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情愿地建了初级合作社

之后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分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1953年的12月份，中央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要发展合作社。发展合作社是这么一个过程，先是初级阶段，把常年互助组转变为初级合作社，然后再转变为高级合作社。

大伙觉得互助组很管用，对其也很满意，觉得没有必要改。直到1953年底，我们村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那时候我已经到县城上中学，平常都不在家。

我记得这么一件事。1954年暑假回家，大概是7月底8月初的一个傍晚，大伙都在村里场坝的大树底下乘凉。乡里的一位干部找到三哥。三哥当时是村民小组组长。这位乡干部说：“你们这个常年互助组搞得好，是不是可以先搞转社，转成合作社？”大家就问，怎么做？他讲：“把土地和农户合起来，就不分你们家、我们家的了。”“第二个，活路大家一起做。”（活路就是干农活）。“打了谷子大家分。”“做得多的多分，做得少的少分。”这几句翻译成文件的标准语言就是：“土地入股，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听完，大家七嘴八舌地就议论开了。年轻人喜欢在一块，就有说好的，“原来光插秧、割谷子在一块儿干，现在可以天天在一块儿干。”年纪稍微大一点儿的，都反对。此外，家里劳动力强的，土地多的，庄稼做得好的都不赞成。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秦本正老婆也反对。她说：“按你们的方法，是多劳动者会多得，少劳动者会少得，我们家没有劳动力，不合算。现在我请人帮忙插秧就够了。”她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件事就这么谈了一次后，就很长时间无音讯了。平常大伙还时不时地议论它。一个总的感觉是：当时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赞成，包括我爸和三哥。所以直到1954年寒假我回家时，村里还是没有动静，仍然原来的互助组。

1955年暑假我回去时，情况就变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场坝乘凉。一位在乡里当文书的人告诉大伙，上边要马上把合作社搞起来，大家都要入社。他说：“毛主席对不搞合作社不满意，都生气了。”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现在想，他们应该听了相关中央文件精神的传达，“要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几天后，乡里又来人了。我是碰巧在路上听了他们一耳朵。他们讲，谷子快成熟了，这次就别一家一户自己割了，要赶紧合起来。当时，村民们都很紧张。

有天晚上，村干部在场坝商量这事。这里多讲一句，当年村干部从来都是开门开会。开会时，从不背着老百姓，谁愿意来听都可以，而且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发表意见。“别的村都开始搞了，我们村也要搞。”“看来合作社是非搞不可了。”“这一季谷子都快熟了，还是各家各户吧。”村民商量的办法是：把这季谷子收了后再搞。村干部认可了这个办法。我感觉到，当时包括干部在内的所有村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必须搞；第二想办法再拖一拖。所以，那一年直到我下半学期开学时，我们村的合作社还没成立。

具体怎么成立合作社，我没在家，就不知道了。但我那年（1955年）寒假回家时，就有合作社了。其实，还是原来那十几户，只是将互助组名头改为初级合作社。

合作社是怎么组建的呢？我了解了一下，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农户将自家的土地、耕牛和犁、耙等大农具入股。开始时，上边政策是要根据田的好坏来配股的多少。后来大家就不按这个了，就只按面积了，一担田算一股。当时是以量定亩，产一担米的田就算一亩面积。那时单产不高，要按现在一亩地667平方米标准，实际亩数可要大多了。一条成年耕牛算3股。牛入股后，还由原户主负责饲养，但使用就归合作社统一调配了。犁和耙算零点几股。

我家总共是13股。虽然之前我家地田总产达17担。但产量高不算，加入合作社时，只给折算成十担。家里耕牛、农具共算成三股。

第二件事是计算劳力。劳力分为整劳力和半劳力。劳力干活，合作社记工分。成年男劳力一个工就是十分；成年女劳力一个工就是八分；十五六岁的孩子是四分；再小的娃儿只要干活，就给记一分。

那年暑假在家，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天刚亮大伙就会出来干活。这次却发现天大亮了，各家各户都还没什么动静。一问，他们说：“队长还没打招呼呢”。我感觉这是一个大问题，所有的人都变懒了。怎么会这样？因为要统一出工，头天村干部就作出安排。三哥是社长。头天晚上安排活时，三哥就会拿着话筒喊，“XX家明天在XX地方干XX”，“要带上XX农具”。真正要出工时，大家都在等，扒门缝看别人出来了没有，你出来，我才出来。这种变化非常明显。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母亲仍然还是老的作息规律，从不睡懒觉，天一亮就起床，然后下地。但她打理的是家里的自留地。当时，所有人都有一块自留地，用来种点菜什么的。我爸就种点烟叶。其他村民家也是类似情况。总之，各家都对自留地照管得非常细心，仍然到处捡狗屎、牛粪，给地增肥。

那时大伙就有“挣工分”的概念了。我有一个侄女。当时她也就十一、二岁，读小学，也要去出工。因为小，她的工分是两分。她不想去，大人就骂：“没有工分，吃啥？去给我挣点工分回来。”记得有一次锄地，她实在锄不动，累得直哭。别人说，干不动，回去嘛。但她就是不走，说：“计工的还没来。”当时，每天到快收工之前，村里的记工员就会到各处看一下，今天谁出工了，就记上名字。如果记工员没来，你走了就等于白干。等记工员一走，大家就立刻收工走人。这个情况，大伙都心知肚明，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懒得说什么。

谷子打出来后，分别堆在村里的五、六个场坝上。为了防止谷子被偷，村里配了一名专职保管员。保管谷堆是用“盖石灰章”的土办法。用一个小木头箱，下面做出很多小孔，整体会呈现出一个形状。用时，装上一些碎石灰，到谷堆上摁一下，谷堆就会印上某种形状的石灰图案。谷堆一般是松垮垮的，一碰就会塌掉。所以，只要看到印子图案变了或没了，就可以推测有人动谷子了。这时，就会发动大伙去查。

分配很简单。公粮卖了之后，按占到的股份和记上的工分来分。股份占到总量的20%，工分占到80%。由于工分占到了大头，劳力多的农户家就能多得。像我家这样的劳动力多，人又勤快，出工多的，分到的粮食自然就多。可劳动力少的农户，就不行了。比如说秦正本家，就不够吃了，当年就到我家借粮了。可之前还是互助组的时候，她家可从来没有借过粮。

老实讲，从总产量上看，初级合作社时期并看不出大变化来。打完谷后，场坝上一座座大谷堆，还是那样壮观。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很多。出工，天天要喊，喊了也是慢腾腾地出门。大伙都在比，比你先出还是我先出，只有看到有人出了我才出。干活时，记工的人一走，自己就跟着走人，回家搞自家的自留地去了。
 

三、被强迫转为高级合作社

1956年，我在县城上了高中。暑假回到家时，听到村干部开会说，要转高级社。我记得，有位工作同志到村里来参加了，会上念了一个文件。后来我才知道，念的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示范章程》。

高级合作社，跟初级社比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是变大了。把一个行政村变成一个高级合作社。原来我们村十几户人的互助组，变成了高级合作社的一个生产队。而且所有人必须加入高级合作社。当时的政策是：初级合作社一律要转，全村都转；每家每户必须入社。互助组和初级社时，农户是可以不入的。

第二个是取消了土地、耕牛和农具分红。

第三个是开始搞统购统销。就是交完公粮后，还有交余粮任务。必须把公粮和余粮卖了才可以分粮。取消土地分红，反正占到的股份不多，大家意见倒还不多。就是余粮这个事儿，可炸开了锅：“我们本来就不够吃，还要卖余粮？”村民们当场嘀咕抱怨起来。村里干部讨论具体哪个队交多少粮，大家觉得无所谓，反正全村统一分配嘛。

我不知道我们村具体什么时候入的高级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大家仍然还是采取拖延的办法。当时大伙的想法仍然是，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季是一季。

后来我去县城上学了，高级社具体什么时间成立的，我不清楚了。只是我们村变动过程是：原来互助组，变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生产队。我们村的叫双岭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的农活由社长统一安排。干部每天晚上都要开会部署第二天的劳动任务。每天生产队的记工员将队里的记工情况报到村里会计那里登记。我们是山区，集中劳动有难度。这样社里决定，还是各个生产队负责，但会抽调一些劳动力去建设水利工程之类的活。我记得，老家有一条山间水沟，要修一下，这样下边的田浇水就方便了。社里要求各个生产队的都派人参加。讨论时，其他生产队就嚷嚷，不愿派人。有人还讲：“我们到你们这个队干了，你们又不到我们队干。”后来，乡领导就说：“你们吵什么吵，反正都是统一分配的，他们那儿的也不是他们分。”大伙一想也是，反正在哪儿干也是一样的，就不吵了。

初级社到高级社同样也看不出大变化，只是群众的意见更多了。

1956年，我暑假回家，就经常听到有村民在歇凉时大发牢骚。有一天晚上，就有村民说：“这个办法不怎么样。”这时，有人警告说：“中央都撤人（邓子恢）了。你们说嘛，到时候走不脱（脱不了关系）。”那个年代，村里没有收音机，也见不到报纸。这些消息究竟怎么来，我是不知道。后来，乡里派人来，“警告”大家不能再发牢骚。村民们仍免不了不时地讲几句。当时村里的氛围还好，群众与村干部关系很融洽，村民不“怕”村里的干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如果有上面（乡里）的工作同志在，大家就不再说了。可工作同志一走，大家就又七嘴八舌说不好。这就是大伙对高级合作社的真实态度。所以要问我看到的高级合作社究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老百姓明显有抵触情绪。

 

四、两条道路大辩论

1957年学校放寒假，我回去了。当时全国农村都在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城里是反右，农村就搞两条道路大辩论，这也是农民自己的说法。

大辩论就是批斗说怪话的人。我们村批斗谁呢？好像是姓秦的富裕中农。可能是我们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只好批斗他了。在村里开批斗大会，干部就上台讲诸如“我们不能忘本，我们要跟共产党走”，“合作化是好”，“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类的话。批斗时，有人要求扣他的工分。但后来也没有真扣。搞了一两次后，就天天晚上开大会，还批判别的地方的事，像我们还批判湖南、湖北的一些事。这批评得有点远，但也转移了矛盾焦点，使得乡邻们少了批斗之苦。

两条道路大辩论时，也跟反右斗争一样搞引蛇出洞。我听我妈讲，两条道路大辩论时，开始会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开会，要大家给合作社提建议，说合作社有什么不好。有些人不明就里，就真说不好。大伙就从“说坏话”的人挑出成分高的作为批判典型。

我家里没有人挨过批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家里人都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母亲就说，我们家人开会的时候都只说合作社好，所以就都没事。她一个文盲，却把大形势看得清楚。

经过两条道路大辩论，就再也听不到说合作社不好的声音了，再也没有听到谁发牢骚，包括乘凉的时候。这就算把高级社巩固住了。

分配上，高级社作了一项大改进。我不知道别处是不是这样，我们村是这样的。按政策谷子收割后，应完全按工分分。后来因为交粮多，粮食不够了，就作了变通，先拿出一部分按人头分，其余的按工分分。这样劳动力多的家庭就吃亏了，而劳动力少（家里小娃多）就占便宜了。像我家，可恼火了。我们家孩子少，自然就分得少，甚至不够吃了。反而秦本正家又不找我家借粮了。谷子不够，家里就又像解放前那样吃红薯。母亲更加精打细算起每顿饭来。每季粮食分下来，母亲都会用事先做好的竹筒分装好。每次做饭，不管多少人，就煮一竹筒，绝不多拿，不够，就用红薯、南瓜、野菜等，把肚子填饱。

为了能多分点粮，三哥还动了一次手脚。三哥是村里的会计，就将我偷偷算成一个人头。我当时在外读书，每学期都有助学金，国家供应口粮。“在外面读书的也算人头？”很快就被村民发现了。三哥为此检讨了一番。结果是，我又被剔除了。

我家还有一个粮食来源。因为三哥是村干部，乡里来人通常到我家来吃饭。他们吃饭不给钱，就给一个四两米的饭票。饭票是乡里用油印机印的，相当简单，四四方方一小片纸，上面印着“大米四两”四个字。凭这就可以到乡里领回四两大米。那段时期，大家都希望工作同志到自家吃饭。其实，在互助组时期就是这样。但当时不缺粮，所以没有人在乎。我记得，之前都给小娃当纸片玩。自从进了合作社之后，母亲每次收到饭票后，都会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保存得好好。攒到三五张之后，赶紧就去乡政府领回大米。
 

五、“大跃进”人民公社

两条道路大辩论一完就大跃进了。大跃进中，农村是兴修水利，城里是大炼钢铁。1958年上半年，场面是热火朝天。

我们那边有一个地方叫水井沟，要修一个小水库。全村的男女老幼齐上阵，都带上工具，天天在那儿干。我记得，1957年寒假回家就已在修这个水库。为表示我们村很积极，当年大年初一，大伙都要干半天活儿。

当时我读的中学也建了几座炉子炼钢铁。1958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我白天挑煤炭，在学校参加炼钢铁；晚上去夜校教搬运工人识字。

炼钢铁的方法非常粗糙：把碎铁放炉里，下面烧炭。我们村没有炭，就到山上把树砍来当柴。不难想象，这能炼出什么玩意，根本就不是什么钢铁。

暑假虽然没有回家，但开学后不久，我回去了一趟。因为夏天干活太累，我身体垮了，回家歇了几天。我就看见村民们天天在炼钢铁、修水利，反而不怎么去干农活。

当时全国正在大力搞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底，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这个决定出来后的两个月内，全国一下就全面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我们村的公社怎么建起的？我不清楚。但1958年下半年，我先后三次到过一个叫“一碗水”的公社。用现在的话讲，我是去搜集创作素材。当年写诗是一种社会时尚。我是位爱好者，常给学校写写诗、歌词和歌曲。那三次，我是和两位同学一起去体验生活。正是有了这三次下乡的经历，我能近距离地观察人民公社。

当时，基本上是一个乡建成一个人民公社。一个乡的劳动力则组成若干个兵团，男女分别编排。兵团都有自己响亮的名字，有些很革命的，比如叫东方红兵团、战斗兵团；有些比较实在，叫畜牧兵团、水利兵团。公社来统一调动“兵团”，修路的修路，挖沟的挖沟。乡里的供销社则转为了人民公社的供销部，信用社转为了信用部。

第一次去时，“一碗水”人民公社刚建成不久。那时，到处都标语。人民公社统一干活。你是哪个兵团，你天天去就是了。没有工分，可大家劳动积极性还是蛮高的，排着队上工地，还要喊口号、唱歌。大伙吃公共食堂，而且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吃。由于吃公家饭，每个人每餐都会敞开来吃。这次去，我记得吃的是干米饭，还有炒菜。当时感觉人民公社真不错。

两、三个月后，我第二次去。那次我主要去看他们的养猪场。因为当地报纸报道他们建了一座“万头猪场”。在那个年代，万头的规模足够震撼人心了。到现场一看，我发现不到200头猪。我就问陪同的公社同志，“这没有万头啊？”他就讲，其他地方还有呢。等这位同志一走，猪场养猪人就讲，“哪还有什么别处，就是这么多。”他告诉我，公社不准各家各户养猪了，就都合到一块儿了，这就是“万头猪场”。这次吃中午饭，吃得明显就比上次差很多。没有米饭，只有蒸熟的红薯。红薯装在用竹子编成小篓里，一篓一篓的。吃完了一篓，可以再去提一篓。

第三次去的时候，具体日期也记不清楚了，但还是在1958年。也说吃饭的事，这次同样没有米，还是红薯。就只给一篓，吃完就不让再拿。那次我是根本没吃饱。
 

六、50年代的供销社与信用社

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大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上面说的都是生产合作，其实还有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我还要讲讲这两项合作。早在组建互助组时，我们国家就以乡为单位组建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了。我们乡开始只有供销合作社，没有建信用社。供销社设了一个信用部，后来才独立成为信用合作社。这两种合作社对当时生产恢复发展时期起很大的作用，老百姓是真心拥护的。

我记得，解放后我们乡供销社在集镇上建了一个货栈。各家各户有什么东西要卖，就拿过去，什么米、鸡蛋、小菜、柴火，都可以。要是以前，就只能卖给镇上那些人。如果不好卖，价格就降得太低；万一到晚上还卖不掉，就得背回来，有些人为了省麻烦，干脆白送人了。有了这个货栈，村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货栈会敞开收农副产品，价格还给得比较好，比原来价格高很多。货栈收货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四点钟。这时就将收到的各种货装船，运到万县县城。当时县城有30来万人，需求很大。农产品价格就被抬起来了，而且还不愁卖。

我印象最深的是，把鸡蛋价格抬起来了。农村过去都是拿鸡蛋换盐巴。之前20个鸡蛋换一斤盐，还差一分钱。盐是一斤一毛七，鸡蛋是八厘钱一个。但自从有了那个货站供销社后，只用10个鸡蛋就可以换一斤盐巴了。

供销社还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推广好的猪种。原来我们那儿猪种不好，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的老母猪。经过多少代了，退化得严重。供销社就从别的县养猪场弄些好猪种来。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猪，需求大，供应不来，供销社规定，一家就分两个小猪仔。如果有农户没有钱买小猪仔，怎么办？供销社有信用部，可以贷款给农户。后来，信用部从供销社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信用合作社，但分开也在一块干活。

推广新式秧田。我们那儿过去是很大的一片秧田，不容易弄平，一块地是有的地方旱，有的地方涝。新式秧田，将大田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小就容易弄平。供销社不具体帮你干活，只是示范、技术指导。大伙儿跟着学就是。

推广过一个新品种红薯。过去，我们种的红薯是白芯的，蒸出来硬邦邦的。新品种红薯产量高，而且好吃。

推广鱼塘养鱼。我们那儿有很多塘，大家都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推广养鱼，供销社免费提供鱼苗。供销社根据各户的鱼塘大小，提供相应的鱼苗数量。说起这件事，我还有个“发明”。原先去取鱼苗，都是用瓦罐。那时候正值盛夏，从家到乡政府驻地要走两个多小时。这过程中，因鱼苗太小，路上又不好换水，随着水温上升，很多鱼苗就死了。我想了一个办法，拿一个南瓜，削一个小盖，将里面掏空，再用绳子兜起来，做成一个南瓜罐。南瓜皮厚，里面比较凉快。这样运送鱼苗，成活率挺高。大家都说，这个娃儿有招。后来，乡里面还推广了这个办法。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说起信用社，我的人生转折还与之相关。有这么一件事。

1953年我考上县城初中。我们的学校两个班毕业70来个人，考上初中就两个，我一个，还有一个姓崔的同学。崔同学眼睛不行，体检没过关，就只剩下我一个。录取通知来了，要八块钱，六块钱的伙食费，两块钱的书本费（或是其他杂费）。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拿不出又借不到。通知也讲，如果家里面有困难的，可以请乡里开具证明，申请助学金。但这八块钱，一定得先交，才能报到，之后才能申请助学金。去哪儿找八块钱？老父亲思来想去，决定卖掉一头架子猪。通常情况下，卖架子猪是困难户才会干的事。架子猪秋后就可以催肥，催到冬天就能养成大肥猪，到时就能卖很多钱。我家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报到之前的一天，那天正是乡里的一个场口（大集），父亲带上我去卖猪。刚走到场口，一个老伙计就走过来了，问起老父亲来。

“怎么卖这个猪呢！”

“娃娃要读书啊。”

“说多少钱？”

“八块钱。”他马上从兜里掏出八块钱给父亲，又拿出一个字条（应该是贷款合同书），顶在一块墙面上用笔填上我老父亲的名字、钱数、日期等。他又从下裤兜里掏出一个装有印泥红盒子，让我老父亲摁上个手印。完事后，他说，先回去吧，等以后把猪卖了还我。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是乡信用社的一位干部。

到北京工作后，我在不同场合给很多人讲过这件事。至今我仍会感慨，“如果当时没有这八块钱，我今天会是怎么样，真是不可设想。”当时信用社真是为农户解决实际问题，是真正的“合作社”。1958年之后，信用社慢慢变懒了，那就是后话了。
（本网记者 魏登峰 王翔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