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地方，想结合自身的工作和感受讲三个故事。

　　故事一

　　第一次接触《农村工作通讯》是在80年代。那是80年代中期，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农科教统筹结合，省农科教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我被抽调到农科教办公室。有一天，我到当时的省农经办宣教处对接工作，第一次看到了《农村工作通讯》杂志。来自教育系统的我，当时对农业农村知之甚少，一看到这本杂志，就立刻被深深吸引住了。临走的时候，我给农经办宣教处的领导说能不能送我一本?宣教处的同志很客气地送了我几期杂志。从此，我便与《农村工作通讯》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成为我学农、知农的第一个日常读本，以后省农科教办公室也订了这本杂志。2000年机构改革时，省农科教办公室从当时的省教委划转到省农委，我也很荣幸地成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的一名通讯员。这么多年来，《农村工作通讯》始终是我案头必备的读物，我通过这个杂志看天下，知农情，学新知，懂理论，释疑解惑，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故事二

　　2011年4月，现任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从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调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分管农业。到任刚一个礼拜，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们把开年以来的《农村工作通讯》找一套送过去，余省长要看。当时我们办公室一位秘书问，省长为什么指名要《农村工作通讯》呢?我说，杂志有权威性呗，而且省长在江西的时候，在省委农工部、省农业厅工作过，更了解这本杂志的分量。但这个分量到底有多重呢?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也在思索这个事，因为我们的几任省委、省政府分管负责同志，都对《农村工作通讯》上刊发的文章做过批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让办公厅打过电话，要我们把他们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商请《农村工作通讯》发表。所以我感受到这份杂志在领导心里的分量。究竟为什么在领导心里总是那么沉甸甸的呢?后来，我在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找到了答案。那是在纪念馆新馆建成不久，我第一次去参观，进馆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8位农民鲜红的手印，之后，讲解员给我们讲述了大包干前后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指给我们看墙上影印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上当时发表的几篇文章。讲解人特地说，这几篇文章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那一刻，听着大包干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再看看同一个展厅展出的十八个红手印和《农村工作通讯》，我感到极为震撼。我想，我们《农村工作通讯》何止是一份“国字号”杂志，她是“三农”历史的积淀，她记载的分明是一部厚重的农村改革发展史，见证的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风起云涌。我瞬间明白了，各级领导这么看重《农村工作通讯》，他们看重的不仅是这本杂志的权威性，更是她对共和国农业发展史的真实记录和深度解读，是对时代公信力、历史公信力的敬重。

　　故事三

　　2014年四五月间，我陪同中国农村杂志社辛燕副总编等几位同志到安徽绩溪去调研。应一个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的邀请去参观茶叶基地，从绩溪县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吉普车，一路颠簸来到大山深处。在这位理事长简陋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本《农民文摘》。当时我问他你是不是经常看《农民文摘》，他回答说，他是在办公室里看《农民文摘》，晚上回家看《农村工作通讯》。看《农民文摘》主要是学技术，看《农村工作通讯》主要是了解党的“三农”大政方针，了解基层典型。

　　这位理事长的话，使我感到《农村工作通讯》不仅是我们的干部需要，我们农村的合作社社员、理事长们、农民也同样需要。所以当时就想怎么能让这个杂志走进农民中间。于是，这几年我们在杂志社的支持下，在绩溪、泗县、太和、灵璧等地陆续开展了一些送刊读刊活动，还建立了调研基地。这几年，每年的《农村工作通讯》都有几十篇文章报道安徽农村改革发展的情况，这里面既有党政领导的文章，又有基层干部群众的事迹，特别是新农人的创业故事，他们“三农”工作的酸甜苦辣，都让我感觉到《农村工作通讯》上接天气、下接地气，这可能是《农村工作通讯》能够成为期刊中的“常青树”的一个原因。

　　前几天，刚成立不久的安徽省食用菌行业协会的会长到我那里，看到《农村工作通讯》立刻翻阅起来，她看过之后就提出“你送我一本”。她认为这个杂志应该推荐给协会的会员，让他们也经常看看这本杂志，她说，“这能使我们协会的工作更加贴近党的方针政策，把协会工作做得更好。”她的话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在新常态下，《农村工作通讯》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我们的杂志只要以人民为中心，就能够走进人民的心坎里，就能够为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接受、所欢迎，成为他们工作、创业、创新必不可少的好帮手。这是第三点感受。

　　最后谈一点期望，值此《农村工作通讯》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杂志：六十甲子方作始，更激荡三农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唱好大吕乡音，谱写美丽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新篇章。作为一名通讯员，我想借此表达对我们这本杂志的深深祝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