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夏天,我考上四川财经学院,就读农业经济系。几乎从此，我就彻底离开农村老家了。入学直到最后毕业分配工作，四年期间，我没回过一次家。当时，家里没钱供我读书，靠的是学校的助学金。助学金每月11块钱，暑假、寒假也照给。其中，9块钱交伙食费，另外2块钱用于零花，日子过得很紧巴。加上像我这样的一个山里娃，初进大都市，很多事情都感觉新鲜，许多东西都愿意尝试，钱就更加不够用了。为了补贴自己的生活，每个假期我都去干活挣钱。这是我当时人生发展的一些状况。
从当时整个国家来看，人民公社化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我们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行各业都在“插红旗，拔白旗”。什么叫“插红旗，拔白旗”？简单讲，对大跃进不满意，就是白旗。红旗有三面：“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合作化后期，“大跃进”时期，农村开始出现了一些“歪风”。后来中央将其归纳为“五风”。一是“共产风”。主要指搞“一平二调”，把生产队以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无偿地平调出来。二是“命令风”。干什么事都是强迫命令。三是“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当时有个说法叫“放高产卫星”。其中大家都听说过，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浮夸产量的后果很严重。报高了，国家征购的量就会定得高。可实际产量没有那么多，这样国家征购后，很多人民公社的粮食就不够了。很多人因此挨饿。四是“瞎指挥风”。什么事都瞎指挥。比如，种粮搞密植，插的秧一棵挨一棵；小麦播种时，一亩地一下播下去200斤种子。五是干部的“特殊化风”。借着“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这股“歪风”越刮越严重。“五风”盛行，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我国农村地区普遍严重缺粮，农民生活非常困难。这一时段，大致是从1959年到1961年。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三年困难时期”。
这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伙食上。1959年，我刚进大学时，学校伙食还行，米饭、肉、蔬菜，较为丰富。慢慢就不行了，到1960年初，学校开始搞定量了。当时规定，每个学生供应27斤粮。坦率讲，这个标准已是相当不错了。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所以待遇高人一头。据我所知，那时普通城市居民每月就只有十几斤；农民则是普遍挨饿。
在大学，主食是米饭、馒头；菜主要是空心菜。几乎每天一进学校食堂就能看到一大盆子空心菜，完全是水煮出来的，上面找不到一滴油花。用现在健康饮食的观点看，吃得够健康了，当时却是很无奈。空心菜产量高，真是救了好多人的命。还有就是一种叫“瓢儿白”的蔬菜。吃下去，肚子倒是感到撑。可没有油，也没有营养，所以很不经饿。为给大学生加强营养，国家规定，每个月提供半斤肉。实际却不给肉，而是每个月学校都会发给每位同学一个向苏联出口的猪肉罐头。那时候，领肉罐头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大家都是翘首期盼。每次拿到罐头，大伙几乎都是几口吃净。然后，这一个月就再闻不着肉腥。
星期天更加难熬一些。没有课，学校中午不开伙。早饭时，就把中午的两个馒头领了。很多同学当场就把馒头都吃了，然后就得挨到开晚饭。我的办法是，跑到杜甫草堂的竹林下，花3分钱泡上一杯茶，一边喝茶一边看书，一待就是一天。至今我还觉得奇怪，难道看书真能让人忘却“饥饿”？
吃不饱，大家除了硬扛，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班有位黄姓同学经不住饿，到一个村子“偷”来一个小南瓜，用茶缸子煮熟吃了。这事被人发现了。他说自己没有偷，南瓜是人家收完后丢下来的。因为这件事，他被学校开除了。我就感觉，当时整个社会气氛都不正常。最不能理解的是，吃不饱肚子，还不能讲。谁要说吃不饱了，就被批判。我们班开过好几次这种批判会。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对农村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1960年11月份，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就是“农业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中提出：“今年（指1960年）冬天，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彻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摸透。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调整人民公社政策，反“五风”，就要整风整社。
救命的半斤粮
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当时四川省委就组织农村工作团下去整风整社。我是学农业经济的，专业对口，被抽调到工作团。我所在的工作团，带队的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女处长，40多岁，文质彬彬的。队员，除了我的大学同学以外，还有四川省法院系统的几位干部。工作团被分配到绵阳县（现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公社申家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我被安排到四队，负责领导四队的整风整社活动。四队一共有30多户人。
到了四队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社员增加口粮。当时工作团有一个规定：进村后，看到人均每日不到半斤粮食的，要保证供应半斤粮。我记得四队当时是四两八钱谷子（稻谷）。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四两八钱”不是十进位制的，是十六进制的。按十进制折算，那个“四两八钱”就是“三两”。我们当时27斤米一个月，一天能有九两，还总是饿得慌；农民才“三两”一天，大家能想象他们会饿成啥样子！
四队的公共食堂吃得很差。每一顿，食堂将连稻谷壳一块磨成的面，加一些菜熬汤。菜有两种，胡萝卜和红薯叶子。村里一块地种了胡萝卜。食堂每天挖一些胡萝卜，把它剁碎，加到汤里熬。因为数量都是有限的，两种菜只会掺一个，掺了红薯叶子就不掺胡萝卜了。哪是什么饭，就是一锅汤。唯一实诚点的东西，就是下面沉淀的那一点胡萝卜碎。每个人都用一个土钵子（盛饭用的器皿）打饭。钵子边很厚，有十五、六公分高。每人的每顿饭，就是这么一钵子。清汤寡水的，就这么喝下去。我就听说，之前四队有几位年轻小伙子实在挨不住了，跑新疆去讨生活了。
营养严重不足，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四队的农民也没有幸免。他们脸肿了，脚也肿了。用手指往小腿上一摁，就是一个白坑，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慢慢地恢复起来。每个人都是有气无力。严重的营养不足，对妇女的身体健康影响更加明显。当时几乎所有中年妇女们都有子宫脱垂的问题。妇女们干活的时候，子宫就容易掉出来。她们就找个隐蔽的地方，用手摁回去。想想当时的情况有多惨。
没有办法，社员就只能去偷。偷东西一般都在晚上。而且还有一条“江湖规矩”：不偷本队，都是偷别的生产队。为了治偷，每个生产队都会组织专门的人员进行巡查。“偷”还有一个特点：只会是妇女去偷，男人不去。因为干部抓到后，见到男的就会揍上一顿。对抓到的妇女，比较宽容一些。而且，妇女们还有一个办法，由不得你不放了她。如果她们偷时被抓到了，就立即脱裤子。妇女们通过这种牺牲尊严的办法来逃避惩罚，现在说起来有点心酸。可要不是万般无奈，谁又会愿意这样干？肚子饿了有什么办法，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大悲哀。
农民煮食偷来的粮食，一般选择夜深人静时，用一个瓦罐放在自家灶上煮。所以，那时抓小偷，也有个诀窍，看哪里、哪家冒出烟气，就赶紧去抓。
关于抓小偷，我还做了一件至今让我心存愧疚的事。我是1960年冬天到的村。那时正有蚕豆。那次是我跟随两位村干部一块半夜巡查，一位干部发现有户人家向外冒热气，就推门进去。看见一位妇女和俩娃，正围着一个煮着蚕豆的瓦罐。见到我们进来，他们吓了一跳。很快就向我们央告求情。因为都知道这是被逼无奈才做的，所以我们对她没有采取什么处罚手段，只是一位干部把瓦罐随手提走了。从她家出来，两位干部一边走，一边吃蚕豆。还拿了一把给我。蚕豆半生不熟的，我也吃下肚子了。这件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就老犯疙瘩。每每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心里都会隐隐作痛：总感觉有一点反胃，感觉自己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陪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去绵阳市考察。到了一个考察点，我看到不远处的山脊形状很似当年的四队所在地。我就询问起当地的同志，要求他们领我去这个村看看，我当时很想去给那位妇女道个歉。地方的同志说，找不着了，那个村已变成城市了。我不由感慨起世道变迁，沧海桑田了。
到四队后不长时间，我就把村里的基本情况摸清了。我将严重缺少粮食的情况向公社报告。很快，上面就批下来购粮指标，每人每天半斤米。指标有了，我们又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没有钱去买。
贷款又贷不到。这可怎么办？我就跟农户商量办法。有村民就建议割茅草卖。据村民讲，城里有一个国防厂子，是一个很大的军工厂。每年春节后都要大量收购当地的一种茅草。这种茅草的杆很硬，有大半个人那么高。四队有几座小丘陵，山上的林子里盛产那种茅草。我就发动农户去割草，然后拿去卖。不曾想，厂子的人说，他们不收。当年我毕竟年青，很有闯劲。想着这么多乡亲等米下锅，我决定自己再去找厂子的领导说情。
在传达室，我就正式地讲，我是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团的，要找你们领导。门卫一听是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团的，就赶紧向上报告。厂长就来见我，看见我是一个小青年，有些吃惊。我就跟他说卖草的事。他说，现在还不到时间。我就央求他，“大伙都等着要吃饭呢！好不容易政府把补助粮指标发下来，可我们没有钱。”“到时间不到时间，你们早晚不都是要收，现在收就是了。”磨蹭好半天，这位厂长人还不错，他终于答应收了，而且还把收购价格提高了一点。用这个办法把买粮食的问题给解决了。
有了粮食，四队食堂的伙食有了明显改善。此后，早饭那一顿每人是一两标准，午饭和晚饭一个人是二两（十进制）。虽然饭的内容没有丰富，还是用稻谷磨成的面，掺些胡萝卜，或红薯叶煮，但实在了，变稠了。原来一钵钵汤，上面就是清汤，胡萝卜都全沉下去了。自从粮食分量增加了二两，胡萝卜就悬在半中央。这样，喝起来就有感觉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四川省委决策很英明。因为有了这么半斤粮，保住了不少人的命。我经常都想，要是不及时解决这件事，再拖上几个月，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有那半斤粮食之前，村里的浮肿病很厉害，状况比较惨。很多农民，特别是病得严重的年轻人，坐下吃饭时会突然一下就趴在桌子上，口里不停地流出清水。如果不及时止住，流到一定程度后，人就没救了。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就赶快嚼碎一些胡萝卜，塞进他（她）嘴里，并想办法让其咽下去。能止住了清口水，人也就能活过来。
如果光是脚、腿和脸肿，问题还不大，人还可以继续干活。如果是肚子也肿起来了，而且肿得发亮了，就比较危险了。对这样一些危重病人，我们将他们集中到“医院”，提供“营养餐”。“医院”其实不是真正医院，就是村子的一个僻静山沟里，有几间房，供他们集中休养。给他们每人每天增加一碗糠麸、一点糖，就是加强营养。这既是照顾他们，也是躲避上边的检查。上边有人来检查就把大门关上。我现在想，从我去的四队看，幸好有“十二条”，幸好有省委工作团，幸好有半斤粮，不然一切都不堪设想。
那时，我也浮肿了。但生活还可以，没有农民那么困难。学校照顾我们，给下乡的同学做了一些面饼带上，作为在乡下伙食的补充。我记得，我从区政府去用扁担挑回来两篓面饼，然后藏在所住民房的一个隐蔽地方。两三天后我一次外出开会，回来后发现面饼全没了。原来社员趁我不在，全给吃了。工作队还有办法改善伙食。周日，我们就约到绵阳县城的饭店，吃上一顿好饭。我们有粮票，每人是27斤。在村里吃饭，每天只需交半斤。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拿到饭馆用。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公社就会召集工作队的同志去开会。开会时就会留下大家吃一顿饭。公社将供销社收购来的死牛肉拿出来招待我们。开会是个名义，实际就是改善一下大伙的生活。
整顿干部作风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整顿干部的作风。当时，公社里经常批斗一些村干部。有些干部的行径，确实比较恶劣，不只是一般的“瞎指挥”，还打人、骂人。四队干部比较好，之前也打过人，但都打得不狠。在生产队里面，干部本身就很难搞什么特殊。如果真有什么“特殊化”，那也是逼出来的。
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之前，有一个发动群众揭发干部问题的过程。我们组织农民学习文件。文件除了有“十二条”，还有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一共六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致各级生产队长的一封信》）。是写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主要意思是不要听干部的瞎指挥。这些讲得很好，都讲到了群众的心窝子里。都说，毛主席是对的，是下边的和尚把经给念歪了。社员一听就火了，所以就开始恨村里的干部，揭发他们的事。真正发动起来过后，我们看到苗头不对，又赶快刹车，让有问题的干部主动做检讨。
申家大队的一位干部做了一件比较恶劣的事。据老百姓反映，之前有一个妇女坐月子，躺在床上不出工。他拿起一桶凉水就向床上泼。后来工作队研究，考虑要将他列为批斗对象，撤他的职。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找工作队求情。我记得，他一边哭一边说，自己这种恶劣行为很不对，对不起农民，对不起社员。但他也是没有办法，公社布置下来任务，如完不成任务，他也要被拉去罚站、打耳光。他也是被逼的。
等他走后，带队的工作队长就跟大伙说：“算了吧，都是上边逼的。别批判他了，也不撤职了。”其他人也觉得是这样。队长还讲了一下处理干部作风问题的大致办法：各个村的干部、队长，如果有打人的就要开一个会，让他们在会上做一下检讨；检讨完后，赶紧散会，不让大家闹起来。
四队有打人的事，我就要求那位干部开大会时向群众作检讨。正式开会时，他刚作完检讨，我马上宣布散会。这时，有些社员不干了，还要批判他。可我是省里派来的工作团代表，很有威信，宣布散会了，就结束了。散了会，还批判个什么呢。这是保护干部的一种手段。
设法发展生产
老实讲，刚开始进村，看到情况那么困难，我还真有点看不到希望。但有一个方向，我内心是很明确的：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怎么发展生产，是我进村后考虑最多的一件事。在清理“一平二调”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发展生产的抓手。
清理“一平二调”，就是刹“共产风”。具体来讲，就是将原来公社平调来的社员家、生产队的锅、盘、碗、盏、农具之类的东西，政府拿钱进行“退赔”。是生产队的东西，退赔给生产队；是社员的就退赔给社员。毛主席当时说，“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十二条”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这个事情。我就将这些文件的意思说给社员们听。我发动大家尽量多说一些，多要一些钱。最后总共退了多少钱，我记不得了。
受家庭影响，我深深地知道好农具之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我发现当时四队的农具很差，社员的农具也不好，尤其缺两样东西：粪桶和木盆。我问他们怎么能够增产。他们说，插秧时，栽包秧是关键，不能插白水秧。什么是栽包秧？简单讲，插的秧的根部裹着粪土。正式插秧时，将秧苗在装有粪土的木盆里蘸一下。配粪土很简单，用肥料和稀泥拌在一起就行。栽包秧，秧苗的根部包了一块肥料，从小营养足，产量自然就会高。
那时候没什么化肥，增产就靠这了。我早早就跟乡里供销社讲好，让他们多进粪桶和木盆，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农具。粪桶下来之后，我发动四队的农民到绵阳县城挑粪，到机关厕所去“偷”粪。我讲，这季不准插白水秧，要保证百分之百地插包秧。农民高兴得很。有位老农直接就说：“插包秧的话，我们的产量不说翻一番，至少翻大半番。”我们下手早，等到其他的生产队再去乡里供销社买时，已经没有什么好农具了。其他生产队的社员都说，“哎呦，四队要吃饱饭了。”
真正插秧时，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采取了“激励责任制”。我将每人半斤口粮的一部分拿出来，专门用于奖励插包秧的人。一块田指定由一户负责。这一户要保证栽包秧，生产队再按面积补助这户一些粮食。那年的情况是，四队在大队完成得最早，而且栽得还都是包秧。
那年春季，乡里到四队开了现场会，让其他生产队向我们学习。其实，学习什么，开现场会也不管用。没有粪桶掏粪，又没有木盆，啥都没有，别的队能插包秧吗？我们都是年前就做准备了。当年四队的群众很感谢我，觉得这娃还不错。这是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到1961年5月份，我回学校了。具体那季产量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四队的产量肯定要比其他生产队的高，而且会高很多。
清理“一平二调”时，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当时，我就琢磨着多为四队要点钱来。我偶然听到一件事，使我眼前一亮。四队原本有一个池塘，因为用作挡堰的一条很长的条石，被那个军工厂给拉走了，池塘就垮了。水一下冲下去了，冲坏了四队的几亩好田。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我就直接找那位厂长，说了这事。开始他还推脱，称不知道有这事。后来，承认了。问我怎么办。我赶紧讲，赔些钱。经不住我的好说歹说，他终于同意了。不久后，四队拿到了赔款。
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
再接下来，就是落实“十二条”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简单讲，就是落实“三包一奖四固定”政策。“三包一奖四固定”政策，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一套管理办法，就是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和定土地、定劳力、定农具、定牲畜。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是以乡为单位统一核算，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只是个生产单位，没有核算权。后来就改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就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是当时要求必须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如果要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了，当时那是绝对不行的、不允许的。
因为山区不像平原，农户居住分散。在山区，一个大队会分成很多生产队，大队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政策。“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四固定”，这个生产队土地只能由这个队种；劳动力就是这些人；耕牛、农具也是固定给生产队。“三包”是包工、包产、包成本。这个生产队核算多少工分，就要达到多少产量；根据种子、农药、化肥需要多少，核定成本。最后一个就是“超产奖励”。如果超产了，除保底范围那一部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就由生产队自己分配。这就调动了生产队的积极性，比原来全公社统一核算就强多了。
自己劳动付出能获取相称的收益，劳动者才有积极性。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根本不需要多讲。这项政策相对于大公社统一核算进了一大步。
现在回头来看，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主要在“左”，而且还互相攀比：你比我进步，我比你还要进步；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随之而出现的就是“瞎指挥”现象了。
值得注意的是：与“放高产卫星”相反，当时农村地区大量出现“瞒产私分”的现象。这一现象几乎伴随了整个人民公社时代。为少缴些粮食，饿怕了的农民，包括一些干部想尽办法隐瞒产量，把粮食藏起来；甚至一些地方农民和生产队干部，打了粮食就私分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怪社员和基层干部，要怪就怪“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不“深窖瞒藏”能行啊？农民这种“瞒产私分”的行为是在保护自己的产品，但这种行为对人民公社及“统购统销”的运行产生了严重影响。所以毛主席当年说它“既对又不对”。“对”是因为“它的土地，它的人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你不用等价交换，它抵制，这是保卫它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生产队为什么私分，你不让他公分嘛!”；“不对”是因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尽管如此，在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反瞒产”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为此，很多生产队干部挨了整。
不可否认，“三年困难时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就我去的那个村子来看，主要还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更多是因为当时的农村政策不对头，因为“五风”盛行。“五风”根源又在“左”。谁都想当先进，都在攀比，怕当白旗。这样，越“左”越革命。毛主席对这件事，观察得还是比较早，所以下定决心进行纠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是及时纠正了这个事情，后果真不堪设想。
农业六十条
插秧过后我就回学校了。
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个《条例》从草案到最终定稿，经过了一年多时间。
“农业六十条”第一个决定就是进一步明确下放核算单位，把基本核算单位改成生产队，不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政策。这样，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实际上就被架空了，生产队变成了经济实体。“农业六十条”还明确，这项政策30年不变。这件事，让社员们非常高兴。其实，之前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应该这么做，但大家都不敢说，主要怕说了之后被认为是右倾了。
第二个决定就是取消公共食堂。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办起了公共食堂。党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都是支持办公共食堂的。当时中央的文件，领导的讲话，包括老师在我们大学课堂讲课，都讲，“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农村社会主义的一块阵地；如果没有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就要垮。”所以，谁要反对公共食堂，要说公共食堂不好，谁就要变成白旗，就要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要挨批判。
当年，毛主席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下决心要取消公共食堂。解散公共食堂文件用词很巧妙，并不是明确讲“解散”。一直说它是“心脏”，是“社会主义阵地”，这怎么能“解散”。当时就这样讲，“根据社员的自愿，可以办可以不办；也可以农忙的时候办，农闲的时候不办；也可以几个人愿意办，几个人办。”老百姓都不愿意办，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解散了。
这两条是“农业六十条”的最成功之处。如果没有这个“六十条”，我看，困难时期不能这么快结束。
取消公共食堂，还带来了一个问题。锅在大炼钢铁的时候给砸了，各自开伙的农户家里没有锅。那时候，国家就大量生产锅。
农业生产迅速恢复
1960年年底和1961年年初，通过贯彻“农业十二条”，注重反“五风”；1961年的下半年，贯彻“农业六十条”，取消公共食堂，下放生产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一些由于“左”带来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纠正和解决，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了。
我记得，大学每年放完寒假开学时，回校的同学都要开会讲农村的见闻，包括农村的大好形势。1962年春节后回来，就是1963年初，班上有一位同学讲回去看到农村形势如何好时，说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妇女。他说，去年（1961）回去时，妇女都是两头粗（因为得了浮肿病，脸和腿都肿了）；今年回去时，是中间粗。大伙开始没听明白，想了一下，都明白了，中间粗是因为都怀上孕了。大家哈哈大笑。
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有一个大政策功莫大焉。这项政策就是自留地长期不变。人民公社之前，每家还有一块自留地。初级社时，很大；高级社时，还有点；进入人民公社，生产资料都是公共的，农户就没有一点自留地了。
“农业六十条”又给每家每户划上一大块自留地，而且也是长期不变。重新有了自留地，农民拼命地种。自留地的产量，要比公社高出几倍。别看是一块不大的地，当年真是解决了农民的大问题。产量非常高，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是有了大依靠。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有个说法“在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上打冲锋”。这又是后话了。
当时也有一些人不赞成的。讲人民公社的优点就是“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公”是公有化程度高。当时就有人讲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大队是退步；后来再下放到生产队，实际上把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都给架空了，更加倒退一步。为此，有人狠批这是“倒退路”，但那些都是“左”的思想。
总之，“农业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贯彻实施，一下把农村的发展形势给扭转过来；有了农业生产的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也好转了。从此，我们国家农村再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那种状况。如果没有“农业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现在中国会是个什么情况，真不可想象。不管怎么讲，毛主席当年很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