队员达130多万人;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冬春基本农田建设，达到2亿多人次。

　　当时各地通过批判“四人帮”、林彪反革命集团来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具体就是四川省创造出的“一批两打”。“一批”就是批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阶级敌人主要指在大陆的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一类人;搞资本主义的就是地主富农这一类人。按照当时判断，这两类人正有所行动。工作队下去就是进行“一批两打”。

　　当年农林部派出了6个工作组。根据安排，一个工作组负责一个公社，工作组指派一位组员专门负责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我参加的工作组被派到四川仁寿县禾嘉公社，我被派到公社的丰收大队第6生产队，一驻就是大半年。驻村的任务就是抓“一批两打”。当时社会上“打”得厉害，抓了很多人，到处是批斗会。公社也好，县城也好，经常召开公审大会、批斗大会。

　　禾嘉公社丰收大队第6生产队近40来户人，就有一个地主，还是位老太太。经我了解，她也没搞过啥反革命活动。

　　我到村第二天就发现一件事，家家户户屋后都堆着新砍下的桉树。原来，之前社员们偷偷地搞些副业，种了一些桉树。但按照当时政策是不允许的，这是搞资本主义。所以，社员们一听说工作队要来，还是中央工作队，吓坏了，连夜把树给砍了。农民嘛，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杀猪砍树。之前不就是有过这样的事：上面政策变动了，他们的自留地就被收回了。担心政策变来变去，好不容易种出的东西会归公，他们没有什么其他太好的办法，地里有什么就先收了。当年毛主席就说过，农民对付政策变动的对策就是杀猪砍树。老实讲，我一直觉得搞些副业不算为过。我没追问是谁煽动的，也没有向上汇报这件事。

　　其他几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同志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带队的张玉山同志，觉得“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想着就算了吧，要求大家就别再议这事了。

　　总之，我所在的第6生产队没有搞批斗大会，没有批斗资本主义、阶级敌人，有的只是清理了一下账目，结果也没清出来什么问题。

　　那次驻村，我基本吸取了此前在贵州搞“四清”的教训，不瞎折腾，而是集中精力抓生产。生产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才有着落。搞好生产才是他们最喜欢的，我到那儿就是抓生产，我相当于来干生产队长的活儿。

　　不好好抓生产也是不行的。当时6队年人均可分到的口粮还不到400斤，成年人压根就吃不饱;劳动日值只有1毛2分钱，比当时全国平均水平还低5分钱。同时，因为实际超支多，没有一个农户能拿到一分真钱。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队采取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即所谓“人七劳三”，结果出现大量超支户。

　　按照这个办法，正式分配前，首先要算出生产队的纯收入。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就是纯收入。纯收入再刨掉公积金、公益金、农业税三项就是可分配收入。将生产队全年可分配的总收入除以全年生产队的总工分,得出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将每户的总工分乘以劳动价值,得出该户全年总收入。减去该户在队里的预支出(主要是口粮消费),即得出该户在该年的净收入(或净负债)。然后就算一下，有多少工分。当时，10个工分算一个劳动日。有了劳动日值，再知道你们家有多少工分，就知道能获得多少收入了。扣除你家分到的粮食、柴草和这样那样物品，剩下的就是你家可以分多少钱。要提醒的是，这仍然是数字上可以分到的钱。当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存在超支，在兑现工分之前，就将可分配的部分分光了。所以，尽管算账下来，有农户还能分到钱，可那只是账面上的。当年不少生产队账上的公积金、公益金也都是假的，实际早就分光吃净了。因为口粮分配比例设置上，人口占70%，劳动工分占30%。人均口粮400斤，你家有个小孩，不管干不干活，至少分给400斤的70%，那就是280斤。当时民间就有这么一句俗语，“紧干慢干，不如生个肉蛋”。你生个娃娃倒好了，娃娃根本吃不了能分到的口粮，家里其他人就沾光了。

　　因为不够吃，大家都很计较。我记得，最麻烦的是春节时分油、分酒那类事。按规定一家能分二两，可生产队从粮站和供销社拿到的总量，却不够这么分。为了能分到二两酒，大家争得很厉害。

　　我很快就帮村里制订了一个发展生产的计划，老百姓叫它“二五计划”，就是明年要把劳动日值从1毛2提高到5毛钱;年人均口粮要达到500斤以上。劳动日值到5毛，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那是不得了;口粮到500斤，就可以吃饱饭了。初听到这个计划，大伙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之前我是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心里是有谱的。我就给他们仔仔细细算了一笔账，告诉他们将采用什么办法。

　　口粮用什么办法呢?我考虑主抓两条。一条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是修水利。修水利，旱地浇灌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我早就得到消息，当地有个黑龙潭水库，工作组计划修条渠道将水引过来。其次是把田土深翻一次。牛拉不动就用锄头挖。第三是修个大的氨水池。当时县里有家化肥厂，按计划生产氮氨肥。生产过程中，有一些氨水需要处理掉。平常，没有人要氨水。工厂处理得就比较粗放，很多就白白流掉了。我觉得可以修个氨水池，冬天把那个氨水挑来，倒入池子，只要盖住不让跑气，肥料不就有了。有了水，有了肥，还怕粮食上不去?所以想着这三点，我觉得实现500斤口粮是可以的。

　　关于提高劳动日值，我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鼓励农户住家附近的田发展经济作物——种薏米，再去卖钱。当时，凡是农户住家周围的田，因为养鸡基本上长不得庄稼。鸡总是东捣捣西挖挖，水稻、小麦，都能给毁了。我就建议，靠近住家的水田和旱地，全部种上薏米。薏米能长得跟高粱一样高，抽穗时候鸡够不着。薏米很贵，价格是水稻的10倍。当时生产队童会计的丈夫恰巧在乡里的供销社上班。我就这事专门向她打听过。我问她，能不能保证收。她丈夫这么说，这东西，很紧俏，供销社是有多少收多少。当时没人敢种，巴不得我们种呢。

　　第二个就是办砖厂。我去了就发现这个可以搞。生产队原来有家砖厂，在之前大批资本主义时就不办了，可烧砖的窑还在。同时值得庆幸的是，家家户户都有做砖坯的工具。将这个窑稍作整修，就能重新烧砖了。当年，各种物资都很紧缺，砖瓦不愁卖。

　　听完我的办法后，大伙说，咱们真还做得到这个。大伙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修渠，翻地，挖池，挑氨水，和泥，制砖坯，烧窑，忙得不亦乐乎。

　　最麻烦的是翻地。一是地太硬了。因为之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插秧都不犁田。二是耕牛不行。当年耕牛可是种地的大物件，没有它们，单靠人，地可就难种了。小时候，我放过牛，对牛的体力情况比较了解。进村后，我先去看队里那几头牛，一看就知道那几头牛是使不上力了。我知道这么一条，在冬天如果牛毛容易拔下来，这牛儿就不行，第二年开春肯定是干不了活。我进到村时，已是冬天。到牛棚，一拔，牛毛簌簌地掉。我心里真是一凉。好在也有个补救的办法，就是给牛儿灌生鸡蛋。我们老家解放前就兴这样做。可蛋从哪儿来?我也是大胆，就跟公社申请，暂缓一下国家分配给我们生产队派购鸡蛋任务。公社真就同意了。我们每天喂给每头牛几个鸡蛋。别说，还真管一些用。一个冬天下来，虽然多数的牛依然不行，但总算有几头牛又可以耕地了。牛不够使，人就得顶上。为激励大伙翻好地，我要求，每家每户要想拿到足额的返销粮，就得把土都翻一遍。

　　为保证产量，我们不种杂豆之类产量低的作物，山上主要是种苞谷(玉米)，水田种水稻。

　　有了水和肥，还深翻了土，来年庄稼长得那个好啊。不曾想，有几块地的苞谷出穗之前，被一场大风给吹倒了。我赶紧招呼大家一起去扶。当时还犯了个错，因为没有注意防护，扶苞谷我们所有人都被细菌感染，长了“粪疙瘩”。虽说不致命，可就像长疹子，奇痒难忍。

　　我之前就对大寨搞的那套评工记分不太满意，在抓生产中，我尝试了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可因受到了大伙的抵制而进行不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能怪村民。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这种管理制度实在是“超前”。但我始终认为，这种激励才是有效的。我在后来工作中，特别在为农村改革决策提供政策建议时，有效激励思想一直贯穿始终。

　　办砖厂的事进展开始也挺顺利的。我们整修好了窑就开烧了。生产队统一把泥巴拌好，再由村民用模具将其做了制成砖坯、瓦坯，晾干后，然后送到窑里统一烧。一般是烧7天就可以出窑了。生产队有几个人会烧青砖青瓦，我们就给他记高工分，让他保证烧出来的是青的。第一窑砖出来的那天，老百姓很高兴。其他生产队都说，6队今年可有钱花了。当时，砖瓦真是不愁卖，刚出窑，就有来拉的人了。按照那个势头，实现劳动日值到5毛的目标，是板上钉钉的事。

　　根据我们制订的计划，到年末，总共可以烧17窑。不过在砖厂烧到第13、14窑时，就发生变故了。公社发现了我们在办砖窑。公社倒不是禁止我们搞，只是讲，不能由生产队来搞，而是应该由大队来搞。公社就要把砖窑收上去。当时，砖厂已经挣到些钱了。生产队用赚到的钱还买了一台小拖拉机。生产队社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进行了反抗，把那些工具都藏了起来。大队就派人来强收。这些就发生在我离开村子不久之前。

　　我是第二年(1977年)的九月份走的，所以并不知道当季粮食最终收获情况，砖厂大概最后还是归了大队。

　　有一点我至今都是心安的，我在那儿没有搞过一次批斗，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就是抓生产，抓好生产。

　　二、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十一个问题

　　1977年夏天我回到了农林部。根据部里统一布置，每个工作组都要写一份调查报告。需要调查20户人，其中，要有富裕的、不富裕的，还要有各个阶级的，主要就是这些农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情况。我当时没有操心这事，一心一意抓生产去了。

　　后来农林部里就说要召开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部里很多人都投入到这个会议筹备工作中。我当时在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也是全力以赴。

　　这个会规格是蛮高的。各个省分管农业副书记(一般也都是副省长)参加了。会议于1977年10月30日召开，一下开了20多天。各个省汇报情况，会后整了个报告。

　　座谈会主要讨论了十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研究农业的发展问题。会议提出当时农业发展形势有4个特点：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速度慢，就是从1956年到1976年的20年，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2%，人口增长速度也是2%。水平低，是说197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614斤，与1956年一样多。农民还要交公粮，不够吃。不平衡，是说全国粮食生产增长率是2%，有6个省只增长了0.7%。不全面，是说，我们不光粮食不行，粮棉油糖都不够，都要进口。大家认为这4条总结得很好，把当时农业的情况说透了。

　　第二个是普及大寨县的问题。197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定了6条标准，可没有得到有效坚持，出现了很多假大寨县。会上统计，全国共有439个大寨县，真正可承认的大寨县是76个，学大寨先进县是271个，此外，不够标准的有86个，还有假的是6个。6个假大寨县里甘肃就占了3个，安徽1个。我印象较深的是两个县：甘肃礼县和安徽利辛县。这两个县，那么多人逃荒要饭，能是学大寨先进县?所以会上强调，一定要坚持标准，不能假学。

　　第三个是“一批两打”问题。既批“四人帮”，又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当时批评，有些地方动作太“软”，总体感觉是打击力度不够，很多地方基层干部问题没有揭露出来。

　　第四个是整党整风问题。很多地方就是走过场，很多群众不满意的干部也不检讨，还是继续干。

　　第五个是工作队问题。130多万人，有的地方不坚持，早早地就撤了。会议提出，必须要坚持，不能撤。

　　第六个是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当时提出的要求是“一二三”，即：县委书记一年要劳动100天;乡镇干部要劳动200天;村干部要参加劳动300天。这是陈永贵提出来的标准，也是昔阳县的一条重要经验。实际中，谁都做不到。

　　第七个是分配问题。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增产不增收;二是多劳不多得;三是分配不兑现。增产不增收，就是说成本高了，增产不注意节约，比如浇水，浇一遍就够了，却浇三遍四遍，甚至八遍，小麦都快收了还去浇水。多劳不多得，当时实行标准工分，学大寨的工分，大家都叫它大概工分，不能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缺乏有效激励，老百姓普遍没有积极性。分配不兑现，说了该分几块钱，结果没钱给你分。

　　农林部当时作过统计，全国500多万个生产队，超支的占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有近170个生产队不分现金;人均纯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四分之一。

　　第八个是所有制问题。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就提倡要向大队核算过渡。推动这件事，陈永贵很积极。农林部当时并不赞成。毛主席提出的政策是，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队”是指生产队。毛主席说等合作社将来发展起来，就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最后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等公社统一核算以后，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再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制定了这个发展路子。陈永贵就特别积极，老喊着要搞过渡。没有达到那个条件也要过渡，老百姓就叫这是“穷过渡”。所以那时候啊，别的都好，就是这条。当时全国70多万个大队，以生产大队作为核算单位的占7%。其实，相当部分是不合格的，都是强迫的结果。可那次座谈会上，陈永贵还是比较积极，提出目标到今冬明春，也就是1978年春要达到10%。由于会上很多人不赞成这个指标，陈永贵很恼火，就说西单大楼闹地震(当时农林部在西单大楼办公，就是现在供销社那个楼)。

　　另外研究的三个问题，分别是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农业科技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实际内容。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会议提出要求到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这实际是早在1976年就提出来的。大家在会上讨论，只剩下两三年，怎么能够实现机械化呢?可是这个口号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当时谁也不敢改啊。所以会上就说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基本”是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在会议进行中，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三位领导同志不时有意见传达。他们三位没有亲自到会，但提了不少意见。我知道的，其中有一条关于过渡到大队核算，他们一致认为这件事要慎重，一定要稳，不要搞得太快。说到底，他们三位是不赞成的。负责接收领导意见的是当时农林部常务副部长杨立功。每次都是国务院办公厅给他打电话，传达三位领导同志各自对报告和这次会议的意见。

　　这次会议就是讨论的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专题报告。最后把这11个问题汇总起来写成了一个报告，并报送中央。中央后来批转了这个报告。

　　到1978年5、6月份，我感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就越来越不行了，一个表现就是不少人都对陈永贵那一套有意见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整个社会舆论就开始起来了，对学大寨这一套就有点儿看不惯了。

　　当时农林部有30多位副部长，部里总共只有十几个司局，两个部长管一个司，还有副部长分不到。有些副部长干脆就不分管司局，天天开会，配合当时总体工作--抓平反。

　　很多领导干部心里也明白，包括我们农林部的同志，看来这个气候要变了。这也是明摆着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文革”那一套变了，实际上就是要纠正毛主席的错误。

　　大概从1978年底5月开始，我们就转入到筹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中了。

　　学大寨运动慢慢减弱了。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开的时间很短，但之前的工作会开了近一个多月。最后两天才叫三中全会。按照之前筹备情况，会议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农业发展;二是关于人民公社60条。结果会上根本没讨论这两个议题，就“吵吵”开了，开始批“文革”了。所以，三中全会原来准备的文件也用不着了。

　　结果，三中全会公报一发出来，完全不是原来准备的那些东西。我们原来准备农业学大寨还是按照旧的一套，要普及大寨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出的三中全会公报，农业学大寨就变成了其中的一句话。这下，大家明白了，这事不能这么整了。那些早就对学大寨运动有意见的人就更上劲了，到处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说那是贯彻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陈永贵站出来进行抗辩。他也得到了一部分支持，特别是山西省昔阳县出来的一帮干部。他们那帮人有个特点，就是以大寨划线，谁要是反对大寨，就是阶级敌人，就要批判斗争。反大寨舆论起来了，他们就拼命反抗，天天开会进行“对骂”。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有一天，具体日期，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当时国家农委已经成立了，杜老(杜润生，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跟谢华、刘堪等我们几个老写文件的人说，看来对农业学大寨要有个总结，不然我们老家的人不服，老在那儿闹啊。杜老是山西人。当场就指定了谢华主抓这个事儿。

　　三、山西省委的检讨

　　总结学大寨运动这件事，虽然杜老没有说，但我判断中央领导指示杜老做这事，并不仅是杜老个人意思，而且还明确告知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就是先由山西省委自己写一个总结，然后由中央来批转。当然，具体操作还得国家农委来。

　　为此，1980年8月中下旬，山西省先是召开了一个省委扩大会议，开会学习了大半个月。从这个情况，也可以判断，这件事绝对不是杜老一个人的意见，一定是中央部署的。国家农委来抓这件事，但不是由农委来写这个报告。山西省委自己作总结，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作检讨。

　　山西省委最后还要将这个总结写成报告，上交中央。总结内容重点是对学大寨怎么看、有什么经验、教训、错误等等。为撰写这个报告，山西省委跟国家农委来来回回沟通了很多次。报告虽是仅以山西省委的名义发出，自始至终都是山西省与国家农委一起在做。同时，中央写了批语，批转了这个报告，这个批语是在杜老的布置下，谢华牵头起草的。

　　那份报告很长。核心一条就是，山西省委承认在学大寨运动中贯彻了极“左”路线，承认山西学大寨运动的错误责任在省委。报告否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出要吸取教训。

　　起草山西省委报告过程，农委的少数几个人也议论过，我也参加过几次。

　　首先就是定性问题。先是肯定大寨原本是一个好的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因为大寨变成了山西省委推行极左路线的一个典型，那么整个学大寨运动，就离开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没说是全国，因为山西省委不能批评全国。那时候写这个可费脑子了。所以最后山西省委的报告，文字是反反复复地抠。报告最终是这么说的，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典型，是一个先进单位，是山区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就变成了农业战线上推行左倾路线的一个典型。报告是这么定性的。

　　其次，既然说大寨是推行“左”倾路线的一个典型，那么“左”表现在几个方面?最后归纳成三条。报告是这么说，大寨昔阳经验中“左”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谓的三条基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出大干”。后面还有一句，这三条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错误地发动的。这个错误理论就是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实际就是否定了10年学大寨运动。

　　讨论中，大家议论，光那么讲，还是不具体。大家又讨论，开始认为具体表现可以归结为四条。一是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把许多干部群众当成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讨论这个问题时，山西的同志就讲，山西搞文化大革命时，陈永贵先是夺了昔阳县的权，后来又夺了山西省的权，当上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就以大寨划线，提出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大寨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批斗了很多干部。那时候陈永贵就划线，支持他就是正确的，不支持他就是错误的。二是不断变化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三是大批资本主义，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贸市场都搞掉了。四是不断搞平均主义，实行大寨工分。后来又给加上了一条，就是在“分配方面不断限制和剥夺农民”。这个七斗八斗也是对农民的剥夺，实际就是使用强制手段进行剥夺。

　　山西省委总结错误有五条。一是提出不但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还要学具体经验。具体经验，就是大概工分、“穷过渡”那一套。二是要求各行各业都学大寨。三是把学大寨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混在一起。四是把昔阳的干部大批调到其他县市任职。第五是对大寨、对昔阳做了特别照顾，就是贷款等各种支持。

　　最后是教训。

　　当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四、中央的批语

　　讨论写批语，我参加了几次。我总觉得，大寨的大干基本农田建设这件事，很好，应该反复强调，可以多说几句。具体讨论时，大伙觉得，山西省委的报告已经把学大寨运动的性质和错误内容都写了，就不要再写了，应该主要从中央、从全国的角度看说些什么，而且着重说说教训。

　　从全国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角度，如何总结教训，批语应该讲清楚。

　　批语主要说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明确责任。批语这么说，在山西省内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我记得，讨论这句时，有同志提出，“党中央要不要加负责同志”，或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不要明确哪几个人”。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加“主要负责同志”，不就是在批评华。有同志就讲，那不行吧，相关文件是党中央发出的，总不能只拉一个人来负责吧。但最终还是点了陈永贵的名。批语这么写：“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对于陈永贵，中央还是有所保护的，明确了一点，不要登报点名批评。陈永贵下来后，中央安排他到中阿友谊农场(也叫中阿友好公社)当顾问。

　　另一件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把教训讲清楚。究竟有什么教训，要拔高点，而且这些教训要长久管用。总结教训是最费劲的，我们五六个人天天议。讨论来，研究去，整了很长时间，总结出了这么三条教训。一是正确对待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主要讲，抓工作要搞先进典型，要有先进人物带动。但先进人物、先进典型随着发展会变化，所以“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二是正确对待先进技术经验和经营管理经验。批语讲，“任何先进技术经验和经营管理经验中，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三是正确对待和使用模范先进人物。我们需要用模范先进人物，但不是都非得让他们当官啊。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批语与山西省委的报告一起发出，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此划上句号了，从此就没争论了。

　　山西省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前，昔阳的那些干部都已换掉了。当地也没打击哪个，抓哪个，批斗哪个，就是给换掉了。

　　持续十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轰轰烈烈，最后这么收场。

　　五、我的几点看法

　　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我到现在还是有些看法。

　　一是大寨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其并不是无所不先进。之前我去过大寨好多次，每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我都参加了，对其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确实是好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受到自然灾害以后，靠着自力更生，硬是发展起来了。这些值得学习。在当年那个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寨绝对称得上是典型。还有，大寨老劳模中，有很多人确实是很不错的，像当年的老英雄贾进才、铁姑娘郭凤莲。二是搞建设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搞“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背后是发展农业的需求，农业生产有其内在的各种规律，搞“运动”短期内能取得一些成效，但长期来看，不但会发生偏差，而且会存在超前发展现象。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就出现了一些不顾各地实际条件，设定过高发展目标的事。三是农业学大寨不能政治化，也就是绝不能与政治运动搅在一起。但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当时的一些政治运动结合到一块，就变味了。这时不管有个什么口号，大寨都能对得上，而且都是先进的。这样大寨成了无所不先进。其实大寨完全是在编造一些东西。比如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批判五种人，就讲昔阳县之所以能搞得好，就是因为批了那五种人。比如我之前讲到的那位张老太，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是位英雄，可最后就根据现实需要硬是把他定成了反面人物。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抬出大寨经验。当时社会上一搞什么，大寨就有经验。有些事大寨压根就没搞过，但是还是硬往那里说。

　　农业学大寨运动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陈永贵。农业学大寨运动因他而兴，他则因农业学大寨运动而起。当然，最后结局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和他一起“沉沦”。对陈永贵，我很是尊敬，因为他毕竟是位农民。但后来他就膨胀了，成为了一个政治人物，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也正是因为他有了这种地位，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歧途，直至最终被历史所否定。细一想，实际也怪不得陈永贵，是历史要他这么做，是历史的悲剧造成了他个人的悲剧。后来我还去大寨看过陈永贵的墓，给他鞠了三躬。

　　总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我完全赞同中央那个批语。

　　现在回过头看，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关键是吸取教训，要正确对待先进典型，要正确对待先进人物。事实上，整个农业学大寨运动，确实是贯彻了极左路线。讲“大批出大干”，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可把当时人民公社60条很多好政策都给批了。这些与老百姓的真实需要，和农民的想法差得太远，其中很多东西根本不是农民所想的。农民当时想法就是一条，吃饱肚子。还有，运动中认定某种现象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就非得找个人当代表，然后就拉去批斗。典型的方法就是找个地主富农，说是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其实是农民自发搞的，批那个人其实就是批大家，就是与农民对着干。根本原因是当时整个大路线走错了，所以过程中出现这些那些具体问题更是在所难免了。坦率地讲，我早就心知这些情况了。所以，1977年年底我去仁寿驻村时，坚决不干这些事，不去找阶级敌人代表，不与农民对着干。我所驻的生产队旁边就有个黑市，早上三四点钟，天还不亮，就会集中一帮人卖粮食。当时很多农户都没饭吃，只得将家里的桌椅板凳卖了，再来买粮食。我就当不知道，不管这事。相邻的第4生产队则不然，队里的老百姓拿自己种的生姜去卖，就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就狠批这些老百姓。我当时实在想不通，这怎么就是搞资本主义?不管农民愿意不愿意，非要赶着他们走，遇到农民反抗，就用抓个阶级敌人来斗争的办法去压制农民。农业学寨大运动也是惯用这个方法，为强行推行一套主张，变着法找出几个代表来批判。农民其实一点也不接受。因为农民不接受，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都更应当提倡勤俭节约。节俭办会，既提高了效率，又避免了巨大的公帑浪费，让更多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民生领域，造福于更多的群众。愿各级各部门都能增强拒奢尚俭意识，让节俭会风常吹不息。

　　二要简。会议多、会议大、会议长，长期困扰着各级干部，很多领导干部忙于开会、陪会，深入基层抓工作落实的时间就少了。一次好的会议，能够推动工作、解决问题;一次糟糕的会议，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邓小平同志开会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有一次开会，他只讲了9分钟就宣布散会，让所有与会的同志都感到惊讶。转变会风，就要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在完成会议任务、达到会议目的、确保会议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地把会议开得紧凑些、短小些。

　　三要实。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尤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把心思用到干事业上，把工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上，而不是开开“主席台上坐一坐、麦克风里说一说”的会议。领导干部都应明确这样一个理念：通过开会解决了问题，这是一种本事、一种政绩;如果不开会同样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一种本事，一种政绩。有了这种理念，才能多开管用的会、不开“空转”的会，才能使我们的干部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工作、体察民情、真抓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