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样的很大的1976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农村工作通讯》记者 魏登峰 牛震 采访整理

　　不寻常的1976年

　　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落实会议精神，当年冬春，全国有130多万干部下到农村抓生产，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虽然天寒地冻，但大伙心里很热乎，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得是热火朝天。搞农业的人都很高兴。

　　可好景不长。197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接着是搞反右倾翻案风，撤了邓小平的职，批邓;7月6日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去世……在那个年代，那样环境下，人们心里都憋得慌。直到十月份国庆节过后，“四人帮”被抓，大家总算换了个心情。

　　“四人帮”是10月6日被抓的，但消息没有正式公开。我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听到的。那天早上，我从林学院的家里骑车到砖塔胡同的农垦大楼(当时农林部机关驻地之一)上班。在路上，遇上单位的吴姓同事，他悄悄跟我讲，“四人帮”被抓了。我很高兴，也很平静。最大的感觉是，怎么那么快就处理了。到了单位，就听到大伙都在议论。记得大伙特别兴奋，可不是一般的高兴。当年那个环境，大家不敢公开说，都是叽叽咕咕的;兴奋是很兴奋，但也得压抑着。

　　消息传得很快，我们不时听到外面传来“噼里叭啦”的鞭炮声，楼下有人放鞭炮以示庆祝。很多同事要求出去游行。机关领导一看控制不住，就提出去农展馆集会。农口的同志们一听，马上就赶往农展馆。

　　农口各部门机关的，事业单位的，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在京的还在被审查的农口人，都很快地挤到农展馆。大伙放鞭炮，喊口号，被压抑许久的感情一下被释放了出来。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华国锋提议开一个“像样的很大的农业学大寨会”

　　这种激动是有理由的。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都制订出台了一些政策，纠正“文革”过激作法，促进农业生产。老实讲，受“四人帮”阻扰，实际作用都相当有限。有些政策的出台本身就很勉强，有些政策落实很不硬气。农业生产很难抓上去，我们农口的同志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学大寨活动一直受到“四人帮”的干扰。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有两个地方不让传达会议文件，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辽宁。有些地方还不让召开农业春季生产的会议，理由是会影响“批邓”。自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后，贯彻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事就基本停下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一个形势。

　　那时农林部已经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负责的有谢华、裴润和刘堪等。我是研究室的小年轻。

　　生产不让抓，农业怎么能搞上去。那段时间，农林部的领导，包括我们政研室的同志，天天都在议论这些事，究竟怎么办?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一定要想办法。记得1976年年初的一天，研究室主任谢华，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任务，讲要代中央准备一个文件，也就是代拟一个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三个意思：一是，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是对的，会议文件和精神要继续传达贯彻;二是，全国各地驻到农村的工作组不要撤，要继续实施原来的规划，开展学大寨活动;三是要抓好春季生产。

　　起草过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批邓”怎么说?这可是当时的头等任务。起草工作就卡在这儿了。后来，就想了个办法：不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开展农业学大寨对立起来。用这么个说法，把这个矛盾给解决了。

　　遇到的第二问题是，邓小平在昔阳的那个讲话，要不要批判?既然是中央发通知，这也回避不了。大家细议论，小平的那个讲话没有什么不对呀!最初想了一个笼统的说法，邓的那篇讲话是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大力批判，肃清流毒。可再细想又不对，邓没有反社会主义。又换了一个说法，“邓的讲话有错误，可以批判”。

　　当时我虽不执笔，但讨论都参加了，所以这些情况是知道的。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个通知终于草拟完成。通知的名称就叫《中共中央通知》。这个通知很短，实际就是三句话，讲三件事。一是学大寨是正确的，还要继续贯彻。二是工作队不要撤。三是抓好春耕生产。邓的问题最终是这样表述，“不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农业学大寨对立起来;邓有错误可以批判。”按照原先的计划，这个通知发到大队。通知最终发没有发出，我就不知道了。草拟的通知送上去好久也没有反馈。我感觉，通知最终没有发出，是不了了之了。这是我们农林部为促进农业生产采取的一个措施，以失败告终。

　　五六月份的时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是高潮的时候，农林部提出，召开一个南方水稻生产会议，请陈永贵去讲讲。这些都是跟纪登奎、李先念汇报过的。这个会要排除干扰，好好抓抓农业生产。因为“四人帮”的阻扰，结果又没有开成。

　　到8月份，农林部又向国务院写了个报告，计划在10月中旬开一个“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期半个月，代表200位左右。这些事，我都参加了讨论。沙风部长跟我们说，这也是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安排。不过，这个报告究竟送没送，什么时间给国务院送的，我不知道。虽然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农林部一直在作准备。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这下更没有什么信息了。会议最终还是没开成。

　　这样拖到了10月份，“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农林部的人又积极起来了。应该是10月份的中旬吧，华国锋同志已经当上党中央主席了。有一天，沙风部长到研究室，同时也召集了部里其他一些同志，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他说，在飞机场见到出访回来的华国锋主席时，汇报了农林部要开一个学习大寨的工作座谈会的事。华国锋当即就作出明确指示，“要开一个很大的会，跟1975年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一样的像样的很大的会。”整个农林部立刻就沸腾了。

　　要开一个很大的像样的大会，我理解的意思是，不要就开一个200人的座谈会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华国锋提议召开的。

　　纪登奎、李先念、陈永贵等领导同志也很赞成开这么一个会。

　　筹备会议很忙很开心

　　沙风部长回来立刻布置准备工作。

　　第一件事是，农林部先要向国务院提交一份正式报告，请示要开这个会。大概是10月下旬，报告起草工作正式启动。杨立功副部长主持报告起草工作，农研室谢华、刘堪、裴润等几位同志具体负责。我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工作，具体说就是“打杂”。名称是《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请示》。

　　请示报告明确这次会议的名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地点在北京，规模是4000人左右。第一次学大寨会议代表有3800人，这次会议规模要超过上次。内容有四个：一是批“四人帮”，二是交流各地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三是检查1975年会议提出的建设大寨先进县规划的执行情况，四是部署1977年的农村工作。同时还研究农机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另外，报告还提出正式开会之前，要开一个预备会。

　　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部领导就讲，国务院都同意了，大伙儿就按照这个抓紧准备吧。农研室的三十来号人围绕开会的事动了起来，白天晚上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有了心气，大伙儿忙得很开心。

　　11月13-17日，我们农林部把各个省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省长请来，召开了预备会。预备会第一项内容就是传达华主席的指示，告诉大家要开这么一个会。第二项就是讨论会议通知，怎么写会议通知。第三项就是各省怎么分配4000个代表名额。第四项就是商量大会的主题报告，主题报告讲哪些事，请这些管农业副书记、副省长提建议。这也是最重要的。这几天主要围绕这件事展开讨论。

　　我全程参加了预备会，会上听到、看到了不少事。参加这个会的大部分人都是被“四人帮”打倒过的同志，成立革委会时被“结合”了，但还有一肚子气。一开会，大家就猛批“四人帮”，说他们真不是东西。大家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要求增加会议代表人数，说4000人少了，不够分;二是请华主席参加会议，并接见会议代表;三是要瞻仰毛主席遗容。纪登奎、陈永贵两次到会参加讨论。关于增加代表名额，他们当场就表态了。说代表规模要从4000人增加到5000人。增加的1000名代表名额主要分配给基层的同志，要增加乡村的干部，省地县的干部就不要增加名额了。而且预备会上当即就将名额分配到各省了。华主席接见代表的事没说。预备会决定由陈永贵作主题报告。大家讨论了主题报告的写法和应包含的内容。

　　预备会还提出明确要求，各省都要提交3～4个大会典型材料，用于大会交流。近30多个省份，总共就有90多份。再从中选出30份，在大会上发言交流。所以30份的正式名称是“大会发言材料”，其他就叫“大会材料”。我就参加整理这些交来的典型材料。

　　大会没有开幕式

　　12月10号，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正式开始。会议代表5000人，这还不包括其他参会的人。一下全国各地来了这么多人，北京的宾馆都住满了。我们农口的人都动起来了。

　　我被安排在会议资料组。秘书组组长是裴润，他领着我们整理会议材料。当年我们住在京西宾馆，我又干了不少关于收发材料、修改、校对、印刷的活。

　　这个大会没有开幕式，只开了一个预备会。会前，成立了一个会议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有好几十人，甚至达上百人。成员主要包括几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农口各系统的部长和各省的一把手。预备会由李先念主持，会上重点部署会议的开法。

　　前两天是学习文件。文件是关于“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我记得叫中央21号文件。这个文件是会后一天才印出的，还没有正式发出来。中央考虑这个会议比较重要，同时迟早也要发下去，就先发给会议代表学习了。

　　从第4天就开大会了。每天是上午各个代表团进行讨论，下午开大会。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习惯晚上通宵工作，上午一般要睡觉休息。开大会就是30个典型地方代表轮流上台发言。

　　代表团讨论比较有意思，大伙儿并不是讨论会议发言，而是集中揭批“四人帮”。大家讲起来，群情激愤，讲他们如何坏，如何迫害我们的同志;同时歌颂华主席，歌颂党中央英明。

　　有一天，京西宾馆里走廊里贴出了几张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我参加过的所有会议，包括后来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开始是一层楼，后来是二层，三层，最后每一层都有。主要讲“四人帮”的罪行，特别是他们如何反对学大寨的。这个现象蔓延得很快，其他宾馆都出现了大字报。

　　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讲他们不让传达文件，说文件有私货;不让去参观大寨;不让抓生产。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事。大家都出来看，看到“四人帮”一桩桩丑事，都义愤填膺地痛骂他们。

　　天津小靳庄支部书记王作山也在会上大力揭批“四人帮”。他是江青树起的一个基层“先进典型”，1975年曾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我在一份会议简报上看到了小靳庄代表揭批“四人帮”内容，我估计就是王作山的发言。他重点讲了两个事。一是“以小压大”，以小靳庄压大寨。二是江青给小靳庄争取了一笔投资，大约有五六万元的农业建设项目资金，另外还帮助争取过五万元贷款。两个数字我是记得的，因为当年外面都讲小靳庄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在当年这可是一大笔钱。

　　讨论和修改陈永贵主题报告

　　期间召开了一个老同志修改意见座谈会，专门讨论修改陈永贵的主题报告。当时报告还是个讨论稿，在正式作报告之前，发给大家作修改。这些老同志主要是管农业的副省长、副书记，还有国家管农业的一些同志，像张根生等很多人。讨论时，大家普遍对报告的内容不是很满意，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对“四人帮”的罪行的概括不到位。陈的原报告对“四人帮”概括的是，三反一砍。砍是砍大寨旗子;三反是反对批判修正主义，反对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加上“二乱”，就是“四人帮”把农村基层组织搞乱了，把农村政策搞乱了。核心是把政策搞乱了。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搞穷过渡。“过渡”就是把核算单位从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过渡。这最早出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当年毛主席讲，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天桥。毛主席设想，先是将核算单位将小队过渡到大队，大队再过渡到公社核算，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公社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了，然后再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当年由于相关条件并不具备，只能是搞穷过渡。同时由于这种政策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央进行了调整。不过，进行文革后，特别是1976年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很多地方又大搞穷过渡。也有领导同志一直支持搞过渡，主张要积极点。

　　农林部门是不主张不赞成搞穷过渡的。1975年之前，农林部专门就各地小队向大队过渡情况作过一次调研，整出了一份材料。调研的最后报告说这种过渡是有问题的，并向国务院提交了。因为这，农林部还被一位领导同志点名批评“西单大楼(农林部)闹地震”，让农林部领导着实紧张了一阵。老同志们建议陈的报告表述为“一砍二乱三反”。

　　二是搞乱的记工评分这套政策。“四人帮”大搞大寨工分(也叫大概工分)，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伙儿强烈要求将这归入政策之乱。需要说明的是，陈来自大寨，自然对这条意见很不满意。所以，陈的最终报告讲没有讲这个“二乱”，我就不清楚了。(1976年12月20日，陈作的主题报告中没有讲到“二乱”—笔者注)但这些意见形成一个内部材料，呈送给了各位领导同志。

　　第二个就是关于基本路线教育。陈的报告讲，要继续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反对走资派。老同志就说，搞这些没有标准，什么叫走资派呢?在农村怎么算走资派呢?走资派是否要层层抓?大家有意见，讲划定走资派难，实际是不想搞这件事。大家提出，应就事论事，有什么事就抓什么事，不要提什么抓走资派。

　　还有其他一些意见，比如抓紧把老干部“解放”出来，等等。

　　关于陈永贵的报告，国务院也专门研究讨论过一次，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我没有去。刘堪去了，回来跟我讲了，当时他们通宵改这个稿子。

　　后来，根据我在会场听到的，陈永贵报告有五个部分。一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主要讲粉碎“四人帮”是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二是“要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主要讲三反一砍这些事。三是“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是工作队继续深入基层，还是先前学大寨的一些事，大干社会主义，一批二干三带头。四是“必须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一个大的发展”，就是要把生产搞好。五是“书记动手，全党大干农业”，就是加强领导，这是老规矩了。

　　陈永贵会上还脱稿讲了一件关于“四人帮”反对学大寨的事，“我这个管农业的副总理嘛，要开一个南方水稻工作会议，都不让!”

　　华国锋两次到会并作一次重要总结讲话

　　12月20号晚上，开大会。华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来了。李先念主持会议，陈永贵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主题报告。接着就是大家讨论。

　　25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开全体代表大会。叶剑英主持了会议，华国锋作重要讲话。

　　会前，华国锋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走上主席台，代表们全体起立，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向华主席致敬!”“向党中央致敬!”“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欢呼声和口号声响彻大厅。中央领导同志也高兴地鼓掌，向大家亲切致意。

　　华国锋讲话时，大家激动得很，会场又是掌声雷动。

　　华国锋首先肯定这个会开得好，相信会议后我国农业将排除干扰，会有很大的发展。也肯定了陈永贵的报告。一些常规的话。

　　然后，华国锋回顾了1976年的经历和斗争。从周总理逝世说起，说到天安门事件，说到批邓，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朱老总去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四人帮”篡党夺权，被中央下决心粉碎……总结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第二句，1976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经历严峻考验的一年。第三句，1976年是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的一年。

　　第二就是对“四人帮”的定性，我记得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然后，华国锋讲了很多根据。

　　接着华国锋布置1977年要抓四项工作。一是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二是加强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我当时领会他的基本意思就是将“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从各级班子清出去。他提出，各省在适当时候要开会，选举新的党委，组建班子，将“四人帮”的亲信给清理出去。当然，这不是他的原话。三是迅速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的高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四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会上公布了毛主席著作的五卷。

　　他的讲话中关于“批邓”，说法比较特别，会下同志们议论很多。在我印象中，至少是淡化了这件事。他没有专门讲“批邓”，而是讲“四人帮”的罪行时，说他们“‘批邓’另搞一套，层层抓走资派”。总的感觉，没有强调“批邓”这事。他讲话中有无“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句话，我不记得了。我们研究室的人下来议论这事，都认为“批邓”是要淡化了。这个我印象深刻。

　　散会后，代表们都很兴奋。回到驻地后，有些代表团就自发搞起了晚会。驻在京西宾馆的山西代表团贴出布告，说他们组织了个晚会，欢迎大家参加。那天晚上我去了，发现也没几个人，只是王谦(后来任山西省委书记)在主持，大伙儿聊着大天。待着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就走了。刚走出门，还没有到电梯口，就看到郭兰英来了，我赶紧跟她回晚会现场。她可是当年的“万人迷”，我也是她的“粉丝”。因为她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剃过光头，吃了不少苦，所以特别激动。那晚，她唱了一曲又一曲，主动要求再唱。这样，一连唱了好几首。她说，见到家乡人都高兴，要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领导。其实，这种兴奋充盈着所有代表团的驻地。

　　会议期间，各地各单位都发来了贺电，这也是史上第一招。发贺电的有县里的机关单位，有工厂，还有村大队，总之是各级各地各行各业。内容一般就是“热烈祝贺大会召开”，“坚决拥护华主席粉碎‘四人帮’”，还有就是表决心抓好生产之类。

　　会议最后讨论了建设大寨县的规划，宣布了上年度规划执行情况。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定了一个规划，第二年要建成300个“大寨县”，会上评出全国123个县，授予“大寨县”称号。同时，定了1977年的规划，目标是建成284个“大寨县”，并落实每个具体的县。

　　27号晚上，华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会议代表，并合影。这样会议结束了。会议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中间，也就是12月19日穿插召开了一个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包括各个省带队的领导都参加了。这个会也很重要，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各地管商业的厅长都来了，所以借这个机会也讲讲商业的事。余秋里到会讲了话。他主要谈了四件事。一是要关心群众生活。当时很多群众缺粮少衣，各级党委政府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急迫困难。二是要增加轻工业生产。那时候什么都缺，要扩大生产，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所需。三是扩大城乡交流，比如建设一些农贸市场。四要搞好废旧物资回收，充分利用废旧物资。

　　三件趣事

　　一件是项南给大伙儿放起了美国农业情况的录像。项南改革意识很强，也十分讲究办事的方法。后来他与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等五人成为著名改革人士。他当时任农机部副部长，会前不久去了趟美国。在参观国外农业时，他搞了台录像机拍了很多国外农业的影像资料。他放录像有点特别，自己从不在现场待着。他在京西宾馆11楼层中间走廊大厅拉了块银幕，每天晚上放上录像，自己就走开了。他也不管别人看，也不管谁来看。我想，采取这种方式也显出了项南的高明之处，因为会议没有部署这个内容，他也不清楚当时让不让放。“你爱来不来，反正不是我请你来看的。”实际效果是很好的。每天会议一结束，好多人就会来看。那些天，我是看了好多，才知道美国农业那么发达，美国的农场是那么个样子，美国原来是农场主在经营农业，他们生活是那么舒服。真是开阔了眼界。

　　一件是吃火锅。当年，北京所有宾馆都是满员。这样保障吃的任务很重。有时宾馆会改善一下伙食，吃火锅涮羊肉可算绝对的大餐了。当年，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宾馆里涮羊肉用的锅不够，这样各个宾馆只能轮流提供涮羊肉。我喜欢吃火锅。每次就打听哪个宾馆涮羊肉了，就拿着工作证去那个宾馆吃。

　　还有一件就是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爱戴之情，代表们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义务劳动了一天。会议期间，因为纪念堂正在修建之中，代表们没有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怎么办呢?大家都要对毛主席表达一份感情，大会就组织大家去纪念堂的工地义务劳动一天。大家欢欣鼓舞，能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参加劳动了。会议代表5000人，加其他与会人员，总共七八千人，挖土方、搬砖头、抬钢筋，大伙儿干得热火朝天，场面很是壮观。我也去了，主要是抬了几捆钢筋。各省还给在建的毛主席纪念堂带了很多物品，比如吉林的松原带了100棵红松树苗，要求栽种在纪念堂;新疆带来了核桃苗，也要求栽在纪念堂;还有几个省带来了家乡的土……我看到，很多地方的代表在参加义务劳动时，直接把自己家乡的土撒在了纪念堂工地。其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国著名的葵花籽产地甘肃庆阳地区，带来了葵花籽种子，要求种在纪念堂，表示棵棵葵花向太阳。当年各地干部群众对毛主席的那种朴素和真挚感情，现在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的。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次会议在继续推进全国揭批“四人帮”运动，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也具有很多政治风向标作用，尽管没有能完全脱开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可明确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就为此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方面作了铺垫;关于批邓，也有了新说法，“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这为邓小平同志的再次复出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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