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有点特别

　　《农村工作通讯》记者 魏登峰 王翔 采访整理

　　从哪说起呢?应该是1964年8月份吧，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大寨就成了我们国家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实际上就成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总口号。可以那么说吧，从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十多年时间，我们国家农业农村工作都是在“农业学大寨”总口号引领下展开的。现在就把学大寨我所经历的、还记得的一些情况说一说。

　　农业学大寨，在我看来有三次很重要的全国性会议。第一次是1970年8月25日-10月5日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第二次是1975年9月15日-10月19日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三次是1976年12月10日-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就先讲讲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名称虽然叫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参加的人来自全国，而且也是围绕农业学大寨的主题进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大寨

　　原来是这样成为全国典型的

　　大寨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农业农村战线的一个典型、一面旗帜，有大寨人艰苦奋斗、自身努力的原因，也有当年社会政治形势发展所需的原因。历史的条件决定了历史的存在。

　　1970年的4月底5月初，中央将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中央农林政治部六个部门合并，成立了农林部，部长是沙风。农林部成立时，我记得总共有210个编制。6个部门合在一块儿，6个部门的事就得这么些人干，大伙每天都是忙得透不过气。后来国家计委木材分配小组9个人也被划了过来。这样农林部就有219个编制。我当年在办公厅写作组。1972年改成政策研究室。

　　农林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开始并没有明确这么叫，就是说要开一个农业会议。这是国务院业务组布置的任务。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初。“文革”开始后，国务院机关所有办事机构都被撤销，相关业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国家经济建设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主持下，经毛主席批准，当时几位尚能工作的领导同志组成了“国务院业务组”。当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余秋里、陈永贵都是业务组成员。

　　会议筹备工作分为两摊：一摊是属于搞会务;另一摊是搞文件，就是准备会议的文件和材料。因为我们人太少，又从当时的干校临时抽了一批人来。干校的人主要是搞政策调查，就是到农村调查情况。

　　筹备期间我就参加了一件事，到大寨所在昔阳县作调查，前前后后一个半月左右。当年从北京同去的有人民日报社的一位林姓老同志和一位比我还年纪小的青年记者，三个人。这次去是要去写个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昔阳县学大寨的情况。地方也派出了两位同志。一位是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姓白，都叫他老白;还有一位是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姓范。我当年纯粹就是掺和，用现在的流行话，我是去“打打酱油”。老林早年在太行山就办报，那个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写通讯主要靠他。

　　讲大寨的事，给我讲得最多的除了陈永贵以外，就是那位范姓记者(下称范记者)。据他讲，一直都是他在写有关大寨的报道。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农业学大寨”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的。

　　情况大概是这样。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全村只有80多户人。大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县里面就算个先进村。村里带头人陈永贵作为先进村代表还出席过省里表彰先进集体之类的会议。一次在省里开的全省农业先进单位的会上，陈永贵讲了一通大寨，引起了山西省委的重视。大寨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山西省的一个农业典型。

　　要说，山西省真是个出典型的地方。什么“小麦十杆旗”，什么“棉花八大仙”，都出在山西。当年大家开玩笑说，山西出经验不出粮食。树立典型，就得总结经验。据说，当时山西省一班人马用了7天时间就整理出一份大寨的先进经验，满满3张纸。

　　不过，大寨也真是个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1963年发了一场大水，农田毁损严重。尽管受灾了，但大寨村党支部提出来一个“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三不要”：不要国家的贷款，不要国家的救济款，还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三不少”：向国家缴的公粮不少，供给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这在当年非常出名。一下就被省里面发现并抓住，说这条经验好。当年我们国家正是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所以1964年2月份，当时的农业部开农业工作座谈会时，专门请了大寨的同志来参加。会上，大寨把这个“三不要，三不少”也讲了一通。就在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当年很有名的长篇通讯，叫《大寨之路》(1964年2月10日，作者宋莎荫、范银怀)。范记者说，那篇通讯就是他写的，主要是介绍大寨在大灾面前怎么抗灾，坚持“三不要，三不少”。

　　《人民日报》一登，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因为正处于恢复期，那个时代正需要这种艰苦奋斗的典型，激励鼓舞大家。周总理就派时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调查一下，看看报纸上写的这是不是真的。五六月份，廖鲁言部长带队去调查一番。他们在村里住，在农民家吃。调查得很细，一点一点地跟老农民去对证。回来他们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给周总理。报告肯定了大寨经验。大概当年8月份，我也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因为看了这份报告，不知道怎么地发出来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完整说法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12月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公开举行)，那次会议主要议题是换届。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号召。那个报告主要讲的三件事，“大庆”，“大寨”，“原子弹”。1964年10月我们国家成功地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大庆大寨原子弹来振奋精神，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就这样全国就开始学大寨了。

　　被修改了的报道：

　　“从大寨到昔阳”

　　不久后，我们国家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搞运动，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城里闹革命，工厂都被“搞”停产了。农村生产虽然一直没停，但运动对农村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整乱了农村的政策。我之前也讲过，三年困难时期后，1962年开始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很好的。但在大批判中就被批了，比如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来批的还有个“倒退风”。直接后果是，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农业是连续下滑的。用余秋里的一句话说，再不抓农业就没有饭吃啦。

　　农业再不抓下去就没有饭吃了。1970年农林部成立之后，国务院指示要好好抓一下农业。当时定的基调就是要抓生产，抓的版本就是学大寨。

　　开这个会，就是要抓一下农业。抓农业，怎么抓呢?就是学大寨，会议自然就围绕它来筹备了。

　　据我所知，相关会议文件直到召开前也没整出来。尽管我没有参加文件准备组工作，而且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哪些人在准备文件。按现在开会的惯例，这有点特别。但经过筹备，大概是到(1970年)8月二十几号(25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就召开了。

　　筹备期间，我跟老林等一道去搞了这次调研。通过这次调研，我一是了解了农业学大寨的来历，二是看到了昔阳县的变化。当年大寨确实搞得很好，生产方面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艰苦奋斗典型。更加可喜的是，昔阳把大寨的经验在全县进行推广。所以那几年的昔阳县到处是农民热火朝天地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大寨田。当地涌现出不少学习大寨的先进村、生产队。老实讲，这些生产队也的确干得好。我去过几个。比如说一个叫南垴的村子，在很干旱的山里修梯田，把产量提上去了。那个村的支部书记后来还当上了昔阳县邻县的县委书记。

　　在那里一个多月，最后我们整出了一篇通讯。当然主要是老林的“作品”。

　　不过，正式登出来的那篇通讯与我们在那整出的通讯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比较确定。通讯正式见报是在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期间，在我印象中好像叫“从大寨到昔阳”。具体稿子是谁来改、怎么改的，我不知道。

　　我记得，我们在昔阳整出的稿子在讲大寨经验时，就围绕周总理的几句话。周总理那几句话，是在人代会议上总结的，“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家都知道。修改的原因是，正式开会之前，国务院一位领导去了趟昔阳，去了趟大寨。他认为昔阳之所以能把大寨经验推到全县，就是因为昔阳阶级斗争抓得好，整顿了农村基层班子里的“五种人”。修改后的通讯，就贯彻了这个精神。

　　更为奇怪的是，一个我们先前写的先进典型成了报纸上的反面代表。当地有个叫刀把口的村，名字有点特别。现在80、90后基本就不知道了，但那个时候刀把口的名头也是很响亮的。刀把口有一位老支部书记，是太行山区的一面旗帜，一个老典型。我们在昔阳调研时，陈永贵特别交代我们要多多了解一下刀把口的张老太，说他是个好典型，要好好写写他。可是最终发出通讯里，张老太成了一个“民主派”反面典型。因为“五种人”都要找出代表，结果他就给弄成了民主派的代表。我就想，刀把口的这位老支部书记这下不就吃大亏了。很多人去昔阳参观时，也都要去一下刀把口。这下去刀把口不是看先进，倒看“民主派”了。你说，这事跟谁说理去?

　　会议有点特别

　　这次会议处处都显得比较特别。

　　1970年8月25号正式开会，叫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说是北方地区，也不是整个北方地区。说是让北方地区14个缺粮省的省地县干部都来开会。黑龙江和吉林又是不缺粮的。同时，其他各个省份也派了代表。实际上也能算是个全国的会。代表大概有1300人。

　　整个会议持续时间很长，总共41天。会议为什么那么长呢?除了当时开会本身会长一些外，会议期间还穿插了一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这边会议领导又到庐山去开会。庐山会议主要是批陈伯达。领导们回来之后没有传达那个情况，但我能感到，整个会议气氛有了明显变化。

　　会议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到昔阳参观，学习昔阳县推广大寨的经验;第二个阶段就是搞大批判;第三阶段讨论文件。期间有些中央领导还要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会议开始是全体代表到昔阳县去参观。那时候就开专列火车，开到阳泉后用汽车把代表运到昔阳。在昔阳参观几天后再这样回来。

　　会在哪开呢?就在北京北三环边上的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当时是乱糟糟的。因为人都下放了，没有工作服务人员，只得临时召集人回来，开始临时抽调回来的人工作也很不正规，服务很差。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每天八毛钱的伙食费，吃得比较差。大伙并不计较这些。

　　关于吃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天晚上开会开到了后半夜，几位领导同志睡不着。纪登奎副总理和北京军区一位领导就说要喝酒，他们找来了两瓶二锅头。喝酒总得有点菜。可一到厨房，门被锁着。加急叫来宾馆一位负责人，来人也打不开。那时候宾馆职工家里也没电话，折腾好一阵，才把厨房的人找到，可是酒已经喝完了。那晚，我看见他们俩你一口我一口，一边聊天一边喝酒，把那两瓶酒喝下去了。从那以后，宾馆晚上就有人留守值班，还提供夜宵了。像我们负责会务工作每天都忙到很晚，到时宾馆就给我们一人煮上一碗面条。

　　最热闹的就是大批判那个阶段。搞大批判，就与当年各个单位举办的批判会一样的搞批判。那个时候就是批走资本主义路线那一套，什么“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还有砍合作、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等。代表里有几位“铁姑娘”，山东的、辽宁的都有。“铁姑娘”们会上很活跃，也敢讲。有时争论就成了激烈的对战。

　　我在会议简报组，组长是项南，组里还有一位同志叫吴尚仁。会议期间，每天要做好几份简报。那时出简报不像现在用电脑打，都是手写。写后再改，改后拿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我年纪小，写简报没有份，主要打下手活，什么码铅字版、盯版、校对、送递简报。也很忙，有时好几天都睡不成觉。从印刷厂到宾馆还有段距离，当年车子不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时候没有办法就骑自行车。正式出一份简报，我往往需要在印刷厂与宾馆之间往返几次。拿回来这个改，那个改，改了我又要送回去重新出，再校对一次。来回折腾那是真累。

　　会开了41天，代表主要是相互交流，中间只有一次领导讲话，就是陈永贵作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此外没有其他任何领导来讲话。这个情况也不寻常。

　　最后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总理来讲了个话。主要内容却是关于国际国内形势。

　　主题是农业学大寨

　　会议的主题是学大寨。后来发出会议文件的第二部分就是农业学大寨。

　　当时的基调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学什么，二是怎么推开。

　　学什么就强调要学根本，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自力更生，实际上也就是周总理讲的关于“政治挂帅”那几句话。同时提出不要去学那些皮毛东西，“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比如大寨工分。反过来说，就是批评大寨工分。

　　那么怎么来把这些推到全县，全面推开呢?根据昔阳县的经验，关键就是要整顿社、队的领导班子。具体讲就是要清理五种人。第一类人是打进来的。他们本来就是个坏人、反革命分子，钻进班子来了。第二类是被拉出去的。本来是贫下中农，但是跟地主富农勾结了，被拉出去了。第三类人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人就是搞资本主义，所谓搞资本主义就是搞“四大自由”。第四类是分不清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也就是觉悟不高的那类人。第五类就是所谓的民主派。他们过去是革命的，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但社会主义阶段来了，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搞民主革命那一套，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刚才刀把口的张老太比较开明一点，就属于这类。为了要凑这五类人，显现阴暗面给人家看，张老太最终被定成民主派，成了反面典型了。这也没有地方说理啊。

　　会议最明确就是这么两条。

　　怎么推开?就是要这个整顿社、队领导班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解决这五类人的问题。那会议以后啊，到处都找这五类人，打击这五类人。估计冤枉的不少。

　　落实相关农业政策的“冲突”

　　会议的文件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形势;第二部分是讲农业学大寨，就是建设大寨先进县;第三部分是讲政策;第四部分是讲规划和生产措施;第五部分是讲加强领导。

　　政策部分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关于政策部分，主要是落实五个方面的政策。因为分歧太大，争议很多，会议文件关于政策部分内容推进得很艰难，时间也拖得最长。

　　国务院召开那次会议，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强调继续贯彻农业六十条，要重新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搞掉的一些正确的政策。那个文件写出来时，大家都不满意，因为你要坚持的同时又要大批它。

　　当时政策问题主要是五个方面。我印象很深。一是关于自留地问题。不准搞家庭副业，因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资本主义倾向，要批判它。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自留地就搞没了。家庭养猪也不准。现在文件又要讲落实这些政策。二是关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当时说法是“一心为革命种田”，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就把农村定额管理、评工记分那套给搞掉了，分配上就形成了平均主义。这是要纠正的。三是关于高积累。当时批判“分光吃尽”不留积累，但事实上那时集体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另外生产力水平低，所以即使能形成一点也会被分光吃尽。一批分光吃尽就搞了一个高积累，结果弄得老百姓生活水平大为下降，怨声载道。这也要改。四是关于搞平调。当时讲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村里劳动力和东西，县政府和公社随便无偿地调来调去。文件要纠正这种一平二调。五是关于自由种植。“文化大革命”大力批判自由种植，说这是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必须有计划。实际上就把多种经营给整没了，经济作物给搞掉了。这也是需要纠正的。

　　当年国务院业务小组包括新成立的农林部领导的想法，就是要纠正这些在大批判中造成的问题。可难点在哪呢?又要批判这个东西，又要坚持这个东西。听起来还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会上吵得一塌糊涂，大家都不满意，认为文件怎么写都写不好。

　　比如说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单干风，文件又要强调说还要落实自留地的政策，还要落实社员可以搞家庭副业的政策。这就矛盾了。文件上一段批判的是它，讲政策时候又反过来了。

　　比如说工分挂帅，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猛批的。搞大寨工分，强调为革命种田。大寨工分开始死分活评，后来就自保公议，就这么说根本就不评，因此被称为“大概工分”。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又要批“工分挂帅”。这两个根本说不到一块。真够难的。

　　比如说分光吃尽。一方面狠批分光吃尽，不留集体，另一方面又说不要积累过多。这个文件很不好写。

　　比如说自由种植。生产队很多经济作物没有了，没有经济作物也就没有收入，人就没钱了。文件又要批判自由种植，又要落实生产队还可以因地制宜搞点别的。这点也很矛盾。

　　还有刚才说的发扬风格的问题。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就得讲奉献。可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一般都几百人，这么多人要生活，调用它们的劳力、资金又不行。

　　为说明为什么要坚持一些政策的时候，文件组曾找了、编了一些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找到了毛主席谈“新民主主义”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政策。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农业六十条。但大伙觉得这也不算数，因为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没有办法，结果只能放弃。

　　总之这个文件非常难写。即使勉强写出来，两边的人(主张批判，主张支持)都不满意。

　　当时会上很多人私下议论，说这次会议看来有问题。特别是那些年轻人、“铁姑娘”们说开了，“领导会的人都是走资派”。

　　巧妙的“既要又要”

　　最后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总算把会议文件给通过了。我们采用了“既要又要”的写法。比如，既要肃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瘤毒，但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既 要坚决肃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余毒，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既要批判“分光吃尽”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但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不要因为动员农民支援国家建设，就过多地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影响生产队的生产和建设。

　　这个办法是梁步庭想出来的。梁步庭是一位老干部，好像当时是中央农办(农工部)的副主任。我们开会时，他正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呢。因为文件久写不成，纪登奎就提议，让梁步庭来。

　　于是我们赶紧打电话，要他立刻来。那年，梁步庭回来时很风光，乘飞机。不过会议一完，他背起行囊自个儿坐火车回五七干校去了。

　　期间，简报组长项南同志也写出了一个文件。老实讲，那文件写得好，特别是落实那几项政策方面，比较符合农村实际。给我们看，大家觉得好，但都劝他，“这个你可别交啊。交上去，会出麻烦的事，肯定要挨批。”那份文件最终没送上去。

　　毛主席批示文件“照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文件在会上总算通过了。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发下来，只好宣布先带回去试行。当时“四人帮”中搞宣传的人对这份文件很不满意。后来毛主席批了“照发”，他们才没办法阻止。

　　1970年12月21日，会议结束70多天后，文件终于发了出来。

　　期间《人民日报》登的那篇通讯里，有当时非常流行一句话。意思是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共产党领导，大寨昔阳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这段话是大有来头。出处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几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介绍河南省长葛县委书记搞深翻的事。毛主席批示的大致意思是：他那儿做得到，其他地方为什么做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呢?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起草会议文件时，就套用了这段话。

　　因为这段话，那位县委书记也被调到了北京工作。一个电话过去，就调来了。当年办事效率蛮高的。头天一个电话第二天就来了。可调来又不是原来那位书记，是另外一个书记，姓胡。原来那位书记好像已经不在了。人来了，而且北京市户口那些东西都解决好了。这可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人家回去嘛。就安排老胡到农业部工作。老胡，人挺好。后来，他还当上了种子局领导，是局长还是副局长，我记不清楚。大家有时还跟他开玩笑，说他占个便宜，那个时候很困难的，能到北京来，而且把一家老小都带来了。

　　从这次会前前后后看，我觉得总体上应该肯定。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抓生产、抓业务的会，而且是以国务院名义开的。那个时代，都是抓革命，不敢抓生产，只能说“促生产”。

　　会议肯定强调了农业六十条，也就是重申要坚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特别是毛主席批示“照发”以后，下面就理直气壮地落实这些政策，把那些违反政策的纠正过来。

　　会议后，在全国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全国到处人山人海地兴修水利，修了很多梯田。需要承认的是，会议毕竟是在“文革”运动大背景下举行的，一些事总觉得跟那个时代大方向不一致，相关政策落实很不硬气。

　　真正落实政策是在转年出了“林彪事件”之后。那时主要批林彪“形左实右”。林彪和他的同党天天批那个，批这个，把实行这些政策说成是“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会他们是“右”，是“形左实右”，成了他们是要扶持资本主义。这样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就说不落实会上政策也是要扶持资本主义。有了这个帽子，气正了，理顺了，抓政策落实就容易了。

　　好吧，北方地区农业会就讲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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