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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一）
2015-09-08 22:56:18 来源： 农村工作通讯 作者： 段应碧
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一）
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二）
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三）
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四）
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五）
1950年6月30日，新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此，中国农村迎来了第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革。
( 一) 迎接解放
我的老家是四川省万县下复兴乡（现为重庆市万州区五桥乡）。这里属于乌蒙山区，山高涧深。那时候，山区的村子都很大。我们村从长江边直达山顶很大一片。村子大，又是山路，我们走完村子一次，得用上整整一天。穷乡僻壤，村子离万县县城也不近，大约九十里路，乡亲们走到县城，也要一天。现在是沧海桑田了，我们村到县城早就通了柏油路，坐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城区中心位置。
解放前，兵荒马乱，大家生活都很艰难。村里绝大部分都是自耕农，有几户佃农，没有地主。每年阴历二月最难熬，在我们那里叫做“荒二月”。当年阴历二月开始，大家就没米吃，只能“饿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四月初，那时“小春”作物如蚕豆就上来了。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粮食，只能到山上找野菜。
我家也不例外。记得那时，我经常独自到山上摘野果挖野菜，什么“麻桑袍”、“水马子”的根、“葛根”、“红子”，各类不少。大家还把“红子”做成粑粑，咬着也有劲。总之，山上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很庆幸有这片大山，靠着这些野果野菜，乡亲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荒二月”。
我1940 年出生的。打祖辈，就一直务农。我因为年龄比较小，解放前没出过远门，基本就是在村里范围活动。
日子虽然很苦，童年记忆却不都是苦涩。那时，我放牛时都带几个红薯，中午牛儿在哪个山头吃草，我就陪在哪个山头吃饭。我还能记得一幅场景，躺在山中的草地上，嚼着葛根，盯着蓝蓝的天空，悠悠地度过一整天。
我6 岁就开始上学了。学校占用一座叫坨溪庙的房子。去学校，要走好几里山路。因为认得字，我从小负责家里写字的事。每到清明，都要给祖先烧供，家里就让我来写祭祀祖先的符。这些字符的基本格式我至今都还背得出来。
穷乡僻壤，山路远隔。解放前，很少有国民党的大官来过我们村。我是一次没有见到。因为是山区，一直有土匪。据村里的老人讲，土匪们很凶狠，进村是抢粮抢钱抢女人。每家每户都有土制的猎枪，平时打猎用，险时保家使。一听到土匪来，就吹起来牛角，大家很快拿走猎枪聚到一块。可能是我们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土匪惦记的，土匪从没来过我们村子。
当时没有“村”这个概念，我们当地叫“保”。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保。我们村子叫下复兴乡25 保。村里最大的“官”是保长，由乡政府指定。保长下面还有甲长，由各家各户轮流当。他们管理着村里的各项事务，当时主要是收粮收捐。
保长、甲长一般是不解决民间纠纷。断理信是我们老家解决矛盾纠纷的民间方法。比如，两家人打架了，或是媳妇跟婆婆闹别扭，聘请乡里有名望有权威的人断理信，判断是非。如果断完理信了，双方都得服气。如果不服气，其他乡亲就不干了。断理信的场所一般都是约在乡里的一个茶馆。输的人还得付茶钱。村里边也有断理信的人。
我经历过两任保长，一任姓汪，一任姓袁。汪保长不是地主，但家里有实力，经常横行乡里。也不知他从哪里搞来一把手枪，别在腰间，整天到处乱晃，欺男逐女。大家都怕他，都躲他远远的。袁保长先前读过书，相对比较好一些。没有听至到过怎么欺侮乡亲。
我只见过一次国民党的兵，还是三个乡政府的兵。他们扛着枪从门口经过，顺手搞了我家树上的李子。我们家没人敢吭声。
丝丝苦涩中带着一份宁静，可能就是我记忆中解放前的家乡生活。
到1949 年冬天，整个大气候就变了。乡亲们并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但总能听到枪声。天天晚上，这里响一枪，那里响一枪。“是不是土匪来了？”大伙有些躁动不安。担心土匪来抢东西，家家户户杀猪做成腊肉。很多猪还没长大，都是几十斤重的小猪。虽然舍不得，但自家吃了总比被土匪白抢走好。做腊肉需要用盐巴腌上几天。那些天大家都到镇上买盐巴。很快镇上就没货了。猪杀了，没有盐巴，家家户户很恼火。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土匪要来，而是解放军在追击国民党的残兵余部。
老家具体是哪一天解放的，我说不清楚了。在我印象中，那年冬天，我九岁，学校提前放了寒假。当天，老师宣布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是大家以后不要再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民党国歌了。
可以说，我没见打什么仗，没看到一支部队来，家乡就这么解放了，我也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
( 二) 成立农会
不久，我们村开了一次很盛大的村民大会。
有一天，村上来了一个浙江人。“共产党的干部来了，”村里传开了。他是乡政府派来的。大家都称呼他“工作同志”。他一口老家方言，村里没有人能听懂。没办法，大家就去找那位元姓保长来翻译，他也听不懂。没有办法，那个干部就比比划划，总算把意思讲清楚了。“现在解放了，政府叫人民政府；还有是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下的新中国。”当时他拿出了两人照片。他告诉大家，以后再遇到土匪，就赶紧吹牛角，这样部队就会赶过来帮忙。
大概一个礼拜后的一个下午，在山梁子上，突然有人咣当咣当地一边敲锣，一边喊：“鸣锣通知，明日下午，袁家院子，召开大会，都要参加，不得有误。”
第二天开会时，村民来了好几百，把小院子挤得满满当当。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村民在一起开会。路远的村民还自带了干粮。
会议宣布了两件事。一是宣布成立农会，村里权力归农会。后来我才知道，全名是叫农民协会。农会有5 位干部。他们都是同村的，但我大都不认得。只知道，农会主任姓秦，原来是个长工。我的三哥也在农会当上了会计。听到宣布名单时，大家一边叭叭拍掌，一边起哄：“长工当上保长了。”
二是宣布“保改村”，因为我们村的基本地形是流入长江的两岭夹一沟，以后我们村就叫“双林村”。
我从后来的种种情况判断，解放前，地下党的同志已经把我们的村里摸得一清二楚了。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安排好这么多事。
( 三) 清匪反霸
接下来的清匪反霸有点残酷。
有一次，在万县和忠县之间最大的码头，政府一下枪毙了八个地痞子，还示众了三天。严格说来，这八个人或是土匪头子，或是当地恶霸。解放前，他们欺压百姓，危害乡里。枪毙他们，大快人心。这也一下震住了方圆几十里。大家都说，共产党不得了，这些人都敢杀，所以大家都老老实实地。漏网的土匪也没有敢动的了。人民政府在老百姓中一下树起了威信。
我看过二次枪毙人现场。
一次是枪毙崔吉真大地主。解放前，他是靠“捡谷子”发财的。他捡谷子，比较特别。谷子成熟时，别人家刚捆好，仗着有个在上复兴乡当乡长的叔叔撑腰，他就去一捆一捆地白捡。谁要是“阻拦”，他的乡长叔叔就会出头。“这就是抢嘛”，但乡亲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他捡着捡着谷子，竟然置上了几条船，在长江跑起了运输。公审大会是在乡里一个学校操场上开的。乡亲都跑去看了。批斗时，很多人上去控诉了他。
还有一次在我们乡政府驻地，同时处置的一共有十几个土匪恶霸。开斗争大会时，一群妇女可能以前受过他的欺侮，一下拥了上去，拳打脚踢。枪毙对象身上都会贴上一张纸。上面写着姓名并打个“x”，都是用绳子“五花大绑”，另外还有个“布告”，写着主要罪状，“经XX县人民法院批准，执行枪决，立即执行”。但有些人是陪杀，吓唬一下而已。名字上打叉的是真枪决，打勾的就是陪杀。枪不枪毙，当时有一条原则，就是犯没犯命案。我倒是没有听到说，哪个该枪毙的没有枪毙，或是枪毙中有冤枉的。
( 四) 查田定产
经过清匪反霸，地方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了。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是查田定产。所谓查田定产，就是在查清各家各户土地的基础上，划分土地等级类别，核定产量。具体办法是依据1951 年的《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老实讲，当时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但参加查田定产的同志都要接受专门培训。
这件工作经历的时间不短。开始，每家田地都要丈量。因为是山区，很不便利。后来我们作了变通，不按面积来，就算谷子产量。产400斤谷子的地就算成一亩田。
我参加了田亩登记工作，每次都要写下地块的“位置四至、产量”等详细信息。那时候，工作的同志都很认真，也很公道。为保证准确，不同村之间还会交叉核查一次。
（五）划定成分
哪些人可以分到地？这就需要划分阶级成分。当时农村存在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地主与农民。农民里又分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简单来说，富农的标准是，剥削程度超过25%。富裕中农，要请一些短工，但是剥削程度不到25%。贫农，地不多，自己种自己的地。佃农，自己没有地，租种别人的地。雇农，自己没有地，受雇于他人。
我们村划定成分的事，是农会里那5 个人商议来定的。划定过程中，剥削程度太难算了。村里经请示上级后，定了一条政策，不去细算那个25% 了，规定“凡是雇长工的就算成富农”。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划成分。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如果定成地主、富农，肯定要倒霉。
划定我们家的成分时，发生了两段插曲。父亲兄弟有四个，严格按照标准划分，都属于贫农。但看到一大家子都是贫农，三爸( 三叔)自己主动要了个中农。我还有个小叔，20 多岁被抓去当兵了，一直没消息。小婶娘在家，自己种不了地，就将自家唯一一小块地出租了。因为出租土地了，她的成分最初被定为地主。随后她就被赶出了老屋。后来，有人来复查，因为她没有劳动力，出租土地又不多，家里也不富裕，又给她取消了地主成分。
（六）减租退押
真正分地之前，村里进行了减租返押。
解放前，我们村的地租一般分为三个档：对半开的，产出的一半用来当租，这些都是产量高的好地；四六开的，产出的四成用来当租；三七开的，产出的三成用来当租，这些都是比较差的地，也占了多数。
每年最终具体交多少租，又会随着年景来变动。为少交点租，乡亲们耍计谋让产量少估点。那时，大地主都住在县城，很少下乡来。每年阴历6、7 月份，谷子快成熟时，他们就派狗腿子下乡看收成。天气最热的时候，狗腿子到了村里，已是中午。一路走来，走不动了，人都晕了。大家就拿出好吃好喝，同时请来几个会喝酒、灌酒的说客。好不容易吃完饭时，也灌得差不多了，再带狗腿子下地看庄稼。故意领到差一些的地块，还不断地央着说，“今年的庄稼实在不行，收成差。算300 斤吧!”“好吧。”天气那么热，酒足饭饱的狗腿子根本不细看，就赶着回去汇报了。
尽管如此，当时农民的地租还是很重。实行二五减租，就是规定地主收地租时，最多只能是产量的25%。这样，租就轻多了。退押就是退押金。租地都有押金的，这些都让地主退给农民。
（七）算剥削账
挖地主、富农家的浮财，算剥削账，其实就是一条，除留给地主、富农必需生活品外，把他们其他所有财产都“拿”来分。地主家的叫没收，富农家的叫征收。比如房子，地主家的一律充公，强迫他们搬到小房子住；有些富农房子较多，也要征收一部分。在不同的阶段，征收或没收的手段有稍微有所区别。
在这过程中，批斗就厉害了。很多地主有金首饰等浮财，不想交出，就藏起来。乡亲们想法逼他们。有好几种手法，捆起来，吊起来。大家都很积极，主要是他拿出来后，大家可以分。一般情况下，地主受不了几下就交代，拿出来了。
清浮财时，气氛很紧张。为了防止地主、富农逃跑，每个村都得有个岗哨所，由民兵轮流值守。只要有陌生人路过，就会拦下盘问。必须拿出路条才放行，没有路条一律扣住。
接着就是分食胜利果实。分给谁都是干部说了算。衣服、被子、农具、坛坛罐罐、箱子、铜钱、银元都拿出来分，房子和金子是不拿出来分的。房子一般分给少房的人。金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猜测，是直接上交给国家了。分浮财时，我父亲比较聪明，光要了一些农具，没要其他的。
地主被扫地出门后，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很多出去讨饭。讨饭时，怕遇到熟人，就跑到远一点的村子。比较远的陈家村有个地主，被收了浮财后，一家子没有吃的。有一次，他家的小姐讨到我家里，三哥还“欺侮”了她一下，要她当媳妇。母亲善良，有同情心，大骂了三哥一顿，还拿了吃的给她。
（八）均分土地
分完果实以后就到分土地了。地主家的地都被没收，富裕中农家多少征收点的。分土地的标准就是没收、征收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一般佃农原来耕种的就直接分给他了，家里人口多土地就多分，人口少就少分，同时好田坏田搭着分。
分田地的过程很简单，就是开几个会。分土地，还是有点平均化，但农民都很认可。那时，农会干部没有一点私心，分地比较公道。所以，他们提出来如何分时，没有人会反对。记得分地时，基本上农会的人怎么说，就坚决怎么办。
分地很顺利，我们村几个晚上就分完了。分了以后就发给土地证，没有期限，明确为私有，县政府盖上章，还有县长的名字。那时候，老百姓非常渴望土地。拿到了土地证，农民可高兴了。我还记得，村里一位老佃农拿到土地证时，让我念了好几遍内容。
到1951 年上半年，村里土改基本完成。
分地过程中，我帮忙登记。那时，天天都在村部，与农会的干部同吃同住。那段时间，吃得好，顿顿都煮从地主家没收来的腊肉。
土改中，我们家也分了一点地，大概十来石。
（九）土改成功
有了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家很上心，忙着给自家的地增肥。各家各户天不亮就去捡狗屎肥田。还有就是到学校抢粪，刚开始是农民拿粪桶直接挑回去，后来必须拿东西去换。再后来，各家都在学校边上摆上一个粪桶，小孩愿意拉在哪家就拉在哪家。几十个粪桶一字排开，那场面还是比较壮观了。再就是冬天到山上刮树叶。麻桑树的叶子很厚又很大，大把大把采下来。不顾水田泥和水的寒冷，赤脚将麻桑叶踩到泥下。二是冬天也整地了。过去到了冬天，农民们基本不干农活。土改过后，冬天大家也下地了，做些平整修补的活计，地里连一块石头都给捡出来，崩掉的缺口更是修得好好的。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平常就是喂的是菜和猪草，催肥的时候喂粮食。猪吃得多，拉得也多。还有鸡，鸡粪也多了。肥料就有了。这样，农业生产很快就上去了。我们村的情况是，产量翻了番。
我家养猪、养鸡，还养了头牛。1951 年一算产量，我家7 口人打了17 担（石）谷子（每担400 斤），还有两袋糯米和酒谷，70 多背篓红薯，吃都吃不完了。解放前，我家一头年猪也没杀过，1951 年开始，第一次杀年猪，1952 年杀了两头肥猪。这些都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朝。
吃饱饭的农民，过年、过节一下也来的精神。那时候，每个村都组织了剧团。村里头直接打钱，自编自演搞活动。节日里非常热闹，男女老少到学校扭秧歌、打连萧、打腰鼓。过春节时，各村要组织表演队到其他村拜年，要把乡里所有的村串完。表演队自己带被子，演到哪个村，就住在那个村。当然，到哪个村演，那个村就管饭。一看表演队来了，大家伙全都跟着跑。我会吹笛子、拉二胡，每次这样的活动，没有拉下过。
还是就是看露天电影。小时候，看电影可是件享受的事。那时，电影都是在露天放。找一块空旷一点的地，比如，学校的操场、打谷场，用几杆竹竿搭起架子，挂上影幕。老式的放映机，用煤油发电机供电。一听说哪个村放电影，大家哪怕举着火把、走上半夜的山路都要去。我还记得，在县城的武陵区外头放电影，我们跑了好久才到放映地，河边是人山人海啊。那次，看的是《列宁在1918》和《难忘的1919》。看完电影后再走回家时，已公鸡打鸣了。
土改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进行的第一次伟大变革。这次变革非常成功。我现在回头来看，有两点强烈的感受。一是土改中，干部很公道。那时候，无论是划定成分，分浮财，还是分田地，干部们做得都很公道，没有谋一点私利。二是具体执行政策时，也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做到既符合政策，又符合实际。结果是老百姓信服，大家满意。
土地改革成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有了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立即被调动出来。被连年战争破坏严重的农业生产力很快恢复，一年后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曾是满目疮痍的农村大地，很快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本网记者 魏登峰 王翔 采访整理）
中国农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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