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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四）
2015-09-13 09:58:02 来源： 农村工作通讯 作者：段应碧口述
两段“瞎折腾”四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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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的发生，有一些背景情况。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国家通过调整政策，实施“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等政策，1962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势就根本好转了。这过程中出现了包产到户之类的事。实行包产到户，最严重是这么几个地方：安徽省、浙江温州市和甘肃临夏州。我听到当时（1962年）有说法，最高峰时，安徽全省十之八九的生产队试行了“责任田”；甘肃临夏州8000多个农业社中6000多个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国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五分之一。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这为我国尽快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包产到户与当时农村政策并不相符。所以在“整风整社”期间，就曾专门有个批判对象——“单干风”。所谓“单干”就是指搞包产到户。
196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议，决定对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纠正包产到户做法。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由此看出，四清运动又是前期整风整社运动的延续。
“双十条”
“前十条”的发出，是四清运动正式启动的标志。
1963年5月，毛泽东召集召开了“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并于当月20日颁发。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把“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和清财物”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项内容，因此习惯上就叫“四清”运动。
说到“四清”，保定经验需要讲一下。整风整社时期，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河北省保定地委想出了一个办法。主要是根据“农业六十条”和相关政策精神，普遍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实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保定的四清做法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后被附在“前十条”后面作为指导全国“四清”工作的经验加以推广。
“前十条”发出后，全国各地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半年后，针对各地在试点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中央及时作出调整，组织专人又搞了一个文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也是十条，并于1963年11月发出。这就是“后十条”。与“前十条”合称“双十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批判刘少奇同志，说“后十条”是刘少奇搞的，是否定“前十条”的，这一点，我当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双十条”是四清运动主要指导文件，都强调了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其后陆续也发出一些指导性的文件，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份。直到1965年1月份，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发出了“23条”。
根据“双十条”，全国农村普遍开展四清运动。
我是在“前十条”与“后十条”发出中间毕业，参加工作的。1963年8月份，我从四川省财经学院农经系毕业，被分配到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我们那一批到农科院的大学毕业生，一共有100多人。到农科院报告后，我们就被下派到“中阿友谊公社（农场）”参加生产劳动。一呆就是一年。
1964年8月份，下乡劳动结束了。回单位还没正式上班，就被通知要到贵州参加四清工作队。
去贵州之前，我们在北京集中学习培训了3天。内容主要是“双十条”和王光美同志的一个讲话。讲话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抚宁县带队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总结，史称“桃园经验”。我现在还记得，培训的同志说，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具体表现有九条。通过这次学习培训，我的脑子也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认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很严重，很多地方被资产阶级占据，我们要去带领贫下中农去夺回权力。可以说，我是出于阶级感情，带着满腔热忱到贵州去的。
期间我也听到一些传闻。大概是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阳市的主要领导出了大问题。
1964年9月初，工作团到了贵州贵阳。
我所在的工作组一共有7人，带队的是农业部管宣传工作的处长，是个“三八式”的老同志(指我们党1938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
根据组织安排，工作队被派到了贵阳市花溪区中曹公社。正式下乡之前，我们又在贵阳市学习了半个月。期间，我又陆陆续续听到了关于贵阳市委的一些传闻。说是贵阳市情况更加严重，市委班子都“烂掉了”，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因此被撤了职，等等。总体还是那个感觉，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情况很严重，我们要抓紧开展工作。
经过两次学习培训，加上之前有过一次下乡的整风整社的经历，我自己对做好这次四清工作是充满了信心。
找不到“阶级敌人”
我被派到了花溪区中曹公社大管村大朱显寨子。当年这个寨子离贵阳市区很远，走去要2个多小时。现在再去看，到处是高楼商场，车行人往，热闹繁华，完全没有当年穷山僻壤的山寨影子！大朱显寨子当时共有50多户人家，除了一户是汉族外，其余的都是布依族。这些布依族村民都会讲汉语。寨子分成两个生产队。我和农业部另一位吴姓同志一人包一个生产队。村又具体分为三个小寨子，我所在的寨子最小。
还记得，我是1964年11月初进村的。
一开始，我带着搞阶级斗争目的去的。所以到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阶级敌人、坏分子。
按照统一部署，我首先组织村民学习文件。我们是白天干活，晚上开会。最初的一个来月，我们天天晚上都开会。会上就读“双十条”等四清文件。开始村民有些散漫，开会不认真。又由于是布依族，他们聚到一块就唱歌。所以开会有时就成了拉歌会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发了一次脾气，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村民一看，知道这次是来真的了，就认真起来了。组织学习过程中，我就是给村民对照着文件中讲九个方面阶级斗争表现。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寨子里有没有这种情况？我鼓励村民讲。会上大伙都讲不出什么来。
我也挨家挨户聊了解情况：根据“桃园经验”，我知道会上很难了解真实情况，于是也搞“扎根串联”，轮流到各家各户去聊。每个人都是什么成分？有没有阶级敌人混到这个寨子里？有没有漏划的地主、富农？有没有外来的人，外来人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当过土匪？等等。通过近二十天的了解，结果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总之，寨子里是干干净净的。大家成分也都很好，50多户中就只有一户中农。我所在的寨子没查出什么阶级敌人、坏分子来。我向工作队汇报了这一情况。
我听说，大队其他两个寨子情况也大体如此。找不出阶级敌人，就没有斗争对象。这怎么办呢？我们很苦恼。我们工作组组长了解这个情况后，也很着急。我们商量怎么办，如何向公社汇报。当时刚好一位农科院副院长来检查工作。他了解后就说，没有就没有嘛。记得当时很有名的一句话，“不要在上边看，看不见蚂蚁，一到下边看全是蚂蚁”。他说，这就不行，没有就没有，实事求是。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到村后我抓的第二件事，组织村里生产队长及以上的村干部学习。所谓学习，其实就是让他们交代问题。按当时说法叫请村干部“上楼”。可结果发现寨子里的干部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没有贪污之类的情况，连多吃多占的情况都没有。问社员对村干部有啥意见，结果大家都没意见。一位社员的讲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段同志，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阶级敌人。我们队长也没事，没打过人，没骂过人。”
我将这个情况向上面进行汇报。上面说，这样不行。怕是大伙当面不好说，得分开一个一个谈。然后我又一户一户地走了一遍。这次走访中，我每次都只与一位村民交谈，不允许有别人在旁边。这还真查出了点事：那位中农迷奸了一个外来女人，找了两个老婆。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中农40多岁，结婚多年老婆没有生下娃娃。前些年，有位家在贵阳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年妇女在城里待不下去，带着一个娃跑到了寨子。这位中农收留了她们娘俩。一次中农把她迷奸了。事后大伙劝她，既然这样了，就留下来吧。结果就嫁给他了。这属于重婚罪。我们就考虑，要不要抓，把他作为敌人。他的“大老婆”听说了这个情况，赶紧就来求情。她向我们哭诉，他们实在想要个娃，她就给男人出了这个坏主意，所以要处罚就处罚她吧。工作组组长听后就说，斗争就算了吧，干脆让他们离婚吧。其实他们本来也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只算个“事实婚姻”。他俩回去后就宣布离了。我们就不再追究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为什么大伙都讲生产队长没有事呢？一圈慢慢摸下来，我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位队长比较年轻，干活很好，脾气不坏，没有私心，得到了大伙的支持。同时，还与这里的民风有关。布依族寨子有个规矩，有饭大家吃，有肉大家也是一起吃。比如哪家杀头猪，家家户户去帮忙，杀完后大吃一顿。每年打完粮交完公粮后，就立刻分掉。包括油菜籽打完后也立刻分给农户。这就是所谓当年的瞒产私分现象，实际上老百姓得了益。所以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寨子里家家户户并不缺粮。寨子分配很公平加上淳朴的民风，寨子的人们特别团结。我在那里待了半年多，一次也没有听到村民之间的吵架和闹矛盾。
所有的东西都分完，村里账户上什么也没有。这就给我查经济造成了困难。我是学习农经的，又经过专门学习培训，只要账面有问题，我自信肯定能查出来。可问题是，现在村里账上干干净净，叫我查什么？的确让我恼火。
选不出贫下中农组组长
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同年6月印发全国。根据这个文件，贵州省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按照统一部署，我们寨子成立了贫下中农小组。根据文件的要求，只有那户中农不能参加小组。选组长时，结果大伙又把那位年轻的生产队长选上去了。贫下中农夺权，干部要靠边站的。这又不符合规定。我们又不敢违反规定进行任命，所以组长人选就没有选出来。但实际最后还是那位队长当“组长”。贵州省贫下中农协会成立后，当时的报纸上讲夺权斗争是热火朝天，但我在寨子里什么也没看到。
1965年初，贵州省贫下中农协会在省里要开代表大会，我们公社要出个基层干部代表。我们就研究由谁去。可哪个村的工作组都不敢让本村干部去，怕以后查出那个基层干部有问题负不起责任。我就建议由我们寨子的队长去。“当干部代表参加贫下中农协会，小段可得小心啊。”工作组有同志就善意地提醒我。我说，没有事。因为我对他家情况了如指掌，确信这位队长是没事的。结果是他真当上了代表。那是他第一次到省里去开会。一开三天，每天都吃干饭，他特别高兴。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见到省委书记了。寨子里也把这当成件大喜事，大伙围到一块唱了歌。
查完干部之后，还有个“洗澡下楼”的程序。群众没有反映出什么问题，又当上代表到省城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队长就问我，自己是不是没有事，就算“下楼”了？我向工作队请示。工作队说，“还得开一次会，让他做检讨。现在到处都是阶级敌人，要注意防范。”
让他检讨，可检讨什么？查经济，我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寨子有个会计，没什么文化，但简单的账是会记的。村里就几笔账，清清楚楚，村民的说法也能对得上。清工分，谁家几个工分，怎么分配，一查很清楚；清仓库，没有仓库；清财产，就有几头牛；清账户，没有一分现金账。寨子根本就查不出干部的贪污问题。我了解到公社里有生产队查出100多块现金账问题，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一分钱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是无中生有。队长见我为难，主动出主意，“段同志，就讲我多吃多占嘛！”
那么，多占了多少钱合适？于是我们又在数目上“讨价还价”起来。“五块吧。”“太少了。20块吧。”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多吃多占的钱要如数地退赔的。“我哪有这么多钱退呀？”他觉得太多，不干。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以“20块”的数目报了上去。关于退赔，因为也没有人来真正追这件事，所以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23”条传达之后，工作组反复学习、讨论，私下议论时，都觉得运动转向党内走资派，对基层干部要多加保护，实际上有点“转向”的味道。我当时就感到，我所在那个寨子的几位生产队干部，既不是“党内”(不是党员)，又算不上“当权派”，于是脑子里原来绷得很紧的那根弦，一下就松下来了。根据“六条标准”的最后一条，我把全部精力转到抓生产方面。与大伙商量，觉得吃饭没有问题，主要是缺钱。为此，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组织青年劳力到二戈寨火车站搞搬运。我那寨子离火车站不远，事实上社员去担粪时也顺便搞点搬运赚点外快，因此就想正规组织个搬运队，集体挣点钱。二是种蔬菜。当时寨子下边的平场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六层大楼，是个军工单位，具体干什么不清楚。据社员讲，大楼下边还有好几层，所以平时见不着多少人。他们每天到贵阳市拉菜，很不“经济”。我去与那个搞后勤的领导商量，把旁边的稻田改种蔬菜，专门供应他们。那位领导听了很高兴。可是最终这两条没有办成，原因是前者不符合政策，后者不符合计划。工作队队长警告我：你小小年纪尽出歪主意，小心犯右倾错误啊!回到队上我就宣布：搬运队不搞了，蔬菜也不种了，大家原来干啥还干啥。听后，社员们一个个垂头丧气。
“没做好”四清工作
老实讲，没能抓出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搞过一次激烈的斗争批判会，我在寨子的四清工作不算“成功”，纯粹是瞎折腾一番。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现在回过头看，我反而感到庆幸。因为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因为我的工作，伤害到一位村民和村干部。反而是在驻村工作那段时间，与村民们共吃住，同劳动，我感觉很充实；更为可贵的是，我分享了村民的快乐。
那段日子，除了开展四清外，我与村民一起下地干农活。他们挖田，我挖田；他们担粪，我担粪；他们插秧，我插秧。虽然条件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感到充实。
尽管物资还是相当贫乏，寨子的人们却总是保持快乐。大伙会不时地聚到一块唱歌。这种快乐总能感染到我。
最热闹是赶大集。一遇上大集，年青人都走了。赶集路上，对歌是不会少的。一拨男的遇上一队女的，那个就热闹了。对歌开头的信号是“啊哈”。我曾经跟着村民们赶过几次大集。听过他们对了不少歌。用现在的话来讲，歌词都是即兴的。比如，两个人玩了半天，分手时男的唱，“走了一坡又一坡，山上木叶淅嗖嗖，今天隔妹一张纸，明天隔妹几层坡……”女的就应唱，“走去走回心不乐，转来问哥要烟盒，烟盒配在妹身上，看他一眼心就乐……”
充实和快乐让我对这个寨子产生眷恋。1965年6月，返京之前，我与村民一一道别，充满了不舍。
期间，我曾到黔桃公社了解阶级斗争情况。我在那里小住了两个星期。时任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同志，被撤职后正下放在那里劳动。我与他有过几次交流。可能是因为与那段艰辛的经历有关，后来他在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在宣传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宽厚、宽容和宽松”“三宽政策”，即，“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因为这，他很快离开了宣传部，到农研室成了我的领导。
“不成功”的第二次下乡四清
1965年6月，我回到农科院。
之后，我还有一次到北京房山周口店镇楼子水村开展四清工作的经历。那次带队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兰生，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也参加了，队员主要是北京军区的干部，还有北京舞蹈学院的师生。因为工作组需要一个搞农业的，所以我被选上了。
当时有个工作原则，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开始发动时把问题想的严重一些，后来处理时只要没什么大事就可以，处理从宽。第二次四清工作，我仍然是没什么建树。我还记得，除了每次会前舞蹈学院的同学给大伙表演一场舞蹈外，唯一就是离开前我们帮着楼子水村搞了个农业发展规划。我则学会了苹果树剪枝和酸枣嫁接大枣的技术。可老百姓对此并不看重，大家都干活，分配时按人头平均分配。
总之，我参加的两次四清工作，在村里都没有看见文件中所说的严重阶级斗争状况。全国情况不好说，我的两次四清经历就是一番“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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