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农村工作通讯》杂志创刊之初，我的母亲杜茵就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她是1955年随我父亲郝盛琦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互助合作处)工作的。母亲学的是财会，原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下属的区办事处搞过人事，当过副科长。她被抽调到编辑科，刚开始搞财务，管发稿费，熟悉了一段就开始选稿子、看稿子，主要做起了编辑工作。

　　母亲回忆说，《农村工作通讯》创刊初期，归农村工作部二处编辑科负责编辑，在原农村工作部(现在的复兴路61号院)的办公大楼里有两间办公室。科长负责具体的编辑业务，二处的处长对《农村工作通讯》负有领导责任。李友九、霍泛、李林朴、陈平都负责过《农村工作通讯》的编辑工作。大约过了一年多，编辑科升格为《农村工作通讯》编辑室，成为中央农村工作部下属的一个独立单位。郝中士担任编辑室主任。先后和母亲一起工作的同事有：柯克明、汪竟华、杨曾咸、张家骐、王隆都、苏平、孟庆楷、张漪珊、刘显谦、刘咨周等。当时他们大都住在农村工作部的大院里，是我小时候见面必称叔叔阿姨的长辈们。他们的子女有的是我儿时的小伙伴儿。我家姐弟五人，我排行老三。弟弟最小，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叔叔阿姨们都认识。我们四姐妹年龄接近，经常让人分不清。在院里见到这些长辈，最常听到的问话是：“你是杜茵家的老几呀?”60年过去了，如今许多人已经不在了，但他们和蔼可亲的面容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无法忘却。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老战士，又是中国农村杂志社的开拓者、奠基人，有些还成为复刊后的领导成员，继续为杂志社奉献了余生。后人应当永远铭记他们!

　　母亲在《农村工作通讯》编辑室工作了大约近10年。1965年初，编辑室的工作人员分别参加工作队，奔赴各地搞“四清”，《农村工作通讯》休刊了。一年之后，参加“四清”的同志陆续返京，《农村工作通讯》准备复刊。当时负责这本杂志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已经开始调任干部。在此期间，母亲在农林政治部独自编辑《政治工作通讯》。但没出几期，“文革”开始了，《农村工作通讯》复刊彻底搁浅。父亲挨整，母亲受到牵连，也跟着挨整，后来被下放，从而离开了《农村工作通讯》。我那时还小，对母亲的工作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到她做什么事都认真严谨，文字基础扎实，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直到现在还坚持读报纸看新闻，时不时地可以从中挑出点儿错别字。现在回想起来，这与她在《农村工作通讯》近10年编辑工作的经历不无关系。

　　20多年后，《农村工作通讯》这份情缘延续到了我的身上。1992年初，我进入《农村工作通讯》编辑部工作。当时的社长是白富才，总编辑是周鸿飞。初进杂志社，一股暖流扑面而来：那时杂志社早已是厅局级单位，但上下级之间或同事之间不称职务，无论是做什么工作，都是“老X”、“小X”这样的称呼，年龄相当的大都不称姓而直呼其名，让人倍感亲切。复刊重返杂志社的陈平、柯克明、汪竟华、杨曾咸、张家琪和秦宇奇等老同志都已离(退)休，大都仍住在61号院里。只有刘显谦还在做审读，为《农村工作通讯》继续发挥余热。我去看望或者见到这些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首先回答“是杜茵家老几”的问话时，一种久违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我在原单位一直做文字编辑，有中级职称，曾下过乡、插过队，对《农村工作通讯》这本杂志的采写、编辑工作很快就适应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由与人合作到独立成篇，又到带着年轻同志一同下去采写稿件;由编辑几篇文章几个专栏到统审全本杂志;钢笔字越写越少，键盘越敲越熟练……编辑采写水平日渐娴熟，对农村工作的观察视角逐步开阔，统筹策划能力也不断提升。这些年里，我有多篇文章分别获得全国农业好新闻奖或首都女记协好新闻奖。专业职称由中级晋升为副高、正高。我深知，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都离不开《农村工作通讯》15年的培养和锻炼。

　　我到《农村工作通讯》编辑部工作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研究的父亲对这本杂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见到我，就要问“通讯办得怎样?”、“现在又宣传什么了?”时不时地向我提起华西村、南街村，叮咛说《通讯》应当多宣传这样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我是2007年5月退休。之后，经常回父母那儿看看。父亲照例是有关《通讯》的话题;母亲常常问起过去的老同事，关心他们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有一次和他们聊起退休后的工资待遇，我问母亲：“1955年，你调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前就是副科长了，怎么直到退休工资才是副处级?”母亲笑了，说：“还不是因为你爸爸。我调北京前的工作单位在基层，工资级别低。农村工作部人事处曾找到你爸爸说要给我调一级。你爸爸当时在二处，跟我也没商量就说，算了吧，以后再说。后来多少年也没调。不过，按照国家对离休干部的政策，现在我的医疗待遇可是局级呢!”听到母亲像讲故事般得如此淡然，我不由得对父母亲肃然起敬!我终于理解不问家事的父亲为什么对《通讯》情有独钟。个人利益看得淡，而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始终装在心中!如今，父母亲年事已高，出行不方便了，但他们还时常关注《农村工作通讯》，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关注农业。这就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对农村和农民割舍不断的情怀!也是我家两代人对《农村工作通讯》难以磨灭的情缘!

　　如今，《农村工作通讯》已走过60年风雨路，我们与她的这份情缘还在延续……两代老职工热切地期待《农村工作通讯》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守办刊宗旨，再接再厉，更好地发挥媒体积极的导向功能，为农村服务，为农民呐喊，为农业歌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农村杂志社退休干部、《农村工作通讯》编辑部原副主任)